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沉刚： 回忆父亲刘斐 [修订本] (外一种）

刘沉刚： 回忆父亲刘斐 [修订本] (外一种）


（一）在抗日戰爭初期

大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抗日戰爭爆發後的不幾天，我父親劉斐與白崇禧等由桂林飛抵南京，與蔣介石商談決定共同抗日以後，隨即飛回廣西，與李宗仁等籌謀有關事宜。

八月二日，蔣電邀李、白入京；四日下午，白崇禧即與我父、李任仁（重毅）等乘坐專機前往。數日後，蔣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統帥部。任何應欽為參謀總長、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軍事委員會設第一至第六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治、宣傳、組訓等事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在 武漢進行改組，取消第一至第六部，改設軍令部、軍政部、軍訓部、政治部，何應欽改任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徐永昌任軍令部長；陳誠任政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政治部副部長）。我父被任為第一部作戰組（後改為軍令部第一廳）中將組長，其後，任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和軍令部次長等職。

當時，我父和作戰組的一些負責人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一貫採取的是蠶食政策和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它的兵備雖強，但人口少，兵員不足；國土小，資源貧乏；國力弱，不利於長期作戰；而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義戰爭是失道寡助的；同時，帝國主義國家之又有許多矛盾，它若長期進行這種不義的戰爭，恐會引起第三國的干涉，所以，它只能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至於我國，軍備雖處於劣勢，但人口眾多，兵源充足；領土大，資源豐富；而且所進行的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有哀兵必勝、得道多助等有利條件，所以，利於採用持久消耗戰略。

這些意見，在最高統帥部（軍事委員會）得到許多人的同意，成為當時指導抗日戰爭的基本戰略思想。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上海，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給了敵人以應有的打擊；同時，打亂了它的作戰計劃，使我處於主動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自應適可而止，而不宜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當日本侵略者大舉增兵，改用戰略包圍——由杭州灣登陸，而對上海陣地進行迂迴這一對我極為不利的形勢出現時，白崇禧和我父即向蔣介石（這時蔣介石兼該戰區、即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而以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建議：上海我軍要及時向吳福線既設陣地轉移，以便更好地打擊敵人和保護自己的戰鬥力。九月下旬，蔣介石採納了這個意見，同時，對前線各部隊下達了向吳福線轉移的命令；前線並已開始執行。不料，在下達轉移命令後的第二天下午，蔣介石召開緊急會議，突然變計，說九月二十八日國際聯盟大會已通過了「譴責日本在華暴行案」，現在正準備邀開「九國公約」會議，只要我軍繼續在上海頂下去，九國公約國家將會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命令，要各部隊仍回原陣地死守。面對這一錯諞Q定，白崇禧和我父一致表示反對。但蔣介石為了妥協求和，竟沒有同意。

這時，第一線各部隊，有的正準備撤退，忽然又要停止撤退；有的在接到撤退命令後已退卻在途，忽然又要返回原陣地；還有的已經撤退在途而沒有接到返回原陣地命令的，依然照舊後撤，這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亂。加之前線戰鬥激烈，脫離敵人已不容易；已脫離敵人又要返回原陣地，自然更不容易！

這樣指揮錯亂的結果，原陣地既站不住腳，到十一月初敵人由杭州灣登陸，對我上海陣地進行側背迂迴時，想把部隊向原陣地後方稍撤，結果也站不住腳，形勢十分危殆。經白崇禧和我父再次建議撤退，蔣介石才於十一月九日下令分兩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南京）全線撤退。然而前方此時已潰不成軍，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大軍數十萬竟先後越過吳福線和錫澄線的既設陣地而不能停足。

這樣一來，敵人跟蹤追擊，乘勝西犯，南京的防守問題便出乎意外地提前到來了。

蔣介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十一月中旬連續在他的陵園官邸召開了三次高級幕僚會議。

第一次會議大約是十一月十四日左右召開的，只有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父幾個人參加。

當時，我父的意見是，上海會戰後期沒有貫徹持久消耗戰略方針，空想等待九國公約國家出面制裁日本，把戰略作了政略的犧牲品，致使自己陷於被動。以此為鑒，今後自應堅持持久消耗戰略原則，從全盤戰略著眼，同敵人展開全面而持久的戰爭。如果拖到日本侵略者對佔領我國的每個縣均要出一個連，甚至一個營的兵力來進 行防守，即使它在戰術上有某些勝利，但在整個戰爭上，非失敗不可。

對於南京的防守問題，我父親也陳述了具體意見。他認為：敵人利用其在上海會戰後的有利形勢，以優勢的海、陸、空軍和重裝備，沿長江和滬寧、京杭國道等有利的水陸交通線前進，機動性既大，後方聯絡線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長 江彎曲部內，地形上背水，敵人可由江面用海軍封鎖並砲擊南京；從陸上也可由蕪湖截斷我後方交通線，然後以陸、海、空軍協同攻擊，則南京將處於立體包圍的形 勢之下，守是守不住的。我軍在上海會戰中損失太大，又經過混亂的長途退卻，以無戰鬥力量可言，必須調往遠後方予以補充，並進行相當長期的整訓，戰鬥力才能 恢復。基於我軍當前的戰鬥任務，為貫徹全面持久抗戰方針，就不能不避免在初期被敵強迫決戰。應以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爭取時間，掩護後方部隊的整補及進一步 實行全國總動員，以在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對敵進行有力的打擊。針對以上情況判斷，我父認為：南京是我國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棄，當然不可。但不應以過多的部隊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只能用象徵性的防守，作適當抵抗之後便主動撤退。

