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九是汉 奸——官至伪山东省保安司令

西安事变的孙铭九是大 汉 奸，
二二兵变的主凶孙铭九是大汉 奸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斌受张学良知遇之恩，在西北军、东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中出任交通委员会主任，随张学良亲信之十员高级将领进驻新城大楼，指挥整个西北的交通与电讯。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一触即发的内战顿时消弭于无形，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

　　此时，西北军内部分裂，两派意见对峙。

　　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蒋斌、高崇民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按张学良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致杨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一致对外，反对与中央军贸然开战，并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编条件，从潼关北撤；

　　但是，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为首的中下级军官少壮派，则坚决主张中央先放张学良回陕才撤兵，否则不惜与中央军兵戎相见。

　　此时的矛盾已经不是抗日与否的问题，而是孙铭九等野心家亟欲乘少帅不在陕之机而篡夺东北军的领导权，以及土匪出身的杨虎城企图制造兵变借机兼并东北军驻陕部队的问题了。

　　于是便有孙铭九命令手枪连连长于方俊二月二日闯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家中枪杀王将军的暴行。

　　在“二。二”兵变前两日，孙铭九即以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的名义通知蒋斌开会，就此一去不复返。

　　二月二日清晨，孙铭九派人找蒋斌夫人，勒索十万大洋，扬言交款才能放人。当时兵荒马乱，西北又系贫瘠地区，蒋夫人是随军眷属，何来此巨款？

　　事后才知，一月卅一日晚，有杨虎城、周恩来等出席的三方最高军事会议散会之际，蒋斌被孙铭九党羽挟持入汽车，先藏在西安城内，后又关押在卫队营驻地的西安东城门楼上的一间小屋内。

　　二月二日上午，孙铭九杀害王以哲、剿总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处长徐方以及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后，亲赴城门楼上把蒋斌拖出小屋。

　　蒋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怒斥孙铭九发动暴乱。孙铭九闻言恼羞成怒，疯狂地向蒋斌连开数枪，打碎了他满口牙齿，又向他胸膛近距离开枪。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蒋斌尚在弥留之际，孙就灭绝人性地下令将他活埋在离小屋仅十几米远的城墙脚下。

　　当日何柱国因闻风及时躲避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王以哲与蒋斌军阶最高，均为陆军中将。

　　孙铭九为何要杀蒋斌？

　　原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解放后历任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国务院铁道部部长的郭维城将军曾撰文说：“东北军内部少数野心家妄图篡夺领导权，组织新东北军，蒋斌拒不与他们合作，坚决按张学良手令办，追随以于学忠、王以哲为首的正确领导，拥护三位一体，实现和平政策。少壮派为了夺权，首先要夺电台之权，为此，蒋斌被少壮派头头应德田、孙铭九私自逮捕......”

　　另一位西北军交通处长黄念堂被害也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两人身居要害部门，不杀就夺不了电台权、夺不了军权。

　　孙铭九在西安事变中纵兵烧杀掳掠，西安商户十室九空，且枪杀西安边业银行经理王德俊等暴行，早已由当时西安报刊报道。

　　“二。二”兵变时，他率部抢劫军需处，掳走了一麻袋钞票。事后证实，杨虎城曾下令全城戒严，可见“二。二”兵变背后有杨虎城的黑手。

　　王以哲等死难后，消息传到渭南前线，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代表东北军全体将士致电警告杨虎城，声言如不敉平暴动逮捕叛乱分子，则前方的东北军将回师西安平乱。

　　杨虎城见局面失控，才假惺惺地发布命令通缉孙铭九等首恶分子，以便稳定军心，挽救西北军分崩离析的局面。

　　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凶见大势已去，遂连夜逃离西安，由周恩来安排，跑到云阳彭德怀驻防区寻求庇护。

　　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所谓“三剑客”全都投降日伪、沦为不齿于国人的大汉　奸。

　　孙铭九官至伪山东省保安司令；

　　另一名少壮派、亲自赴临潼捉蒋的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凤翔，投敌充任日伪“东亚同盟军”司令，统率八个师的伪军，一九四一年被日本特务毒死；

　　即如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竟在日寇败象毕露的一九四三年六月，投降日伪，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

　　重温这一页历史，所谓“抗日救国”、“兵谏”这一类弥天大谎，究竟还能继续蒙骗子孙后代吗？

　　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灵柩于二月十八日由专车运达北平，廿一日隆重举行公祭，可见当时朝野都对死难者予以崇高敬意。

