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柔莫如水，及其结为冰，则坚不可犯。天下糯莫如秫，及其酿为严酒，则猛不可咽。若世间之刚柔相错，与人心之强弱迭更，真有不可测识者。吾友沈素先弱不胜衣，见人呐呐似不能言者，及其临大事，当大难，则其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固刀斧所不能靡，三军所不能夺也。”
－－张岱《琅环文集》
庐山会议：黄克诚自投罗网
２１年前的那个著名的庐山会议又呈现在知情人眼前－－
夏天的七、八月，本来是庐山最美好的避暑日子，山清水秀，凉风习习。但是１９５９年的仲夏时节，对黄克诚将军来说却成了最烦闷恼人的日子。庐山上惊雷闪电，密云欲雨，气压低的叫人透不过气来。
一连好几天，黄克诚将军几乎从早到晚都枯坐在１７６号别墅的房间里，心情沉重而烦燥。他经历过打“ＡＢ团”的诬陷，经历过长征路上因提意见而被撤职的不公正待遇，也经历过解放以来的风风雨雨，却从未经历过如此痛苦的心灵上的煎熬，一场政治大风暴突然从天而降，雷声隆隆，惊天动地，而且竟轰击到他的头顶上，是他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７月２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
会议原定日期１４天，主要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左”的错误，讨论下半年和以后四年的经济工作任务。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归纳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并号召代表摆问题、找根源、求改进，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他还强调，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从全面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多次发言，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但他对大会即将结束也没能透彻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１４日，他动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这就是那封著名的万言书，也是致他自己彭于死地的意见书。
毛泽东很敏感。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冒犯，党内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斗争。于是他要求会议延期，请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林彪等人也上山来参加会议。
黄克诚将军１８日晚抵达庐山。他没有料到，秀美绝伦的庐山竟是自己人生历程的一个可怖“葬场”；庐山之旅竟是意味着厄运的开始。不知是偶然还是出于其他考虑，他被安排与彭德怀同住一栋房子－－１７６号别墅，而且是隔壁。
“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了，这封信写的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吗，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这是元帅和将军第二天早晨见面时的对话。它说明黄克诚对彭大元帅的意见书颇有微言。但在这天的小组会上，他却说：“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词句，可以研究。”
２３日，毛泽东雷霆震怒。他严厉指质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是“向党进攻”，并情绪激动地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大不了垮台，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
毛泽东的讲话如石破天惊，整个庐山发抖了。
有人见风使舵，有人反戈一击，有人兴灾乐祸，有人落石下井。
只有少数人坚持原来的看法。本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颇有微词的黄克诚却成了这位落难元帅的最顽固的支持者。
有一天，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来了。他对黄克诚说：“彭德怀不是也整过你嘛！”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讯号，因为柯庆施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寻常。说明毛泽东对他尚未定性，还有转弯的余地。但黄克诚却固执地摇摇头：“我没有石头。”
石者，落井下石之石也。
几天后，毛泽东在“美庐”召见黄克诚。
理智应该告诉黄克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但曲意奉承和巧计钻营不是黄克诚的性格。他不会假装微笑，不会迎合讨好，不会热烈的表示亲切，不会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慢慢追忆了中央根据地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后问道：“黄克诚，有人反映，彭德怀与你是‘父子关系’？”
“在江西，我被打成‘ＡＢ团’，是彭总救了我。同彭总的感情始终很好，但也常常发生争论。”黄克诚平静的辩解。。
“政治、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毛泽东言外之意是你们感情一致，思想、政治必然一致。
黄克诚犟脾气上来了：“这些疙瘩要解开。”
事实上，现在黄克诚任怎么说都是徒劳，因为毛泽东紧锁的眉头预示他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然而，顽强不屈的黄克诚非但没有立即转弯子，仍不动声色地站在主席面前，陈述着自己的看法－－
“我这个总参谋长，当时是你提名要我当的，不是彭德怀要我当的，怎么能说我是他的政治参谋长呢？我和彭德怀完全是同志关系，说什么父子关系，是对我的侮辱。难道共同在湖南工作过的同志到一起谈谈，就是湖南小集团吗？”
谁也弄不清话题怎么会扯到东北的四平保卫战。
黄克诚说，发动四平保卫战是对国民党和谈抱有幻想；
他说，四平保卫战把东北部队的红军骨干都打光了；
他说，当时我给林彪发了电报反对打四平保卫战，林彪未置可否，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他还说，实践证明发动四平保卫战是完全错误的......