會上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說：應該這樣做。何應欽和徐永昌也點點頭，說：有道理。蔣介石也不能不說我父的看法很對，但又說南京國際觀瞻所繫，守是應該守一下的，至於怎麼守法，值得再加考慮。當時，他並沒有作出明確的決定。

過了兩天，接著召開第二次高級幕僚會議。參加的人比上次多一點，除了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父之外，還有唐生智、谷正倫等人。當談到南京的問題時，唐生智主張死守，他說：南京是我國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繫，又是孫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因此，非死守不可。但我父從整個抗日戰爭 考慮，主張只用十二至十八個團的兵力，作象徵性的防守。會上經過一番議論後，蔣介石仍沒有改變以前的佈置，但他說：「孟瀟（唐生智）的意見很對，值得考慮，我們再研究研究罷！」

又過了一天的晚上，接著召開第三次高級幕僚會議。唐生智仍堅持主張死守南京，並表示要同敵人拼到底，「誓與南京共存亡」。蔣介石聞言大喜，於是明確地同意了他的意見，同時任唐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

在決定死守南京後，唐生智要求增加兵力，蔣介石便把一切可以調得動的部隊都調往南京防守，以致兵力愈增愈多，未逾半月即達十一萬餘人。

可是，南京的防守不過二十餘日，激戰只有三、四天，城防部隊便全部潰敗，除突圍者外，餘均壯烈犧牲（敵人於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後，又大肆奸淫劫掠，同時屠殺了我三十餘萬無辜平民。這是近代史上前所未見的暴行，也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欠下的一筆血債）。而當南京城郊尚在激戰的時候，主張死守南京，「誓與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卻已溜之大吉了。

日軍既得京滬，便即指向杭州。不久（二月初），日軍又在津浦線北段大舉增兵，由板垣征四郎和磯谷廉介分別率領，而以台兒莊為會師目標，並策應津浦路南段敵軍的攻勢，企圖合攻徐州，打通南北戰場。

至三月二十四日，台兒莊戰役已達最激烈階段。蔣介石乃偕白崇禧和我父從武漢飛抵徐州視察，並對部隊調動作了重要指示。蔣於當日飛返武漢，派白崇禧和我父留在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

不數日，台兒莊之敵即完全陷入我軍包圍之中。我軍繼續奮戰，終於四月六日晚取得了台兒莊之戰的完全勝利。敵第十師團大部及第五師團一部被殲，殘敵萬餘人向北退至向城、棗莊、峰線和九里山一帶，負嵎固守待援。

四月十六日以後，敵方自平、津、晉、綏、蘇、皖一帶增調十三個師團（共三十餘萬人），配備各種重武器，並輔以飛機數百架，分六路向徐州進行大包圍，以期將我徐州野戰軍六十餘萬一網打盡。

在敵方這種有計劃的大規模殲滅站的部署之下，裝備窳劣的我軍，又處於四面受敵的徐州一帶平原地區之內，斷難與之抗衡，若自不量力而同敵人作大規模的陣地消耗戰，則必蹈京滬戰場的覆轍無疑。但蔣介石卻提出：為了擴大台兒莊勝利的戰果，應在徐州與敵進行決戰。對此，李、白和我父均表異議，認為這是有違長期消耗戰的既定方針的。

到五月上旬，敵已形成對徐州四面合圍之勢。在這緊要關頭，為了避免與優勢之敵作消耗戰，自十三日起，我軍即開始向 各方撤退和準備突圍。至十八日，各路大軍已將撤退就緒，徐州乃於當日午夜放棄。白崇禧和我父以及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一千餘人均同一撤出。我父與白崇禧於五月二十九日回到武昌軍事委員會所在地。

敵人由於徐州會戰未能達到殲滅我軍的目的，乃改沿長江沿岸向武漢進攻。

六月間，敵人先後進佔我潛山、太湖、馬當、湖口等地。七月二十三日，敵於九江登陸，武漢會戰於是揭幕。

為適應戰事發展需要，在此之前，軍事委員會即已擴大第五戰區轄區（從蘇北、皖南、皖中、皖北到豫北、豫東），仍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以二十三個軍的兵力，擔任長江北岸的作戰。另設第九戰區（統轄鄱陽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地區），任陳誠為司令長官，以二十七個軍的兵力，擔任長江南岸的作戰。

時李宗仁因病留武漢醫治，蔣介石乃派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代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李宗仁由武漢回到第五戰區長官部負責指揮以後，白才轉回武漢，專任副參謀總長之職）。白在前線工作，我父則在武昌駐地協助白崇禧對武漢會戰的指揮。

