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看完了70集小说《如焉》，感触甚多。不过在电脑上读书有个好处，可以把字体放大，端一杯卡布希努，或者吃着喜爱的小吃，垫好靠背像看电视，这样眼睛就不那么容易累了。看到感动处，则干脆仰过去，闭目沉思，或忍泪。
这部小说的感人之处在于它的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如焉---一个40多岁守寡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对待新感情方面爱得彻底，爱得绝望,然而世俗的嫉妒与恐惧让彼此爱恋着的两个人最终没能走进婚姻的殿堂,他们都已过不惑之年,对人生对情感的态度足够沉稳踏实，但他们却无缘相儒以沫携手共度余年，爱还是走到了尽头。
还有她和她的网友们的友谊和对这个社会发展的关注讨论，对社会不公正直言鉴意客观的评论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等等活生生的 ，好像这些人就生活在你我周围，这些事好像就发生在你我周围，特别让我很感动是作者关于写这篇小说前言，希望大家看后能跟我有一样感觉：
介绍《如焉》作者胡发云关于这篇小说前言：
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2001年春上，妻子李虹查出胃癌，中晚期。三十年前，在部队的艰苦生活中落下的痼疾，就这么兀然爆发了。从此，这世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数年间，时间都给她。看病，住院，旅游，或过日子。
我本来就写得不多，在这以后的，每年只写一个中篇，外加数篇散文随笔，凑够我的差事要求的工作量，也免却妻子的不安，不让她觉得拖累了我。
医生说，要是过了三年，算过了一大坎。
三年就要过去了。一切都是这样的好。2003年底，12月17日，几家刊物和出版社都要稿，我开始写这个东西。每天写几个小时，大多在她休息时候。很顺，很快，也很自在。过年过节，友情往来，散步锻炼，逛街购物，定时去医院检查取药……什么都不耽搁。2004年3月16日完稿。刚好三个月。
我写的时候，李虹插空一节一节看着，像吃萝卜，我剥一截，她吃一截。完稿后她又连读数遍，改错，定标点。说，很喜欢，怕是发不出去。
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编辑。作为读者，她常常会情不自禁，笑出声来，或泪流满面。作为编辑，她永远严丝合缝，为一个字，一个用语，要翻好几部词典。所以我常常会对刊物的朋友开玩笑说，我的稿子，有两“不”——一是不需改错，保证出错率在规定范围内，二是不愿改稿，特别是为那些非文学因素。
妻子是一个文字感觉很好的人，能一直得到她的喜爱，我总是很自得。
在手书时代，她最大的乐趣，就是给我抄稿。我用类似速记的方式写下一堆堆谁也认不出来的符号，有时到后来我自己也认不得了，她却可以将它们变成工工整整，清清爽爽的誊正稿。十多年前，我在第一本小说集的后记里写到：“她对我的文字有一种私情的偏爱——照说她当了二十多年文学编辑，应该很冷漠很挑剔很公事公办了，但读我的东西常会读出点眼泪来。最初十几年中，几乎我全部的稿子都是由她誊抄后寄出去的。最多的时候，一天两夜抄了二万字。所有编辑部见到的我的原稿，基本全是她的手迹。”
九十年代初，有电脑了。为了她的第一时间阅读权和抄稿权，她让我依然用笔写，她来录入，我写一部分，她录一部分，当写的赶不上录的时候，她便用宋丹丹的语气揶揄说：“哼，不够吃！”
2001年后，我不再让她做这份苦差事了。她失落了很长时间。
《如焉@sars.come》写完不久，妻子兀然复发。然后，这篇东西便一直放下了。
这是妻子见到的我最后一件作品。
似乎是命运的暗示，里面的两个男女主人公都是丧偶，都是中年。想到这里，便有些伤感。小说里的故事虽然与她无关，但是茹嫣身上的精气神，许多来源于她。我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她的影子，如《老海失踪》里的何必，《驼子要当红军》里的中欣，《思想最后的飞跃》里的袁源……
2005年夏天，老同学肖远将它发到一位友人的网站，不久之后，网站关张。从此，《如焉@sars.come》便在相识或不相识的友人间以电子文本流传。秋冬之际，《如焉@sars.come》到了正要赴任《江南》杂志主编的袁敏手里，她当即让朋友丁东转告我，她很喜欢，希望能在改版后的《江南》第一期上用。于是，2006年初春，《如焉@sars.come》以尽可能完整的面目出世。
现在，又近一年过去，《如焉@sars.come》终于成书。我想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天下书图图书有限公司和一切关注及帮助过此书的朋友们致谢。
2006年12月2日，是李虹两周年忌日。她一直没有离开我，静静躺在卧室那个高贵典雅的黑陶瓶中。我想把此书献给她，做一个纪念。所以在小说前面加了那一行字。“如焉如焉奈若何？”
胡发云
2006年9月13日
