若萍看到一万两千美元的担保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乘了个8，随后心头就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一样，七上八下。眼下即使倾囊倒箧，今夜“洛市吹箫”，沿街乞讨，自己所能拿出的也不足这个数目的一半，那么保释出去以后，日后怎么还他？打工存钱？可身份在哪里？工作在哪里？由子帆作后盾？可子帆又在哪里？瞒天过海以缺少生活费为籍口再度向父母伸手求助？可家里剩下的那几万块人民币已经是自己带完路上盘缠后的最后一点“家底儿”了——况且自己逾期不归，万一单位向家里索要赔偿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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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问题得话，就请刘小姐抓紧时间在ALIEN栏目下填写并签字；我现在就去准备BOND，有问题的话就请LEE 先生帮助——他并不是第一次来为人作OBLIGOR，积累的经验足够作我的法律助理了——对吧，伙计？”LAWRENCE律师幽默着，又在黠然一笑间拎起皮包，走出了房间。
若萍看着律师走了出去，踌躇之间想说什么，却又觉得无从说起。此刻，移民署的一方寸地，终于只剩下了若萍和她的唯一“战友”，LEE ，——不，他即将就要成为她通向自由之光的“救主”。他从飞机上的一个陌生旅伴成为她救广东婆婆的“战友”，又将从“战友”成为她走出囹圄的“恩人”——虽然对于他来说，随著时间的延续和时空的转换，这串逐渐“升级”的身份可能在依照他的性情于他的身上做着合理的跳跃性排列，可对于若萍来讲，这一切实在是陌生而突兀。这种突兀如同一层弥障一样，隔在她和LEE之间，让她在他面前反而失去了她面对女移民官那个立场分明的对手时所有的清晰和果断。
万籁俱寂，只有LEE填写表格的笔尖，在纸面上悉悉簌簌地匆匆行走着……
终于，他放下笔，将填好的表格轻轻地推到若萍面前。
若萍仍然盯著桌上的文件，没有反映。
他也并没有马上叫她继续填写，而是问道：“怎么样？”
“什么？”若萍回。
“看了半天文件，都读懂了？”
“应该是。”若萍答。
“哦？！”他有点吃惊：“记得我从前第一次帮别人作OBLIGOR时，填表前花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办法全部看懂这叠纸文，你的英文很棒啊！”
“倒不是那样——我只看懂了我要看的地方。”若萍把每个字都咬得清楚。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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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先生，”若萍突然抬起头来，转向他，面容真诚。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她问。
“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他也真诚。
“坐在北京的馆子里，吃碗热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