經過將近五個月的作戰，我軍屢克強敵，頗有斬獲。至十月初，敵艦駛入田家鎮以西，於蘄春、蘭溪、巴汀、黃岡、陽邏等處登陸，策應由廣濟西進之敵。十月十五 日，黃陂陷落，武漢側背受到威脅。九月下旬，敵自潢川越羅山，向信陽進犯。十月十二日，我軍放棄川陽，退守桐柏山。敵乃驅兵南下，企圖入武勝以西，截斷我襄花公路。此時，消耗敵人的目的已達，於是便在十月二十五日放棄武漢。

武漢撤守之前一、兩個月，軍事委員會的各部會高級官員都到了長沙。我父也隨著到了長沙。我父參加過幾天以檢討作戰經過為中心的高級軍事會議（也就是南嶽會議的準備會）。在這個會議之後，軍政重心便暫時移到衡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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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間，我父與周總理和郭沫若（郭沫若和我父在北伐時就相識了，他曾說：劉為章雖屬桂系，卻是南京政府的有數的戰略專家）等曾在長沙聚會。是我父「發動」唐生智請的客。除周總理、郭沫若及其夫人于立群以外，還有參謀總長何應欽、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組。吃完飯以後，我父便與周總理和郭沫若前往衡山。周總理讓郭沫若和他同車。我父為了好談話，也讓自己的小汽車和卡車吊在後面，坐上了周總理的車子。在開出離長沙不遠，在一處幽暗的小道上，對面一部卡車像狂牛一樣跑來。這邊連忙避讓，連車頭都讓出了公路，結果還是被碰上了，算幸運，只碰壞了車門的把手。於是，周總理的車子被拉回長沙去修理，他與郭沫若便改乘我父的汽車，一直到南嶽。路上他們互相交談，我父獲益甚多，影響極為深遠。

我父到南嶽，是為了與白崇禧商量有關軍事問題，並準備參加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開的南嶽會議的。

南嶽會議後，蔣介石決定設置桂林行營，以白崇禧兼任主任，指揮長江以南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隨即於十二月三十日正式宣布成立。

在此之前，我父曾向白崇禧建議，以楊東蒓和李任仁分別擔任桂林行營秘書長和政治部主任。白請示蔣介石，蔣只同意李任仁為政治部主任，而不同意楊東蒓為秘書長——因蔣認為楊是「反黨」（反國民黨）反「中央」（反國民黨中央）的。李任仁見楊東蒓被否定，自己孤掌難鳴；又恐白性情多變，出爾反爾，所以對政治部主任一職，最後也就婉言拒絕了。於是，我父又向白建議，以楊東蒓為「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教育長。白和黃旭初商量決定後，楊即聘請一些進步人士到該校擔任各班指導員及校部的工作，從而培養了不少具有進步思想的學生。楊還運用我父和李任仁同白崇禧的關係，為廣西引進了許多著名的學者、專家。如胡愈之、千家駒、沈志遠、張志讓、李四光、李達、歐陽予倩、夏衍、金仲華、范長江、宋雲彬等等，從而在廣西壯大了堅決抗日，反對投降的政治聲勢。

十二月初，我父由南嶽到達重慶，旋即改任軍令部次長。從此，他就駐在重慶，仍專事於有關對日抗戰的工作。


（二）為主和、反蔣奔走於武漢、長沙

抗戰戰爭勝利結束後，我父因對蔣介石政府的獨裁專制和內戰政策深為不滿，所以從一九四五年秋便開始辭職，陸續遞了八次辭職書，直到一九四八秋才得到「批准」。

我父自辭掉參謀次長的職務以後，就從南京遷居長沙。這時程潛已調回湖南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又是蔣介石嫡系勢力最盛的時候——他們多是一手撈錢，一手擴軍。在黃埔學生中爭當湖南省主席的也有好幾個，他們各樹各的勢力，各拉各的關係，各做各的宣傳，情況非常複雜。

我父認為，要解決湖南這樣複雜的局面，不利用白（時任「華中剿總」總司令）的力量不行，完全被白控制湖南則更不行。要憑藉白的力量，就要與白合作；要想不被白完全控制，就必須要維護程潛這塊「老招牌」，兩者缺一不可。但這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必須要做許多艱難而細致的工作。

在長沙，我父每天都同程潛見面。他深知程對蔣也是歷來不滿的，程的反蔣措施，原與桂系是不謀而合的。所不同的是：李宗仁、白崇禧用意在於奪取蔣手上的政權，自成局面；程則在於抓點資本謀求和平。表面上看，程是省主席兼綏署主任，實際上是光桿，反蔣沒有本錢，各方面多少還要被蔣系人員控制，加之過去程同李、白之間有嫌隙，現在就不便也不敢向李、白靠攏。所以，程當時的處境是很困難的，他也感到很苦悶，曾多次表示過「只有什麼都不幹，一走了之」。我父針對程的思想，慰 勉他說：「現在和平空氣很濃厚，全國人民反對內戰，主張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蔣已下野，你這時應該同李、白一起來主和，爭取息滅內戰才好，只要同李、白的關係搞好了，湖南內部就有辦法穩定了。」對李、白的關係問題，我父主動答應盡力為之疏通，以便彼此合作，達到主和、反蔣的目的。程對我父的主張從內心表示同意。