专访《如焉@sars.come》作者胡发云
胡发云 武汉人，武汉市文联文学创作所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68年曾赴湖北天门县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部队工厂焊工、车间统计人员、厂工会干事。
2006年，一本小说使知识界感到惊喜，甚至有人预言，它将是2006年最红的小说。它便是《如焉@sars.come》（以下简称《如焉》），作者胡发云。
这部长篇小说首先在网上流传，其后，又以打印文本的形式在北京知识分子中传阅。刊载该小说的《江南》2006年第一期，更是一时纸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2004年成稿的《如焉》，单行本却直到今年10月才得以面世。近日，记者就此专访了该书的作者。
我们的文学，没有尊严
记者（以下简称记）：《如焉》中很多话题和现象，都能在当下找到对应。你觉得文学是否应该对当下、对现实进行更多的干预和思考？
胡发云（以下简称胡）：这首先是一个写作者自由把握和自主选择的问题。写作，是生存状态和内心思考的一个自由表达的途径，但是，我觉得目前最主要的是要找到文学的尊严，找到文学自由表达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谈文学的自由选择，再去考虑你是直面现实，还是回避现实，才会是一个真命题。
记：在当代作家当中，直面当下的问题进行写作的作家并不多，比如余华、苏童，你怎么看待他们的写作？
胡：首先，余华、苏童、莫言、王安忆啊，这样一批人，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也是非常有才气的作家。这批作家因为自身的经历，以及自身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他们会写出各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如果他们长期对当下如此丰富、如此有意义的文学素材，不去接触它，我想可能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选择的问题，也可能有某些难言之隐。一个好的作家，不会为当下这样的一些问题完全心无所动，那么，是什么东西妨碍了这批作家来表现当下的生活？当下的生活构成的文学要素，是非常足够的，写出最好的作品也是足够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作品没有出现？总是有一些障碍在他们面前，他们不愿意为越过这个障碍付出过多的代价。就他们的人生经历、才华和思想洞见，应该是有能力写出更好的东西。
记：其实，从我们的文学史来看，真正对现实反省和思考的文字，几乎也是缺失的，你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胡：今天上午我跟丁东还谈到这个问题，丁东就说他喜欢《如焉》，因为《如焉》是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前一些标榜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其实都失去了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现实主义最简单的意义就是批判，就是永远对时代提出问题。从上个世纪中期，人们给文学规定了一条很窄的、甚至是虚幻的道路，很多作家都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到自己生命的终结，但是没有让自己的作品变成现实主义文学。至于其他的各种流派，它的基本精神，应该是表达自己内心，表达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一种有意义的内容，它才能够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构筑足够辉煌的殿堂。在沙俄和前苏联时期，就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俄罗斯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在努力地表达俄罗斯民族的尊严。他们把内心的尊严看得比生活的优裕重要得多。
现在很多人找不到来处
记：《如焉》出版过程的周折，是否可以看成直面现实时产生的疼痛感？
胡：如果不去与市场合作或合谋，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损失，但是，我想你最大的收获，就是内心获得尊严，以及表达的满足感。商业带来金钱，政治带来的各种荣誉和光环，都会因为时间而流逝。
记：或许绕开现实，能让你的故事、你的文字更有伸展的余地？