黄克诚滔滔不绝，越说越激动。
“四平保卫战是我决定打的！”毛泽东主席很不耐烦地打断了黄克诚的话。
“就是你决定也是错误的！”黄克诚不屈不挠地顶了一句。
......
一双难堪的眼睛
树木、山丘、田地、人物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咸咸的液体象虫一样在脸上爬，在眼镜镜片上爬。那不是眼泪，而是汗水。
一支队伍在前面走。他顾不得擦拭被汗水渗湿了的眼镜，赶紧追上去，却不由得大吃一惊：四、五支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自己。
这是１９３０年７月２３日拂晓打响的晋坑之战。黄克诚将军在指挥部队向敌人进攻时，由于眼睛高度近视竟误入敌人队伍前。
“不要开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把手一挥，冲着敌人大喝一声。话音未落，他就势卧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下去。
就在这时，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喷出了火舌。
黄克诚将军命大。他滚落在山脚下，感到自己还有知觉。他用手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居然没有被打中，只是受了点跌碰伤，帽子、眼镜和身上的皮包都不见了。没了眼镜，周围什么都看不清，他只好摸索着循着枪声前进。
眼前依然一片模糊。
这的确是一双难堪的眼睛。
王平上将至今还记的这样一件事：“１１月初，红军向榇县、良田、旋章、乐昌之间前进，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三道防线。这时秋雨淅沥，下个不停，道路都成了泥浆，走一步滑半步，草鞋变成了泥坨子，经常被粘掉，队伍拉的很远，掉队的人逐渐增多。师政委黄克诚随我团行军，他是深度近视，夜行军怕摔交怕把眼镜弄坏了，就把眼镜摘下来放在口袋里，由警卫员用根小木棍拉着他走。有时我和他一起走，我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他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觉我和他开玩笑，骂我‘捣蛋鬼’。”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夜晚行军不敢戴眼镜，怕一个跟斗把眼镜摔坏了。黄克诚就用毛巾拴在自己的脖子上，叫警卫员拉着他走。警卫员调皮，故意在前面一蹦一跳的，说有石头、有沟，黄克诚也挺认真地在后面一蹦一跳的。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停下来了，黄克诚便拍打着前面的人说：“快走，快走！”结果引起一阵大笑，原来他拍打的是一头骡子。
“还有一次。”钟伟少将的回忆说：“我们在莲塘向良村追击敌４７师的途中，敌机在空中轮番扫射轰炸。红军当时尚无防空武器，只能用快速奔跑的办法躲避敌机的袭击。敌机飞的很低，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投弹的命中率很高。
有一次，黄克诚政委率领我们追击敌人，敌机在空中轮番轰炸。一颗炸弹在他的头顶落下来，我们拼命喊“快跑！”他看不清，也不知往那里跑。当他跑出几十米远时，这颗炸弹正好落在他的脚下。他心想这一次必死无疑。炸弹落地后，竟然没有炸。在战争岁月，黄克诚政委由于眼睛不好，要比别人冒更多的危险。”
最叫黄克诚将军难堪的是１９３３年的团村战斗。
那天太阳很大，阳光很好。红军在团村将进犯之敌一个师击溃，随即追击溃敌。溃敌退守在一个寨子里。黄克诚将军和师长张锡龙在阵地上观察敌人，那晓的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突然一发子弹射来，把他的眼镜震落地上。黄克诚急忙掏出身上备用的眼睛戴上。一看，吓了一跳。师长张锡龙躺倒在地上，脑袋上鲜血淋漓。一颗机枪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部，自己那副眼镜也是这颗机枪子弹击落的。张锡龙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是红三军团中的出色指挥员。黄克诚抱着战友的遗体，痛惜不已。
彭德怀闻讯后大怒，他批评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一副眼睛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长征路上的“反对派”
“黄瞎子”、“黄瞎子”，喊得亲切，喊的热情，喊的平易近人，喊的亲密无间。其实在战争年月黄克诚将军的这个绰号，给人们留下的内函恰恰相反：“黄瞎子”不瞎，“老头”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在战争年代，黄克诚部属谈到黄克诚时，一般都以“老头”称之。有一次，毛泽东问：“黄克诚多大了？喊他‘老头’！”其实那时，黄克诚将军才四十出头。“老头”者，就象国民党称蒋介石“老头子”一样，表示特别敬重也。）
在一堆黄黄的有着一股霉味的材料里，笔者翻到如下的记载：
１９３０年，黄克诚被中央军委派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任第八大队政委。同年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委。
１９３０年６月，红五军奉命扩编为红三军团，原已决定任命黄克诚任纵队政委，后取消任命，让他继续留任支队政委。
１９３１年３月，黄克诚调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年９月黄克诚被撤消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调军团司令部任秘书。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黄克诚被重新起用，调任红军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
１９３２年３月，黄克诚调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２年７、８月间，因部队整编，红五军番号取消，黄克诚被派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同年１０月，上级撤消他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解除宣传部长职务，下放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