白崇禧在武漢，知道我父已回長沙，就接二連三地打電話催他去武漢。我父一到武漢，白就訴說了自己的處境，說：「李德公（宗 仁）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又說：「眼前這個情況，只有找李任公李濟深出來領導才好。我們要季寬（黃紹竑）去請他，又沒有找到，他到北方去了。」還說：「現在我們已同蔣鬧翻了，要是李任公來，就可以實行聯共反蔣，各方面的關係才好通氣。」我父對白可說是非常了解的，白內心的苦悶，是國民黨的一點賭本，被蔣介石一起輸光了，白為自保，不能不同蔣介石分家，並已經同蔣介石鬧翻了臉，而蔣又拖住李宗仁來作替死鬼，白不願意李幹，怕李上蔣介石的當，想找李濟深來聯共反蔣，又沒有找上，白正在這進退兩難的情況下，舉棋不定，只好讓李宗仁去搞搞和平，等待時局的演變。白崇禧是一個非常重視實力的人，明知桂軍主力孤懸在湖北太不利了，他為了鞏固自己的實力地位，希望通過湖南同廣西老巢連成一氣，這樣，才可以進戰退守，立於不敗之地，故對湖南很重視。但白對程的打算並不清楚，而對我父則一貫信任，於是白力推我父去湖南當主席，並認為我父是最能盡力的，也是最能與程商量的。

我父當即回答白說：「我在抗戰末期對蔣介石和陳誠這班人的搞法，早已深惡痛絕，所以抗戰一勝利，我就決心辭職，連續辭了八次才准，你是知道的。我身體差，需要休息，湖南的事，還是讓程潛去搞為好。」我父並告訴白說：「程是不滿意蔣的。但他的處境困難，現在不能公開有所表示，程曾有消極情緒，我鼓過他的氣，分析過當前的形勢，我勸他同你們一道來搞和平、反蔣運動。他已對我表示同意了。我認為用程來解決湖南問題有許多好處。他資格老，在湖南處於家長的地位，比別人好搞得多，但他本身實際上是光桿，要給他一點本錢才行。」白聽了我父的建議和分析很高興，當面答應給程一個師，而且是經我父周密考慮，認為對和平解放湖南有利的，可靠的陳明仁的部隊（陳明仁是黃埔系將領之一，因陳誠對他不滿，曾被投置閑散，迨白崇禧在組織華中「剿總」企圖擴大桂系勢力範圍的時候，由我父從中推薦給白，並由白保舉陳為第一兵團司令）。這是我父回長沙後第一次應白邀請來武漢共商主和、反蔣的情況。

當我父把自己和白商談的結果，特別是自己的看法和主張以及計劃，告訴陳明仁後，陳表示願意。於是我父立即回到長沙，又把在武漢和白商談的詳細情況告訴了程潛，程很滿意。緊接著我父又受到程潛的委託再到武漢，把程的態度告訴白，白也很高興，並立即命令陳明仁部隊調往湖南。作法上是先把陳部調到湖南境內的岳陽，以便支持程潛反蔣、主和。這是我父辭職回長沙後第二次來武漢與白商議。

一九四九年一月，李宗仁代理總統，當了白崇禧所謂的「真皇帝」以後，四處湊合班底，要我父去南京，暫時搞一個呂郎那樣的名義，我父沒有同意。北平和平解放之後，李宗仁又打電話到長沙要我父去南京準備北上和談，並要白崇禧打電話來勸駕。白要我父先到武漢會一面再飛南京。

我父將往武漢之前，程潛顧慮他到北平後湖南的事不好同白崇禧通氣，找他商量，我父說：「我到北平後，這裏同白的聯繫，可由唐天閑（唐星）去辦，我會關照白崇禧的，有什麼困難，你儘管要天閑去說就是，現在局勢還沒有十分明朗化，白要你同他一道反蔣、主和，如果合不成，又可能轉過來要你同他一同主戰，甚至會裹脅你同他去廣西。那時，你千萬去不得，必要時可以把部隊向湘西方面躲一下，再相機起義。」 程表示非常贊成。於是我父又到了武漢。白崇禧當面勸他到南京去擔任和談代表，我父十分嚴肅地對白說：「要和就要真心實意的合，不能搞假和。要真和，蔣介石是會破壞的，必須徹底反蔣才能真和，若是這樣，我是願意去的，不然最好是不要我去。」白表示：「事在人為嘛，現在只有一條路，總的方針是反蔣、主和，你放心去做罷！」這是我父第三次與白在武漢商議。


