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帮末日悍将<陈良宇传奇>(连载)18

第十八章 夫人俱乐部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花花绿绿的上海滩，水深如海。如果说上海最不起眼，又最贵不可言的地方，还得算上海卢湾区制造局路八十八号的金湾大酒店。这个只有二星级（自称准三星）的酒店里，位于徐家汇路、陆家浜路交汇处。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就设在这个不起眼的酒店里，旁边则是霓虹灯闪亮的上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酒店虽然不起眼，但是出入酒店的人物，却是上海滩最有钱有势的人物。一九九四年，黄菊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不久，夫人余慧文便吵着要出头露面，因此成立了这样一个慈善基金会。基金会五月七日挂牌成立，由当时的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和余慧文分别担任理事长和副理事长。

基金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可谓一无所有。只是由黄菊批示，从上海市民政局借来了二十万启动资金。办公地方也远在南市区的一条小马路，普育西路一百零五号。真正打出慈善的名义，接受慈善捐款，从一九九五年才开始。根据其内部的审计报告，到二零零零年，基金会收入累计不过三亿零四百万。从二零零一年开始，也就是陈良宇担任市长开始，上海的有钱人忽然意识到了捐款给上海慈善基金会的好处，捐款额暴涨，到二零零六年五月累计进帐十五点八三亿巨款。五年当中，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狂收了近十三亿人民币。偌大的金额，等于是无论刮风下雨，每天纯进账七十二万人民币。

短期内狂收慈善款，以至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无法消化这笔巨款。据最新的有关报道，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收入的十五点八三亿中，只有八点八亿用于慈善事业，其余的七亿多巨款，去向不明 。

五年当中狂收十三亿巨款，内中的奥妙自然连死人也能猜出几分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虽然是个扶困济贫的机构，但是打交道的却是上海滩最有钱和最有权势之人。在慈善基金会里，陈铁迪和余慧文分别负责两个层面的“热心慈善人士”。陈铁迪负责的是上海的政要人物，余慧文则负责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夫人们。

陈铁迪本人就是上海市政协主席，一九九八年起又担任上海市人大主任。她负责联络的有国务委员陈至立、原上海工商联主席郭秀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文燕、上海市侨办主任袁采、前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施德容等人。

余慧文则掌握了一批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夫人，包括吴邦国的夫人章瑞珍和陈良宇夫人黄毅玲。余慧文、章瑞珍和黄毅玲三位一体，情同姐妹。龚学平、蒋以任以及韩正的夫人们则是跟在这三位夫人的屁股后面起哄。

相比较而言，陈铁迪本人老迈丑陋，除了陈至立之外，大都是过气的官员。而余慧文、章瑞珍和黄毅玲，却妻随夫贵，势力覆盖整个上海滩。何况这三位夫人都精心打扮，穿着高档时髦，隐约之中透出徐娘风韵。上海慈善基金会中，三位夫人完全是压倒一切的多数。因此基金会最重要的募集资金工作，便由余慧文主管，章瑞珍和黄毅玲襄理。

这样一来，这个不起眼的金湾大酒店就成了上海最有权势的所在，也变成了上海当权者的夫人俱乐部。江南一带的富商、港澳台湾到上海投资的商人无不对此地趋之若鹜，唯恨不得其门而入。余慧文更是明码标价，凡是个人捐赠五十万，企业捐赠一百万以上者，方可获得领导人夫人的接见。捐款超过三百万以上的，才可以担任基金会理事，再累计到一千万以上，就能成为常务理事。成为常务理事就意味着能够经常和这些领导人夫人们欢聚一堂。


【一千万的入场券】

从二零零二年起，陈良宇的夫人黄毅玲就以上海市第一夫人的身份，经常参加这个夫人俱乐部的活动。黄毅玲在慈善基金会中，也和余慧文一样，非常活跃。相比之下，章瑞珍忙于陪委员长吴邦国参加国事活动和出国访问，在上海期间参加夫人俱乐部的活动时，也比较低调。

黄毅玲的养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早年毕业于上海的教会学校，后来工作虽然是上海铁路中心医院的高级营养师，但是音乐修养极高。黄毅玲秉承母教，也会弹得一手钢琴。夫人俱乐部以慈善晚会的名义经常举办活动，其中最核心的节目，往往是黄毅玲的钢琴演奏，然后从孤儿院中找来一些小朋友围在黄毅玲周围，烘托气氛和场面。这样的晚会，必定是大款云集，为这位上海第一夫人捧场。余慧文则带着一个满脸堆笑，脸色白净的年轻人，开心地记帐收钱。