１９３３年４月，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委。接着被任命为第四师政治委员。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红一方面军在扎西整编，取消师一级建制，黄克诚改任红三军团第十团政治委员。同年３月，黄克诚被撤去政委职务，随军反省。后经他一再要求，被任命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长征红三军团到西昌时，军团教导营营长彭绍辉接替黄克诚军团侦察科长，黄克诚调任教导营政委。中央俄界会议后，黄克诚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职务。接着黄克诚被撤职，当一名普通战士。
１９３６年初，黄克诚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并参加东征。东征回师后，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
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６年的６年间，黄克诚将军四次被降职。对黄克诚来说，那是一段阴暗倒霉的日子。命运带给他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失望，而不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希望。是的，他是未来的大将，但这一点并不重要。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军衔，而在于他的命运，在于他不向命运屈服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第一次撤职是１９３１年９月，黄克诚由师政委被降到司令部秘书，秘书虽然无大小，在当时来说最多只能算个营级，降了五级。
这年冬天，一股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就是所谓的打“ＡＢ团”。肃反打“ＡＢ团”运动开始了。上级肃反委员会给黄克诚送来了第三师“ＡＢ”团分子的名单，要求按名单捕人。黄克诚发觉，被写上“ＡＢ团”黑名单上的人，都是红军中的战斗骨干。那有那么多“ＡＢ团”分子呀，这样搞，会出大乱子的呀！他想不通。
黄克诚知道硬顶的办法行不通，即使自己不肯捕人，肃反委员会也会自行把人抓走。于是他把肃反委员会通知要抓的人送上山躲藏起来。每天派人上山送饭吃。打起仗来，他派人叫他们下山，回各自的部队参加战斗，打完仗马上再上山躲藏。这些上黑名单的“ＡＢ团”分子，明知一旦被捕，生命难保，但他们打起仗来照样勇敢，照样冲锋。
在一次战斗结束时，准备上山躲藏的一位同志尚未来得及离开，被肃反大员抓住杀掉了。肃反委员会因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把他抓起来审查。幸好此事被军团长彭德怀知道了，他拍着桌子质问肃反委员会凭什么抓人？肃反委员会拿不出证据，无言以对，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了，但不准他再带兵，撤消了他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５０年后，黄老收到了一封信。来信是一位江西人，探问他的一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去的叔叔的情况。黄老回信说，那位烈士很英勇，在对敌作战中牺牲了。之后他对家人说：“为了安慰问询者，我没有对他讲真话。是被自己人杀了的呀！”
第二次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上级撤消他黄克诚将军师政委职务，调任营政委，同样降了五级。
１９３２年初，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在田村召开干部会议批判黄克诚，指责他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是对抗中央路线。黄克诚不服，在会上同批判他的人发生激烈争论。部队渡过赣江后，一边行军，一边继续组织对他的批判。军政委贺昌多次找他谈话，说服他认错。黄克诚竟回答说：“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二十年！”
黄克诚将军以后回忆说：“贺昌是一个品质很好的共产党员，他同我之间多次因意见不合而争论，但从不因此而打击报复，该争的争，该配合的照配合，不存在个人恩怨问题。”
同年１０月，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会议，黄克诚将军再度被批判。因为他直言王明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上级认为他的态度不好，不适宜带兵，撤消了他第三师政委的职务，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解除他宣传部长职务，将他下放到教导营任政委。
１９３３年４月，在彭德怀的直接干预下，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３年９月间，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五十万以上。这期间，黄克诚将军向军团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建议。考虑到自己一再被批判为右倾，屡次向上级建议而不被采纳的情况，他恳切的请军团领导出面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红军。
彭德怀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赶出红军了。”
黄克诚说：“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
彭德怀说：“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的说，很快人家一句也不让你说。”