（三）從參加北平和談到香港宣布起義

我父於三月初飛南京，一到就和李宗仁交換意見，談話中知道李宗仁想利用美國人的支持來搞和談。便說：「你靠美國人來支持你同共產黨打交道，共產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他們會買美國人的帳嗎？共產黨拒絕甘介侯當和談代表，不正是對你勾結美國人的當頭一棒嗎！你這樣作法，只能增加你和共產黨講和的困難。」我父從李的談話中又知道李的和談目的是做到劃江而治，便直接相告：「劃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盤。我估計在目前的情況下是很難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離開了和就沒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條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條件也只有和，必須有堅決以和平始，以和平終的決心，並在行動上一反蔣介石之所為，才能做得通，所以首先要有決心。」最後，得到李宗仁縱然在和談條件不利的情況下，也願意簽字的諾言後，他才答應到北平走一趟，並建議及時請程潛、張發奎、余漢謀等到南京共同商討和平問題，藉以增加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省軍政界的團結。不久，程、張、余等到南京會談後都一致表示支持李宗仁的和平主張。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和平、反蔣的力量。

後來，和談由於頑固分子的破壞和李宗仁沒有真正為國家、為民族排除萬難來負責解決問題的誠意和魄力，終於拒絕簽字而破裂了，和談代表團的成員就都留在北平。

五月間我父從北平經天津乘船赴香港，帶了章行老（章士釗）和邵力老（邵力子）責備李宗仁的長信轉送給李，爭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這時，李宗仁聽說我父到了香港，就派人來香港告訴他要去廣州。我父素知李是一個充滿個人名位思想的人，其政治見解和主張都與自己不同，沒有答應去廣州，李又幾次打電話來催，我父都推辭了。

正在這時，程潛也先後派程星齡、劉嶽厚帶著程的信乘為飛機到香港要我父回湖南接替程的湖南省主席職務，讓他脫身，情詞非常懇切。我父立即覆信，請程千萬不要辭職，事情仍然照原計劃相機辦理；一面與白崇禧虛與委蛇；同時移避湘西，以便相機起義。

也正在此時，白崇禧率桂軍主力部隊到了衡陽，也來電催我父去湖南。這次完全出乎白意料之外被拒絕了。但我父過去與白關係很深，又想盡最大的努力爭取白一道搞和平、反蔣，所以在電話中說，如果白能到廣州，就願意同白和李三人一起談談。白對我父的意見極為重視，就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地點。這次三個人在一起談了一整天，談到深夜，又談到次日黎明，我父苦口婆心勸他們回心轉意共商和平，李宗仁竟說：「我只好負責犧牲到底了。」我父很生氣地說：「你這樣替蔣介石負責到底，就是替罪魁禍首的蔣介石墊棺材底，於黨、於國、於人民、於你自己都是不應該的。」我父義正詞嚴的一席話，迫得李喘不過氣來。這時白崇禧接過話說：「我們還是九九歸一，一起到廣西打游擊去罷！」我父毫不考慮地回答說：「不行的，打游擊，誰還能強過共產黨！」為今之計，只有李德公下野，因為他已失去代表講和的資格，由你（指白）率領湘、桂兩省軍政人員和部隊局部起義，還可救全多年來追隨你們的部下。這樣，你們在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個安排；否則，你們失敗了往國外一跑，這些人往哪兒跑呢？」白說：「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不幹！」


談到這裏，我父再也不想說什麼了，乾脆回答說：「好罷！士各有志，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最後還要向老朋友進一忠言，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能再回台灣去呀！」聽此言，李宗任在桌上一捶，並說：「哪個忘八蛋才去台灣！」白崇禧默不作聲。就這樣我父和李、白幾十年的交往，幾十年的友誼，終因各人的政治見解和主張不同，而最後中斷了。「一個號稱『小諸葛』和一向自命不凡的白崇禧，其實在政治上沒有遠見，結果聽信蔣介石被騙到台灣去當國防部長的假話，從此一去就不能再出來了。」這是一九 五六年五月十二日，周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程思遠時說的一段話，當時我父也在場。

天亮了，我父秘密轉回香港，之後，就聯合四十四位國民黨知名人士，共同起草了「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一文，隨即發表並正式宣布起義，同國民黨政府公開決裂。這對當時尚未解放的各省國民黨將領的起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徹底瓦解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多次進見毛澤東

我父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一九四九年春天。當時，他是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和談代表之一。四月一日，他與張治中、邵子力、章士釗、黃紹竑、李蒸等到了北京。經過同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的幾天談判，達成了八條二十四款的「國內和平協定」。這時，毛澤東分別接見了他們。因為，我父與黃紹竑同屬桂系，所以他們兩人是一起被接見的。我父想到要去見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心中有些忐忑。當他們乘車來到毛澤東的住處，一下車毛澤東便迎上來和他們熱情地握手，對他們誠摯熱情，以禮相待，更使他愧悔不安。進房不久，朱總司令也來了。