正如北京的《中国经营报》所披露的那样，上海市的地皮，大多数都不是公开招标，而是以私下关系进行批发的。因此在夫人俱乐部的热闹场面下，就隐藏着要在上海获得土地的潜规则。毫无疑问，这些上海滩最有权势的夫人们，等于就是上海滩的土地奶奶。

从那个时候起，凡是在上海进行投资和开发房地产的商人，最基本的潜规则就是要到制造局路八十八号的金湾大酒店报到，出手一千万以上，给土地奶奶烧香磕头，才有资格到所谓的慈善晚会去捧场。慈善晚会的入场券，也等于是允许在上海进行投资的通行证。不遵守这样的潜规则，任何政府机关的一个基层科长，就可以把一个项目活活掐死。

慈善基金会五年当中能够狂收十三亿，就在于余慧文把入场券定为一千万起步。所有到上海发展的富商，凡是拎得清的，都要先向夫人俱乐部进贡一千万，方有在大上海的立锥之地。翻看所谓的慈善记录，可知这一千万起步绝非虚言。福建富商许荣茂的世茂集团到上海投资，就是先在零二年的慈善晚会捐上一千万。香港的和黄、新恒基、恒隆地产等，也以乖乖交纳一千万人民币的“慈善款”作为进军上海的先声。

但是一千万慈善款只是起步费而已。交纳了一千万，这些土地奶奶们只能保佑项目顺利进展，不会被各个基层的科长给掐死。至于要解决实质性的问题，特别是优质地块、土地出让金和融资，区区一千万当然不够，而且要用其他手段。但是，只要烧香进贡得法，土地奶奶是非常灵光的，可谓无所不能。

如果把上海慈善基金会的捐赠名单曝光的话，上海滩的大亨们几乎可以一网打尽。没有在网里的则已经被掐死了。世贸集团的许荣茂，几乎年年上缴一千万，因此他在上海的发展也事事称心，节节顺利。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曾经仗着自己后台硬，和陈良宇的弟弟是结拜兄弟，一直没有交纳入场券，多少也引起了土地奶奶之不满。到二零零三年案发之后，为了保命，立即以防治“非典”流行病为名，乖乖地一次性付了二千万人民币。土地奶奶显灵，结果他只是被轻判了三年徒刑，而且在牢中还过着“老板”生活，随意召开董事会。

真正依靠夫人俱乐部而在上海滩创造奇迹的，还是一位来自江苏的“小白脸”张荣坤。这个对女人的心理有天才般理解力的年轻人，在二零零二年之前，不过是资产三千万的江苏小商人。但是他以无比的胆魄，不惜举债和向银行贷款，用以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款。从二零零一年底到二零零三年八月，他个人的捐款额已经达到了二千一百五十多万。到二零零五年八月，累计捐款已达三千一百五十多万，等于他在三年之中，把以前积累的全部资产都捐了精光。

张荣坤既然能够下决心借钱捐款，自然是不光光捐钱，而且用上了特别手段。在这些夫人当中，余慧文长得最有风韵，大概也最懂得风情。二零零二年十月，黄菊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余慧文却没有跟到北京，而是继续留在上海经营夫人俱乐部。春闺寂寞，在所难免，即使黄菊在身边，也是年老力不足，岂能跟三十左右、血气方刚的张荣坤相比。因此张荣坤开始捐款不久，就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理事，名誉副会长。以这个名义，张荣坤和余慧文出双成对，几乎是形影不离。

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资深摄影记者最近提供了一张照片，二零零三年春天余慧文到基金会创办的老年公寓看望前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潘文展，在镜子中照出来的，正是当时和余慧文打得火热的张荣坤。二零零四年四月三日，余慧文又和张荣坤一起参加欧洲货币组织在上海波特曼丽嘉酒店举行的优雅浪漫晚宴，两人举止十分亲热，几乎已经到了不避众人的程度。三千一百五十万捐款加上慰安手段，张荣坤在短短两三年当中，窜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联委员、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兼副监事长，二零零五年中国福布斯富豪榜第十六位富人。这样一个江苏“小赤佬”，是怎样发迹的呢？

【混世魔王张荣坤】

张荣坤一九七三年出生，和周正毅一样，几乎都是赤贫出身。他曾经的家位于苏州市上塘街一百七十三号，曾经是苏州百货公司的日杂品仓库。一九八零年，曾经在百货公司任职的张荣坤父亲，获准和一帮退休的同事一起搬进了这座石库门建筑。街坊称呼张荣坤的父亲为张胖子。