黄克诚痛心的说：“如果继续照这个样子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第三次是１９３５年，任团政委的黄克诚被撤职，随军反省。后担任侦察科长，降了一级。
１９３５年２月，红军长征攻占遵义城后，黄克诚找了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半年来的形势。
他了解到，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留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大多被打散，许多著名领导人相继遇害牺牲或下落不明。
他联想到，红一方面军在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很大损耗；长征后，到强渡湘江时，主力部队折损过半；此后又经一路苦战，两夺遵义，又有伤亡和减员。
他认为，红一方面军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巨大的损耗了，他深感珍惜当前尚存的有生力量至关重要，应尽力避免与敌人打硬仗、拚消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
他找到一位上级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尽快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由于他长期以来被视为右倾，这次同领导的谈话又被误解。上级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认为他不适宜继续担负领导工作，尤其不能再带兵了。
于是，黄克诚再次被撤消职务，让他随军反省。经他一再请求，后来任命他担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第四次是任教导营政委的黄克诚被撤职，当一名普通战士，成为三万名红军士兵中的普通一员。
红三军团进到西昌的时侯，袁国平主任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书记张闻天作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王平上将回忆说，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就是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我只是听人讲在行军休息的时侯，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道要走到那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
事后我们才知道，黄克诚当了会理会议的替罪羊。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当时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只好拿黄克诚来开刀。
黄克诚对自己屡次受批判和撤职处分，虽然不能理解，但他并不因此沉默。在雪山、草地的艰苦跋涉中，他仍不断向上级提意见和建议，有时直接对上级领导提出批评。
到中央俄界会议后，黄克诚便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职务。
有一次，上级让他审判处理一批掉队和讲怪话的干部战士。黄克诚坚决不同意，他说，在情况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一些同志因体力太差而掉队，不能认为是叛变逃跑；尤其是那些伤病的同志，更是情有可谅。而个别同志偶尔讲几句怪话，发点牢骚，算不得什么大问题。他还说，下面同志讲怪话、发牢骚，不能全怪他们，这和某些领导同志搞特殊，不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
黄克诚这番实事求是的话语，被认为是“狂妄”和“不服从领导”，于是，他再次被撤职，当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
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一支衣冠不整、装备残破的由农民为主组成的军队中，突然出现了一位戴金边眼镜的瘦个子，他一会儿指责这样做不对，一会儿批评那样做不行。其后果会是什么呢？
黄克诚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这位戴金边眼镜的瘦个子红军，终于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
１９４５年以来，在毛泽东的延安窑洞的案头上，不断地出现了署名“黄克诚”的电报－－
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更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山东应调三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人至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华北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个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我认为目前我党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预，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３日