毛澤東詢問了他們到北京的生活情況之後說：「劉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父立即回答說：「我是醴陵縣人，與主席鄰縣，是老鄉。」毛澤東高興地說：「啊，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哩！」聽著毛澤東親切的湖南口音，我父的緊張心情減去了大半，便說：「蔣介石打不下去了，讓李宗仁出來搞和談，人民需要休養生息，和平是大勢所趨。」毛澤東說：「人民的要求，我們最了解。我們共產黨是主張和平的，否則也不會請你們來。我們是不願意打仗的，發動內戰的是以蔣介石為頭子的國民黨反動派嘛，只要李宗仁誠心和談，我們是歡迎的。」毛澤東還 說：「李宗仁現在是六親無靠，第一，蔣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國主義靠不住；第三，蔣介石那些被打的殘破不全的軍隊靠不住；第四，桂系軍隊雖然還沒有殘破，但那點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現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為了合談，他不搞合談，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誠心合談，共產黨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毛澤東還風趣地對我父說：「我看六親中最靠得住的還是共產黨，只要你們真心合談，我們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是守信用的。」他們講到「國內和平協定」時，毛澤東問我父是否同意，我父說：「總的我們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說蔣介石的挑動內戰的罪魁禍首這句話，雖然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就怕李宗仁簽字有難處，因為他是個空架子，蔣介石背後搗亂，他吃不消。」毛澤東笑著說：「好，看你們的情面不寫罪魁禍首，那就寫上個元兇巨惡，你們看怎麼樣？」說得他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毛澤東一面笑，一面拿著新華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紅藍鉛筆指著稿子說：「你們看，李宗仁也說破壞舊政協的是蔣介石嘛，李宗仁也是這麼說的嘛！」 當我父說到蔣介石這個人不學無術時，毛澤東擺了擺手說：「不，不，蔣介石是不學有術哩，不過這個術是權術的術！」後來雖然在修訂案中沒有寫上「罪魁禍 首」，「元兇巨惡」這些詞，但我父始終認為毛澤東對蔣介石的看法真是入木三分。

飯前朱德總司令走了，毛澤東同他們邊吃邊談，當說到各人的愛好時，我父趁機將自己疑慮的一個問題試探毛澤東，便說：「你會打麻將嗎？」

「曉得些，曉得些。」毛澤東回答說。

「您愛打清一色呢？還是喜歡打平和？」

毛澤東聽了差點失笑噴販，立即說：「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父也會心地笑了起來。毛澤東思想如此機敏，心胸那麼寬闊，這寓意彌深的回答不僅使我父倍加嘆服、顧慮皆釋，而且也堅定了他選擇新道路的決心。

他們回到賓館，正巧周總理來看他們，我父把毛澤東說的「李宗仁現在是六親無靠」這句話告訴周總理，周總理也哈哈大笑。

我父第二次見到毛澤東是一九四九年冬天的一個下午，天下著鵝毛大雪，毛澤東打電話約他去吃飯。我父趕到中南海頤年堂時，見到章士釗、符定一、仇鰲等人也到 了。飯前，我父和大家一起海闊天空，從瑞雪豐年講到他們幾個人已年過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沒有學過馬列書籍，是老朽無用了。毛澤東聽了他們的議論，有意 識地同他們談了一段很長的話。毛澤東說：「我是從農村生長出來的孩子，小時也上過私塾，讀過孔孟的書，也信過神，母親生病也去求過神佛保佑，舊社會的東西對我都產生過影響。有段時間受到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的影響，覺得改良派也不錯，想向資本主義找出路，走西方富國強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列主義傳入中國，我才逐步接受了馬列主義，哪裏有什麼生而知之的聖人，我也是逐步認識社會，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是向社會學習，向群眾學。」毛澤東給我父他們講了一個故事：辛亥革命時，他有個同鄉在湖南四十九標（清代軍隊建制單位，相當於現在的團）當兵，一天這個兵的父親託他給兒子捎去一雙鞋，那天四十九標 和五十標正發動兵變，參加辛亥革命。他到長沙東門（小吳門）外兵營時，衛兵不讓進，說今天有事不讓會客。他感到異常，那時部隊集合起來往城裏開，因東門關 閉，便由北門進城，他就跟著隊伍進了城。看到省參議會裏，人們出出進進的無人阻攔，他也進去了，進去後看到一個中年人咬破手指，在白綢布上寫了兩句號召人 們參加辛亥革命的口號。經過打聽，才知道這位中年人叫徐特立，於是他對徐特立尊敬了起來，對革命第一次有了感性認識。講完了這段故事，毛澤東用飽含敬意的口吻說：「徐老後來又是我上湖南第一師範的先生，他是我革命的老師。」毛主席還對章士釗先生說：「我們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時，你這個教育總長還大力幫助過 嘛！」毛澤東又對仇鰲先生說：「仇先生，當年我們辦『湘江評論』時，有些人指責我們，你卻贊成我們。」說完，又轉向符定一先生說「您也是我學生時代的老師 哩，我的好多知識就是跟您學的！」我父從這次與毛澤東的接觸後就常對人說：「黨對為人民做過些好事的人都是永記在心的。」

