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在旧中国的经济掠夺

汇丰大楼与铜狮子的来历 作者：wangtao25241

一提起汇丰银行，一般老上海可能会想起耸立在外滩十二号的一幢所谓希腊式七层花岗石大厦，其实，最早的汇丰，并不在那里。

早在１８６５年，也就是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攻下南京，扼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第二年，在外滩南京路转角处出现了一家英国银行。这家银行总行在香港，是英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特地设立的，设立时明确以中国为掠夺对象。它的英文名称直译出来叫做“香港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民”，中文取名“汇丰”。

起初，它的生意和它原来的那幢房屋一样并不是很大，仅仅搞些汇总结算等业务，资金周转也不灵，差一点因为投机外国股票失利而倒闭。但是随着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深入，它的业务才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并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汇丰银行在中国人民身上刮得的巨额的利润，就想装修门面，于是，决定在外滩十二号的地基上翻造新的营业大楼，准备以后骗取和掠夺更多的钱财。新的营业大楼于１９２１年动工，１９２３年建成，建筑面积三万二千平方米，其式样是所谓新希腊式，共七层。大楼门前还特地放了两个引人注目的铜狮子。据说这两个铜狮子是在英国铸造的，铸成之后就把模型消掉，这样，它们的样子便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对于这幢大楼，英帝国主义曾自言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的一座最讲究的建筑”。汇丰银行由小变大的过程，也就是它对中国人民掠夺扩大与加深的过程。

利用特权　吸收资金

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这样一个故事，说清朝政府的一个藩台（主管一省财政和人事的行政长官）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以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是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立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存户在那里的存款，是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的。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帐”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从上面这个故事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英帝国主义如何歧视中国人，不准中国人走汇丰银行的大门，而且还可以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人存款在汇丰，汇丰就能依靠英帝国主义的势力，拒绝中国政府就中国存户任何款项加以调查。拒绝对存户存款加以调查，是汇丰在旧中国享有特权的一种表现。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更以汇丰为最安全保险库，把历年刮来的血腥钱统统送了进去。据统计，汇丰银行在１８６５年的存款余额仅为３００余万元，但到１９１３年，存款余额即达２亿９０００万元以上，较前猛增了９７倍左右。到１９３６年又增至８亿３０００万元.。

有了如此庞大的存款，汇丰在业务上更是有恃无恐，于是，它那一幅帝国主义银行的架子也摆得特别大，在存款业务上歧视中国人的地方特别多。比如，除了中国人存示只能从后门进出这个规定外，对于存款数额，它也有很多清规戒律。根据这些清规戒律，数额大的虽然“仅表欢迎”，遇到存款数目小的，那就毫不客气，“一概不予办理”。一般银行对于定期存款的期限本来有长有短，储户可以根据自已的需要自作安排，然而汇丰这民充分利用中国存户的资金，非但把存款期限拉得很长，而且还把期限短的拒绝于大门之外。汇丰还利用了帝国主义的特权，甚至规定对于一部分中国人的巨额存款不付利息，不付不算，反而还要向存户收取所谓的手续费和保管金。

高利贷性质的政治借款

大量吸收中国军阀、官僚和地主的存款，汇丰转过头来做的一笔好买卖就是用极度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积极参加对清政府的放债。譬如在１８７４--１８９０年之间，清政府共借外债２６笔，汇丰一家就独占了１７笔，占总额的６５%左右。这些借款不少被用来帮助清政府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象１８７４年的所谓“福建防台借款”就是用来镇压和屠杀台湾人民起义的。这些借款的特点：利息高，最高的曾达一分五厘；期限短，最短的甚至一年也不到。在交付借款时，还要先打折扣，最高的借款折扣高达８３%。也就是说，名义上１００两银子，而实际上清政府到手的只有８３两，而扣的部分还要计算借款利息。

这种赤裸裸的掠夺，自然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引起激烈的竟争。但是在这种狗打架的争夺战中为什么汇丰却能独占鱼头，包揽大部分借款呢？谈到这一点，又不能不提到“清太子太保”贺得的功劳。贺德这个英帝国主义份子因为打入了清政府的内部组织，成了慈禧太后的宠臣，当了掌握全国海关大权的总税务司，所以每当清政府要举债时，总是充分谘询了他的意见后才作出决定。汇丰能够取得对清政府的大部分的借款，也是贺德这个坐探里应外合的结果。