胡：在一个常态下，文学的空间是无限的。但是，在当中某些重要领域设限后，其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可疑的。写一个当今的人物，如果他的年龄足够让他生活在中国当今的半个世纪里面，你回避掉了他在某一阶段的历史，那么这个人物的所有表演都是可疑的。作为长篇作品，你如果把他重大的人生轨迹模糊掉，或者完全抹掉，那这个人物在今天的表演是很虚幻的。回避了这点，就像一个人有头脸，没有腰，或者没有下半身一样，这样的人物不可能走得很远。在所有大师的作品当中，他的人物都是有由来的，和历史息息相关的。任何的样式，任何的题材风格，都扎根于中国现实这块土壤。即使像《西游记》、《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也是扎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土壤。在今天的社会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你有什么能力去写超越中国半个世纪现实的故事？
记：你为什么选择写SARS？它绕不过去？
胡：其实也有很多比非典更具有文学吸引力的素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动笔。SARS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事件，它是一个普通的疫情，它最多是一个医学上的事件，它是如何发展成一个政治事件，然后扩大为社会事件？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因素促使它发生如此变化？它实际上揭示了我们整个文化、政治体制在面对这样突发的社会自然事件上面，显示出的做派和方式。而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各种人的反应，也表现出来了在数十年来政治生活中打下的烙印，在这点上构成了小说叙述的舞台背景，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各色人物上场，就能非常轻易地进行他们的表演。
达摩很多，毛子也很多
记：作为修理工的达摩，毛子的朋友，他在小说中被誉之为“草根身份，贵族情怀”，达摩是不是只是一个理想的个体？
胡：应该说，在我的生活，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有很多达摩这样的人，只是他们没有体制内的身份，没有一个平台，没有获得社会认可的身份。因为网络，他们才得以现身。网络上的身份，又往往不为体制所认可，这些人也只能在网络上以草根学者、草根思想家的形式存在。他们的思想力度，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情怀，可以说绝对不亚于现在在体制内混饭吃的那些学者们。达摩生活中的原型，可以说比比皆是。前几天有个朋友就说，他原来不相信有达摩，后来看到湖南一个摩的司机的博客，你看看他的文字，看看他考虑的问题。如果没有网络，他可能就是在茶余饭后评说下世道人心，一旦有了网络，并且行诸文字并且传播出去以后，他就是草根思想家。
记：“毛子”给人印象很深，通过这个角色，你提到了知识分子的犬儒化问题，那么，“毛子”多吗？
胡：有一个医院的领导，她看了之后，就说，我就是“毛子”。但是，从心里来说，我愿意做“茹嫣”。“毛子”这个人物涉及中国眼下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知识分子世俗化、犬儒化的现象，在当今高校，在文化机构，到了愈演愈烈、甚至不可容忍的地步。有时和高校的朋友在一块聚会，他们会自我解嘲地说，我们在座的都是“毛子”。但是当这种自嘲变成了一种游戏和仪式的时候，自嘲就又失去它的意义了，因为没有了自醒。他们的自嘲，实际上已经卸掉了自己身上道德的担子。
记：在小说当中，还有一个卫老师，他无疑是一个清醒者，对于文革、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保持着理性和清醒，他和巴金是不是有某些相通之处？
胡：巴金是我尊敬的老人，但是他也有巨大的缺陷。他的这种缺陷，恰恰被某些人抬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自身也都难以逾越。我所知道的老人当中，比巴金更有勇气、更有眼力、更有思想深度的人，大有人在，只是说他们没有获得巴金这样的话语权。应该在民间，包括以前在体制内的，包括党的高官，他们都是中国的良心。在这一点上，我倒保持乐观。一个民族优秀的东西不会完全泯灭，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于那些缝隙当中。它们有一天会重新生长出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和更纯净一些，如果给一些时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