这是黄克诚将军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一封电报。日本投降不久，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率第三师主力一部到淮南津浦路西，与新四军第二师会合，以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在回师东北途中，即９月１３日，将军看到了中央转发的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东北情况的电报，得知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我军已有少数部队进入东北。他就请当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饶漱石不同意发这个电报。黄克诚将军即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和军委发了这封电报。
６天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有计划地陆续向东北派遣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抵达东北的军队已达１０多万人。黄克诚的建议，无疑对中央确定派重兵到东北起了一定作用。黄克诚将军晚年回忆说：“中央当时已经决定派部队到东北去，但派１０万人这样多的部队到东北去，还是我首先提出来的。”
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６日
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７日
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多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和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９日
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７日
上面是黄克诚将军率新四军三师三万五千多人到达东北后给中央发的部分电报。当时的东北有三个叫的很响的口号，一个叫“独霸东北”，一个叫“拒敌于国门之外”，还有一个叫“最后一仗”。中央，包括毛泽东主席；东北局领导，包括彭真、罗荣桓等，不断指示进关部队迅速夺取大城市，与进关的国民党军决战。
毛泽东主席还电拟了一个十分具体的作战方案，由林彪或罗荣桓指挥，调部队至山海关、兴城的西面隐蔽集结，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正面部队与敌主力决战。从而“一战解决问题”。而黄克诚将军则清醒地来了个“七无”，发出了“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的警报，提出了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议。
据说，毛泽东１２月２８日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就是根据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拟定的。黄克诚将军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将军。因为他能够认清别人认不清的目标；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
黄克诚和林彪：英雄所见略同
黄克诚将军的远见卓识主要表现在林海雪原的东北战场上。
锦州西６５里，锦西县城东８里，有处不大不小的景致，叫做虹螺山。史书称：红螺山“山脉自西而东，百余里。从各方观之，均成形，乡人因有‘八面威风’之称。”
站在“八面威风”上的林彪，此刻怎么也威风不起来。
这是１９４６年秋天。刚刚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的林彪，能够调动的全部武装力量，只有来一连土匪也难应付的一个警卫排。东北不是没有共产党的部队，但那些部队，东一点，西一点，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打过大仗，又很难指挥的动。拿林彪自己的话来说，比指挥联合国的部队还要难。
有一天，林彪接到一个电话，脸上的愁容消失了，露出了难得的一丝喜气。这个电话是黄克诚打来的，他告诉林彪，他从山东带来的三师三万五千余人到了，距红螺山只有２０里左右。
当天晚上，黄克诚和林彪见了面。炭火熊熊情融融。他们是井冈山的老战友，谈了一夜的话。林彪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也就是从那一天起，黄克诚决定把自己带来的部队直接归林彪指挥。据宋维试将军介绍，黄克诚见过林彪后也非常兴奋：“他告诉我，林彪来东北了。林彪到东北指挥，我们肯定能打胜仗！”
黄克诚将军不会想到，在十三年后的庐山上，林彪竟会冷冰冰地把他往彭德怀那边推。林彪也不会想到，再过二十年后，当他成为罪大恶极的叛国者时，黄克诚竟不计前嫌，把他的一生放到了历史的天平上。如果林彪地下有知，他将羞愧万分。在许多方面，林彪比黄克诚强，但在个人的胸襟上，黄克诚比林彪强。
正是由于黄克诚将军的支持，林彪在东北战场有了与国民党斡旋的“本钱”。
黄克诚将军带到东北的三师后来演革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的三个主力军：
新四军第三师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后改称东北野战军３９军；
第七旅与山东八路军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司令员陈光、副司令员杨国夫），后改称为东北野战军第４３军；
以新四军第三师的三个特务团为基础，加上地方武装一部，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后改称为东北野战军第４４军。
报喜得喜 报忧得忧
夜幕降临，阵地上一片沉寂。
我看看四周，心中突然生出一种即将全军覆灭的阴影。这种全军覆灭的感觉不知怎地悄悄地钻进我的脑子。我们这个团在四平城郊守卫塔子山已经一个多月了，这几天，敌人的进攻一天比一天顽强，一天比一天猛烈。
这天上午，旅长派了一名骑兵通讯员来告诉我，他们实在派不出兵力来增援我们了。接着山上抬下几位伤员，一位满脸是血的班长见到我，说：“政委啊，山上２号阵地只有两个兵了，你不要忘记他们呀！”
当时，我们在一线的指挥员心里都非常清楚，再打下去部队肯定完蛋。目前敌人尚不清楚我方的虚实，不敢贸然进攻。明天天一亮，我方阵地情况就完全暴露了。塔子山位于哈福车站附近，距四平１０公里。这里地势险峻，站在山上可以俯瞰四平东北我军全部阵地。塔子山一旦失守，整个四平全城势将难保.....