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年三月我父來武漢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水利部長前的一段時間裏，毛澤東曾多次請我父吃飯，找他談話。有一次毛澤東親切地叫著他的字號，問：「為章，你看我國能不能統一？國家能不能建設好？」我父考慮一下，回答說：「一百多年來，列強魚肉我國，分裂中華，壓迫我們，這固然是祖國分裂、經濟落後的重要原因，但我們這些黃帝子孫也不爭氣，自辛亥革命以來，派系繁多，戰爭連綿，名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掌政，一切打倒，如此反覆，談何統一與建設？」毛澤東聽後認真地說：「共產黨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惡極而又頑固不化的反動份子，其餘的人只要他願意愛國，維護統一，我們就同他講團結，有一技之長的，統統包下來為新中國服務，你看怎麼樣？」當時我父興奮地回答說：「古人有言：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咈，天下歸心。共產黨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歸大海！」

一九五○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毛澤東又找我父到他的住處談話。他們談起「共同綱領」，我父說：「我的體會，「共同綱 領」是四路縱隊（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前進，向左看齊，跟公人階級走。」毛澤東聽了笑著說：「是的，但是以後還要展開變 成橫隊的！」過了一會兒，鄧子恢等來了，原來毛澤東叫我父來是要他去中南軍政委員會任水利部長，並介紹我父同即將來中南主持軍政委員會工作的鄧子恢見面。 毛澤東指著鄧子恢說：「他叫鄧子恢，是個老實人，現在是請他到中南組閣，請你們去當他的閣員。」當時在場的還有準備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的賀貴嚴等。大家無拘無束，談得輕鬆愉快。我父向毛澤東說：「我是水利問題的門外漢，恐怕勝任不了工作。」毛澤東說：「有什麼困難你要向群眾請教，邊學邊幹，哪有天生的內行呀！」以後我父接觸毛澤東的機會就更多了。


（五）勤奮好學　生活充實

我父的青年時代，是在戎馬倥傯中度過的。他從社會實踐中深切體會到認識的重要，所以他常說：「要救中國，要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必須要有淵博的知識。」為此，他堅持並終於實現了到日本學者軍事的願望。他在日本，三個月就學會了不少日語，半年後就能單獨自學日本軍事書籍。後來，他根據學習研究所得，寫了一部「戰爭救國論」的小冊子，並將底稿帶回。解放後，他懷著對黨的忠誠、對中國的希望，更是堅持不懈的刻苦學習，特別是對黨的各項政策和文件，總是反覆鑽研，認真領會其精神實質。有時因為其他事耽誤了學習，他必補上，決不拖欠。他說：年紀大了，今日事更應今日畢，否則就無法應付。

一九七四年，淑英媽媽去世的當天，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打電話來安慰他，情詞懇切，他回答總理說：「我頂的住，頂的住，請總理放心，請黨中央放心。」他在極度悲痛之中，得到黨和組織的關懷，特別感受到黨的溫暖。第二天，他就去參加會議。在汽車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煙，陪同他的同志，見此情景，便勸他不要去參加會議。他平靜的回答說：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夠找到安慰和力量。是得，他老的晚年，就是這樣堅持工作，堅持對統一祖國作貢獻，堅持不懈地刻苦學習，來不斷提高和豐富自己，以適應飛速發展的形勢，並以此戰勝孤獨，充實生活。

我父篤愛曇花。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一個黃昏，我陪他到院子裏散步。忽然，他發現曇花快開了，便低著頭，弓著腰，仔細數了又數，有十八朵要開放，他高興極了，對我說：今晚九點左右準備看曇花開放，那很有意思，並告訴我，他篤愛曇花，不僅喜歡曇花的淨潔、清香，更喜歡它那種為人們美好生活而獻出一切的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我因當時還沒有看過曇花開放的情況，對他老所說的一番話的含義， 一時未能理解。他察覺我疑惑的神情，又進一步告訴我說：「曇花是吐盡芬芳而後凋的」！這時我才領會到他老對下一輩教育的深刻意義和他喜愛曇花的緣由。但我仍惋惜地說：可惜曇花一現，凋謝太快！他老沉默好一會，然後又耐心地開導說：「人的一生，在歷史的長河中，不也是短暫的一現嗎？如果能像曇花那樣吐盡芬芳 而後凋，那也就死而無憾了！」是的，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人的生命是短暫的、有限的，因而不能作歷史的匆匆過客，而應對人類有所貢獻，有所作為。這時， 我才完全懂得他老篤愛曇花和如此讚賞曇花的真正原因。

（六）重義輕利　服從真理

我父為人正直，重義輕利。他一向接近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主張政治民主，是國民黨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伐時，攻克南昌之後，他和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黨代表李富春、第三軍的黨代表朱克靖，還有蔡暢同志，都常見面交談。