英帝国主义通过这些借款获得了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如１８９６年和１８９８年两次“英德借款”的合同规定，在借款未偿清之前，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只能由英帝国主义分子来担任。这便为贺德长期霸占中国的海关作了政治担保。在借款谈判过程中，英帝国主义趁机胁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它的势力范围，并允许英国汽船在中国内河自由行驶。在贺德的威胁和把持下，还迫使清政府把当时财政收入中的主要收入----关税、（后来又增加了盐税）作为借款的担保和抵押。辛亥革命后，汇丰以清理债务积欠为借口，正式取得了关税、盐税的保管权。这就使得上海汇丰银行长期成为中国关税、盐税收支转解的总枢纽。它不但可以按期扣还它的借款本息，而且还凭空增加了一笔可以运用的税额余额。中国政府如果想动用这种多余下来的税款（所谓“关余”和“盐余”），那非得汇丰点头不可。汇丰利用这一点，在政治上又俨然以中国政府的太上皇自居。

再比如，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借款的承贷权曾经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谁要是夺得了铁路借款的承贷权，谁就可以进一步夺取铁路的筑路权、管理权、以及沿线矿产的开发权，就可以沿铁路线扩展自已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建立自已的势力范围。那时，汇丰银行不遗余力地投入了这一争夺战。它为了加强自已在这次争夺战中的财力，在１８９８年和另一个在华历史最久的英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怡和洋行勾搭起来，联合组成了专门争夺中国铁路借款的所谓“中英公司”。到１９１１辛亥革命为止，它所争得到的较大的铁路借款有：沪宁、广九、沪杭用、津浦、京汉等重要的铁路借款。这些铁路借款不但使英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重要铁路，而且还确保了它在长江流域以及华中一带的势力范围。

支持帝国主义洋行　打击中国民族企业

作为英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堡垒，汇丰对英帝国主义洋行的各项掠夺和投机活动无不以后台老板的资格给以充分的支持。据估计单在上海一地，就有四十几家英帝国主义的重要企业民它有着密切的信贷关系，其中怡和、太古、老沙逊等洋行与它的关系尤为密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汇丰的董事会的成员主要为这些洋行的代表所组成，它们的关系真可以说是血肉相连。这些英帝国主义可以向汇丰优先取得低利贷款，可以利用它的信用透支来进行投机倒把。在１９３７年，由怡和、仁记等洋行所合伙开设的业广地产公司以五厘低息向汇丰银行透支９００万元，拿到９００万元，它就趁中国企业一时资金周转的困难，以八厘的高额利息押进它们的房地产。这一转手，就轻易地获得了几十万元的暴利。

汇丰银行还和帝国主义洋行串通一气，把持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它以大量的资金贷放给在华的帝国主义出口洋行，其中特别是怡和洋行，支持它在中国廉价掠夺大批猪？、桐油、茶叶、大豆、蚕丝及矿产等重要原料和物资。这种放款往往采取押汇的方式，比如汇丰贷款给怡和洋行在中国收购茶叶，在收购之后并不马上收回贷款，而是等怡和洋行把茶叶运到国外市场出卖后才在国外收还；另外，它在国外收到贷款后，又用以借给怡和银行，资助它在国外收购洋货运到中国来进行商品倾销，俟出卖后再在中国收回。由于汇丰对洋行如此卖力支持，就使得帝国主义洋行在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是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旧中国的国际贸易几乎全部被帝国主义洋行所魂断，直到１９２０以后才有少数中国商人参加国际贸易，但所占比重极小，而且处于附庸地位。

与此相反，汇丰对中国的民族企业几乎无处不抓住机会尽量进行打击。它的资金一般是不借给中国民族资本办的企业的，即使出借，利息很高，总要在八厘以上，而且借款条件十分苛刻，往往要有二倍或三倍以上的不动产抵押。它要数倍的不动产作抵押，目的在趁人之危，在等人到期不能偿还时就把这种不动产加以吞没。１９３５年初，它借口押款到期未及时清偿，就悍然拍卖中国的一个民族企业----申新七厂。后来由于上海人民的坚决反对，它才被迫取消了这项拍卖。当时汇丰所以要一意孤行地拍卖申新七厂，是有其阴谋的。大家知道，申新纺织企业系统是中国当时著名的也是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企业，当时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输出中，棉纱、棉布是大宗货品，摧残一家中国的民族棉纺企业，对英帝国主义的对华输出自然大有好处。

操纵外汇牌价　谋取巨额暴利

由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大部分为汇丰银行所支持的帝国主义企业所垄断，一切进出口贸易大多在汇丰银行中结汇，更由于它经手旧中国大部分借款和战争赔款的收付，掌握了中国关税、盐税等大宗财政收入的保管支拨权，因此它也就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帝国主义分子季南在《１８８０-１８８５年间英国在华外交》一书中，曾作了如下的招供：“它（汇丰）在１８８０年就十分确定地取得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英国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关系。同所有的海外银行一样，人们谴责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了不正当的办法操纵贸易。但是对它主要的批评是它掌握了中国海关收入的特权，并且往往为了它自已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收入。这是压倒一切的金融势力的重要原因。”