这幢石库门老房子里一共住了十四户人家。“张胖子是个知青，读书人的样子，但一看就知道没什么钱。”张荣坤的母亲更像是个庄稼人，一口山东话，大大咧咧地。她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就是张荣坤，二女儿叫张海燕，最小的儿子人们都喊他阿三。

　　张荣坤自小家境贫寒，母亲日常贩些水产鸡鸭，父亲张胖子做些小本生意，“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拉过黄包车。”张胖子管教子女很严厉。尤其对于大儿子张荣坤，经常拳脚相向。年幼的张荣坤常常踩着吱嘎响的木楼梯东躲西藏，而父亲张胖子跟在后面追打。小时候的张荣坤很瘦弱，但每次挨打之后都忍住不哭。离石库门不远，就是丁家巷小学。张荣坤在学校里是个孩子王。同学评论说他“年纪不大，却很讲义气。”在他身边，时常围着一帮小弟兄，都把张荣坤当大哥。

　　张荣坤初中就读于苏州第五中学，高中在二十一中。他的妹妹张海燕还曾经在第五中学做过图书管理员。十五年前，张樱是丁家巷附近出名的美女，她自幼和张荣坤亲梅竹马，直到后来成为张荣坤的妻子。认识张荣坤夫妇的苏州人都说，张樱是个贤内助，活动能力很强，她为张荣坤日后结识各路权贵帮了很大的忙。

　　张荣坤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并不好，“也许是把心思都放在了做生意上。”高中毕业之后的张荣坤，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因此在一九九三年前后，到了苏州吴县太湖度假区工作，在度假区的一个水上乐园项目公司任职。十年前的张荣坤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公司里是普通职工，“平时和同事说话不多。”
　　在太湖度假区呆了一两年时间，张荣坤又去吴县海关做了一名报关员。在海关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耿永祥。耿永祥于一九九一年出任苏州海关关长，三年后，又一手建成了吴县海关和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当年在吴县任职的一位官员说，张荣坤在进入海关结识耿永祥之后，又离职做起了外贸生意。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张荣坤稍微有了点积累。耿永祥后来因为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九十年代中期，张荣坤就开始炒股和炒期货。就在一九九五年前后，张家搬出了上塘街的石库门，他记得张荣坤最后一次来石库门是坐着汽车来的，司机叫他“张经理。”而整个张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胖子再也不做小本买卖了，他搬进了园林路附近的一幢别墅，后来在双塔附近又买了一幢别墅。

　　在张荣坤的弟弟阿三看来，哥哥张荣坤和嫂子张樱有着非同寻常的社交能力。在苏州结识了不少权贵之后，张氏夫妇的生意也逐渐做大，涉及到建材、外贸、金融等各个领域。但以上这些不过是小打小闹。张荣坤的真正发迹还是在他到了上海之后。尤其是他购买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入场券，并和余慧文打得火热之后。

二零零年，张荣坤进军上海，在上海浦东注册了一个“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三千万人民币，差不多是张荣坤当时的全部家当。但是从其工商注册材料上看，法定地址却是一家经营多年的蛋糕店，蛋糕店的老板也根本不知道他那里还注册过一个什么“沸点投资公司”。这显然是张荣坤玩的一个花招。

但是另一方面，张荣坤异乎寻常地热衷于慈善事业，却着实令人生疑。“沸点公司刚入驻上海不久就参加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活动，张荣坤代表公司出席，一次捐赠二百万元，一举成为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状元。”那个时候，余慧文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开张不久，总共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余慧文也还没有定出一千万的门槛费，所以张荣坤一击成功，从此成了余慧文的入室之宾。

余慧文对于张荣坤的最大帮助，莫不过是将张荣坤介绍给了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这才引出来张荣坤平地发迹，社保案惊天动地的故事。

【秦裕和祝均一】

陈良宇的秘书秦裕，作为陈良宇后期最贴身的人，可以说对陈良宇的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要超过陈良宇的老婆黄毅玲。

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生的秦裕是上海本地人士，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住在黄浦区。他的妻子是他本科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同学，化学专业。一九八一年秦裕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专业学习，一九八五年被推荐本系读伦理学硕士。读完硕士后，秦裕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为他今后的仕途打下了良好基础。