我们虽然感觉到再打下去肯定不行，但没有走的念头，那时想的很简单，没有现在的人那么复杂。我们感觉到林总把我们团放在这里，是对我们的信任，那时林总指挥其他部队不太灵。我们只有一个想法，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大约是深夜１１点左右，又来了一个骑兵通讯员，通知我们撤退。我们这个团是四平保卫战中最后一批撤退的，时间是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８日。
当年守卫塔子山的３师７旅１９团政委魏佑铸，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将军向记者谈起保卫四平战斗时，至今仍对那种全军覆灭的感觉记忆犹新。他非常肯定地说：“那天晚上月亮很亮很亮。如果林彪不下令全线撤退，全军覆灭的可能性非常大。”
四平保卫战是毛泽东主张打的。１９４６年４月６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同志并告彭”的关于组织四平会战的电报中说：“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出新局面。”
林彪不想打这一仗。４月１１日，林彪在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在此种情况下，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的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固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４月２７日，在四平保卫战激烈时刻，毛泽东致电林彪：
林彪同志：
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嘉奖；
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毛泽东和中央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决心打这一仗？因为毛泽东是从全局从上层出发考虑这个问题的。当时美国考虑到苏美关系，急欲停战，并派专机接周恩来再到重庆谈判。中央估计数天内便可派停战小组到东北。为了有利于东北的和平谈判，中央决心在四平打一两个胜仗。如果四平保卫战坚持到谈判的这一天，那么半个东北便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林彪为什么不愿意打这一战？因为林彪是从东北这个局部同时又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这个问题的。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是蒋介石不断增兵东北，和平的实现明显是幻想，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的方针应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应固守一城一池。
结果是，我军总伤亡一万五千人后撤出了四平。
结果是，四平没有保住，我军由四平而长春，有长春而哈尔滨，不断地后撤。
结果是，地盘没有占住，和平也没有实现。
四平保卫战与黄克诚将军无关。
四平保卫战时，黄克诚担任西满分局书记、西满军分区司令员，没有参加这一战斗。但他却多管闲事，惹了个一辈子的麻烦，就象１２年后的庐山会议本来没他的事一样。
４月初，黄克诚就在四平附近对林彪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固守大城市没有意义，应该让出大城市，让敌人背上这个包裹。
四平打响后，远在科尔心（加三点水旁）大草原东部的白城子的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电，建议适可而止，不要与敌硬拼。
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
当他了解到林彪决心“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时（当时他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的决心），更是心焦如焚，发生在中央苏区的广昌战役情景又一次涌现眼前。
这件事虽然发生在十多年前，竟给他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
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象蚂蚁一样多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１９３４年的中央苏区的广昌战斗。苏联顾问李德提出：“把广昌变成马德里。”“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和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冲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不是叫红军去送死吗？”黄克诚打电话给彭德怀军团长。彭总此刻也正在发火，但他不能鼓励部下去违抗中央指示。他说：“你的意见很有道理，但命令还要服从，不然要戴机会主义帽子的。”
第五次反围剿竟没有打出一个漂亮战。敌人欢迎红军前来拼命。黄克诚在广昌失守后清点自己的部队，有一个营竟然只剩下１１个人。
４月１２日，黄克诚再也坐不住了。他奋笔疾书，就四平保卫战和东北局势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的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二）顽九十三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保。
（三）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四）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
（五）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故提上面意见，请考虑。
英雄所见略同。这封电报迟于林彪那封巧妙表述自己意见电报一天。当林彪在中央的压力和东北局处于少数的孤立情况下，黄克诚将军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林彪。
黄克诚将军发出这份电报后，始终未见回音。
这以后，有关四平保卫战的问题总在黄克诚脑中盘旋，他又憋不住了。５月２４日，他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东北的情况和问题。电报说：
从３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
总伤亡一万五千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七千左右，七、十旅连排干部大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亦换了三次。
在电报的未尾，黄克诚有意加上了一句话：
我这个人往往报忧不报喜，好从坏处考虑问题，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
......
报喜得喜，报忧得忧。这种现象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几乎司空见惯，哪位领导人不喜欢听好话，谁愿意一天到晚让不愉快的消息和批评的声音充满耳畔。可悲的是黄克诚将军在１２年后的庐山会议，仍然要不倔不饶地争一争四平保卫战的功过是非，其迂和倔由此可见一班。
谁也无法猜测导致黄克诚将军悲剧的领袖心理，也许只有了解此后关于这一事件的全过程，或者再往后目睹过那场光怪陆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透视一点个中奥秘。
黄克诚将军总是向前看的很远很远。常常正确的预见到事物发展的前程，预测到战争的必然结果。人们并非总是愿意相信他的预言，他们常常不高兴，甚至连毛泽东在内。可是很遗憾，后来的事实发展又总是证实他的判断力的正确。正因为这样他被一些人怀疑和猜忌，同时被另一些人公开的敌视，甚至憎恨。
“就是你决定也是错误的。”黄克诚将军关于四平保卫战这句不屈不饶的话，的确刺中了毛泽东主席的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