由于汇丰银行在旧中国金融界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依靠了帝国主义势力，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才有的怪现象；全国通商口岸的外汇牌价（中国货币与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价）要以上海为标准，上海则以汇丰的挂牌为标准。所以老上海们都记得，在１９３５年以前，每天在汇丰的营业厅门口总是挤满了人群，他们紧张地抄录着刚刚挂出来的外汇牌价。

汇丰银行既然一手操纵着中国的国际汇兑和外汇牌价的大权，所以它就可以利用汇价的涨落来谋取暴利。例如，每当它在向中国政府交付借款时就故意抬高外汇的牌价，以便少付银两，而在收取借款本息时，又故意压低外汇牌价，从而多收银两。在１９２１---１９２５年之间，仅五年的时间，汇丰就用这种方法，非法获得了１８９万余两银子。

滥发纸币　　进行公开掠夺

汇丰银行掠夺中国人民的花招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揭露几种方法外，还利用它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权，发行纸币。这种纸币的掠夺方式，比其他方式更为露骨。因为英帝国主义用一叠叠花花绿绿的纸头却换取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以来累积起来的社会财富。这简直就是一种变相的强盗抢劫！汇丰通过发行纸币，所掠夺到的财富是十分巨大的。１８９３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曾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的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奥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

解放前，汇丰银行发行的港币在中国大量流通。特别在解放前，港币在华南几乎代替了中国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

收括了中国人民多少血汗钱

汇丰银行在中国开办了这样久，所进行的侵略掠夺活动又这样多，它在中国人民身上到底收刮了多少血汗钱？现在我们且从它所公布的残缺不全的，经过修改的统计数字和一些侧面材料中来了解一个梗概。

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它每年的纯利就在１００万元以上，１８９０年曾达２６７万余元。当时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喉舌--《北华捷报》曾以羡慕的口吻说：“这样大的利润，据我们所知，是伦敦任何合股银行所未曾有过的”。由于当时汇丰的业务主要是在中国，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些钱也主要是从中国人民身上收刮去的。

汇丰银行的利润随着它在中国的投机和掠夺事业的发展而越来越大。１９２３年，当外滩１２号新建的营业大楼落成后，它一年单单在上海获得的利润即达５００万元之多。

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汇丰银行的利润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比前几年增加。在这５年间，汇丰银行平均每年纯利润达１６６８万元，最高年份的１９３０年利润达２０７２万元，超过了它的资本总额。这就表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资，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也往往能保持高额垄断利润；它总是千方百计地用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人民的掠夺的办法，来尽可能转嫁它在经济危机期间的损失。

在１９３４年“白银风潮”时，汇丰银行在这时敞开肚皮吃进大批的白银，并把它运到英国去赚更多的钱。运的时候，从汇丰大楼到码头的一里多长的路上，都戒了严，英帝国主义的警官指挥着全副武装的巡捕来回保护。后来英帝国主义为了避人耳目，就彻夜动手；怕轮船不安全，就用军舰。事后有人估计，汇丰银行在“白银风潮”中，仅１９３４年６月到１２月，就从中国抢走白银达５７５０万余元。

另外，我们可以从汇丰银行大班们的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中瞧出汇丰银行获利之丰厚。

那时候，汇丰的大班们都住在特地为他们建造的汇丰花园里。他们每人每月的薪水加上外快总在万元以上（汇丰银行的一班中国职员仅６０元，最低的勤杂工只有１２元）。每人都供给一辆小汽车。他们住的房子，雇的佣人，用的煤、水、电费都是由银行开支。银行大班们还特地买了几匹阿拉伯纯种马，经常参加当时“跑马厅”里的跑马。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还远从澳洲运来青草给这些马吃。他们除了养马，而且还养狗。一头狗每天吃的牛肉就得好几磅。狗马如此，其主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汇丰银行在旧中国的地位真可谓“不可一世”，在金融界，他俨然以“中央银行”自居。抗战胜利后，汇丰银行的这种“不可一世”的地位才为美帝国主义在华的金融势力所代替。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清理了外币的流通，外国银行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已完全丧失。新中国已建立起强大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和统一的货币制度，外国银行对中国的金融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愿如此）！昔日被帝国主义分子占据的汇丰大楼，今天也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