抗日戰爭前，他在廣西任職期間，與救國會的楊東蒓交誼甚深。通過楊的關係又與陳望道、千家駒等結為友好。

在日本留學期間，凡避亂到東京的有志青年，有困難找到他，他無不解囊相助。湖南的留學生陳新憲，無錢交伙食和房租，他就設法周濟。有時湖南省學生因交通受阻，公費寄不來，他就向東京駐日留學生監督處和湖南官費經理處交涉，並盡力替他們解決困難。在這期間，他只要可能，總是脫下軍裝，換上西服，參加進步的中 國留學生所組織的集會活動。如濟南慘案的週年紀念，「五四」、「五九」紀念，「九七」、「雙十」愛國活動，特別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後，留日學生組 織的各種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愛國鬥爭運動，他都參加集會和遊行，有時遭到日本警察和憲兵的彈壓，他仍堅持鬥爭。他並同留日學生中各種反蔣派站在反蔣一條戰線上，和他們一同主張派代表回國向南京政府請願：停止內戰，對日宣戰。他和步兵學校的田某，在接見記者時發表的談話，還在當時上海報紙上披露過。

一九二八年四月間，他和王若愚、馮璜曾回國一行，並順便到北平故都觀光。某日，他們三人邀同李任仁先生往西山碧雲寺謁孫中山靈柩，攝影留念。他題字其上云：「誰是真革命，誰是假信徒，總理之靈，實試評之」，字裏行間即可看出他對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鮮明態度。他留日七年，白崇禧、蔣介石都認為他是個人才，很器重他，並爭取培養他，以便為其效忠，因而都給他優厚的留學資金。可他卻愛憎分明，重義輕利。陳端本老人在回憶中寫道：「劉斐同志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青年，他學軍事，是要抵抗外侮，拯救苦難深重的祖國和人民，絕不是胸無大志見利忘義的庸人。」

抗日戰爭期間，他與宋慶齡、郭沫若、柳亞子等都常有接觸和往來，特別是與周恩來的接觸，獲益更多，對他的影響也更為深遠。

他還盡力幫助過不少的進步人士，如陳光宇、沈其震等從事抗日活動，並設法保護過一些進步人士的安全，如楊東蒓等一批文化人士在桂林時被國民黨軍統局列入黑名單，將予監視、逮捕，他聞訊後，即自重慶密電桂林「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加以保護。解放戰爭時期，有些過去進行反蔣抗日的人士如陳公培（曾參加 「閩變」）等被追捕，他即設法將其接到南京赤壁路一號家中隱藏起來，使他們免遭殺害。現任湖南省政協主任程星齡，一九四五年在福建被蔣介石拘禁，也是他和程潛保釋的。

從我父的一生，使我又一次領悟到一個人生命之可貴，莫過於為祖國、為人民鞠躬盡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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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回忆父亲刘斐》，是以《傳記文學》雜誌總第364號(1992年)同名内容光盤版文本为发布底本。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及“罕见奇谈”首发的【成败之鉴·共谍与中国内战 1 】 因其官人而用之——内间刘斐 特辑 1，收入世鉴时对原发布内容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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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劉斐的下落


作者：趙家銘

劉斐是否是潛伏在國軍中高階層的共諜，早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是他早年加入共產黨，國共戰爭時他隨時將國軍作戰計劃傳送給毛澤東，所以「解放」後，毛在公開場合曾大為讚揚劉斐之貢獻。一說劉斐親共有之，而非潛伏分子，俞大維即持此說，係根據常理推測，乃書生之見。不過，在中共未公布事實真相前，兩說都可疑又可信。

劉斐是中共的「功臣」應無疑義，從毛澤東為其安排重要工作及數次召見長談即可證明。不過「功臣」的結局卻十分可悲，茲引貴刊尹冰彥「李宗仁回大陸最後的日子」一文（第四十九卷第四期大陸來稿）所述：「李宗人關心的另一個人就是劉斐。劉雖然是湖南醴陵人，但一向是在新桂系裡 發展起來的。遠在李、白、黃合作之前，劉在馬曉軍部的白崇禧下任下級軍官，從這時起，直到劉任國民政府的軍令部、國防部次長、國共和談的國民黨代表，這二十幾年的歲月，都直接間接與桂系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黃紹竑遭遇衝擊自殺的時候，李對我說：『劉為章（劉斐的別號）恐怕也挨上了，你如果聽到他 的情況隨時告訴我。』當時我已經聽說衝擊西四大院胡同李俊龍的紅衛兵，到北太平莊衝擊了劉斐。我到劉的家裡，看見劉躺在床上，他妻子伍淑英的頭被剪的亂七糟八（所謂被剃陰陽頭），戴頂帽子躺在沙發上。他們有氣無力地談了被衝擊的經過。學校的紅衛兵去抄家、抽打、罰跪，並將存摺和現款全部收走，只留有硬幣九 分錢。糧票收走了，做飯的阿姨和司機也都怠工了，煤棧和糧店對被抄家的居民不送煤不賣細糧。生活立即發生了問題。」（下略）此時尚係「文革」初期，劉斐和 他的妻子伍淑英，以後的日子是如何捱過，不得而知？女兒劉沉剛的「回憶父親劉斐」對「文革」受衝擊之事一字不提，吾人更無從查考了。不過女兒如果詳述父母 被抄家、被批鬥的往事，無異指責中共之無功過無是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