秦裕本人也算颇有才气，硕士毕业后曾在华东师范大学短暂地做过教师，教授伦理学，“讲课很有才气”。在华东师大任教期间，秦裕还翻译了美国女哲学家、伦理学家爱因·兰德的《新个体主义伦理观》一书，并于一九九三年出版问世 。

九十年代初，秦裕迎来了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从一些高校挑选了一批博士生充实干部队伍，华东师大两个年轻的优秀教师被选中，秦裕是其中之一。一九九二年左右，秦裕从华东师大调入上海市政府，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到市政府后，别人对他的印象也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围绕市委的重点工作，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提出建议，较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有较强的综合协调和组织能力”。

据报道，秦裕于一九九五年四月起成为市委副书记陈良宇的秘书。当然，这位博士出身的秘书不仅仅是起到文案作用，倒是多少有点像古代的幕僚或者绍兴师爷，不仅协助陈良宇处理公务，也经常出谋划策，牵线搭桥。久而久之，秦裕在陈良宇那里说法非常管用。

秦裕由黄菊夫人余慧文介绍认识了张荣坤，既出于余慧文的牌头实在很硬，张荣坤又刻意结纳，出手大方，上来就送一套房子。因此秦裕和张荣坤迅速打成一片。张荣坤自称也是华东师大的硕士生，跟秦裕以师兄弟轮交情。秦裕虽然是个读书人，一点也没有勘破名利的意思，受了张荣坤老大的好处，因此不惜两肋插刀，为张荣坤介绍了一个上海滩的重要人物，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

有趣的是，这位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祝均一，本身并不是一位官僚，而是一位精明的企业家出身。一九五一年出生的祝均一系浙江省海宁人，也是在上海长大的正宗上海人，因此能进入陈良宇的小兄弟行列。他作为上海向明中学初中“老三届”毕业生，曾经在黑龙江的一个叫逊克的小县城插队。在那里他一呆就是十年，还与一位内蒙古海拉尔的姑娘相恋了七年，回到上海后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姑娘完婚。

　　回到上海后，祝均一被分配到所属的淮海路街道生产组，和里弄里的大妈大婶们一起剪塑料管子。但是精明能干的祝均一从街道生产组脱颖而出，将生产组改成了“上海卢湾区春雷电讯厂”，一时成为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一九八三年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春雷厂”就创造了年利润一百四十万人民币的“奇迹”。祝均一迅速在上海成为改革的旗帜性人物，出尽了风头，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接连而至。

祝均一本身是一个在管理上相当大胆的人，他力主多劳多得，坚决打破大锅饭。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至今仍被人记得，他选择在当时上海高档的上海宾馆和客户洽谈生意，四个小时花销七百元人民币做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起了广泛争议。

这样一个脑子活络，胆大包天的人物，如果继续领导企业，也许倒能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命运的安排却使他被上级看中，成了一名官僚。一九九六年，祝均一作为主管国企改革的市经委副主任兼任市劳动局局长；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市劳动局与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合并，四十七岁的祝均一担任局长兼党委书记。他自称自己是技术专家类干部，把社保基金研究得很透 。

研究得很透，而且手下的社保年金中心拥有大量的资金。如果祝均一是个死板的官僚，也许并不在意，问题恰恰是他是个精明的商人，看着大量的资金放在那里而不能用来产生资金，就好像养猪的养着许多母猪而不能生下许多小猪一样，心痒难忍。当然，祝均一也不是傻瓜，一是他不敢把资金随便交给谁去生产新的资金；二是“老大”不点头，给他八个脑袋也不敢擅自动用社保基金；三是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放出去，当然他个人也要有好处。

就在他看着手中的大笔资金心痒难忍的时候，“小兄弟”秦裕介绍一位年轻的投资商张荣坤。这个看上去出手大方无比，一脸憨厚之相的年轻人，来头之大，让见过世面的祝均一也大吃一惊。因为张荣坤可以随时一个电话，搬来当时上海滩的第一夫人，市委书记黄菊的太太余慧文来助阵。

但是祝均一还是没有轻易相信张荣坤，而是先将张荣坤介绍给了一个死党，时任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的韩国璋。早在二零零一年，韩国璋和张荣坤联手，将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的一块工业用地弄出来，倒手卖给了地产商。张荣坤露的这一手，使得祝均一大为钦佩。因此祝均一决心把社保基金中闲置的资金委托给张荣坤这个既有背景，又“靠得住”的小兄弟去财外生财，何况这位小兄弟十分拎得清，少不了有自家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