　　事隔四十多年，应德田在大陆推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称蒋斌“勾结南京，迟发了八大主张电报”；

　　还有一个东北军的兵痞岳崇写了一篇短文《蒋斌扣发西安事变通电前后》，对冤死的蒋斌横加诬蔑；

　　杀害黄念堂上校的杨虎城部西北军军法处长米暂沈，一九八六年还藉出版《杨虎城传》之机，诬陷蒋斌与黄念堂“积压对外通电”、“走漏消息”，更丧心病狂地诬蔑蒋斌、黄念堂是一九三八年才成立的“军统特务”、“军统潜伏特务”、“出卖副司令”，在遗属们刚愈合的感情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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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铭九是捉蒋英雄还是汉 奸？

如果读者有兴趣追踪西安事变风云人物的历史走向，就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当时把抗日口号喊得响彻云霄、逼国民政府“立即抗日”、要“打回东北去”、高喊谁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的爱国义士，竟然在抗战爆发后“曲线救国”，投靠汪伪政权做了！

大名鼎鼎的孙铭九，华清池捉蒋的愤青英雄。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和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张、杨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在这场事变中，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因率部成功捉蒋而声名大振，成为妇孺皆知的捉蒋英雄。

　　 孙铭九1909年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27年加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在天津张学铭手下当教官，张学铭是张学良之弟，孙铭九则是张学铭的同学。

　　1931年，张学良出任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从南京经天津赴北平，路过天津时，张学铭派孙铭九护送哥哥张学良，张学良颇为看重孙铭九，还送给他一块表面上印着自己头像的瑞士名表。

　　后来孙铭九先后担任了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等职，成为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

　　1936年7月，张学良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的目的，在军中成立了一个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亲任主席，以孙铭九等人为首的少壮派军官是其主要成员。这些青年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思想激进，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早就不满。

　　张学良在南京被蒋扣押后，孙铭九等力主武力救张，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发生激烈冲突，最后竟派人将王以哲枪杀，酿成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

　　事发后，东北军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

　　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命刘鼎将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后来孙铭九离开苏区，到天津、上海租界暂避。

　　事发后，东北军军师长们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

　　2月4日，周恩来命刘鼎将应德田、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暂避。于是，许多军师长们愤而宣布效忠南京，服从中央调遣命令，还有人主动采取清共行动，最早帮张学良接上中共关系的高福源因而被枪毙。

　　至此，东北军作为一个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西安事变，张学良逮到蒋介石后，蒋对张说：你今天犯上作乱，你就不怕今后你的手下会效法你的榜样，对你也玩这一手吗？

　　张当时不以为意，不料蒋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了。这一回， 不是应在张学良身上，而是应在张学良去南京后留在西安的东北军主脑人物身上，下手的还是孙铭九等人。

　　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亲手创立抗日同志会，正是他精心培养的中下级军官，最终将他尽心竭力想要保存、为此不惜发动兵变的东北军，送入了坟墓。

　　中共为了撇清关系，不愿收留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后者不得不离开苏区。

　　孙铭九先是躲入天津租界，后又躲进上海租界，再后来，干脆投靠汪精卫政府做了汉　奸。

　　据应德田1956年的交代材料，孙铭九于1943年春在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跑到山东任伪保安副司令。中间应德田曾一度投靠他。

　　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也是个后来做汉　奸的人物。

　　然而当时，他可是专门负责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的主儿，张学良的许多抗日战争口号，都出自他手。他编写的《抗日理论与实际》小册子，中共联络员刘鼎赞赏不已，还带了许多去苏区。

　　关于应德田，还有件事儿值得一提：那封至今仍扑溯迷离的蒋介石命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文字，就出自他的回忆录，据说张学良向他背诵了文字内容，而他就如此记录了下来，云云。　

　　参与捉蒋的东北军将领中，在八年中投日的不少。

　　比如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就是其中典型，不光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当时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都曾降日。

　　包括负责执行捉蒋任务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在作战中负伤被俘，被迫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后因试图反正被日军毒死）。

　　只有一个刘桂五在抗战中壮烈殉国.

　　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战后，孙铭久由又投降了国民党。

　　他于一九四五年冬，在东北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先遣大队，曾经带队占领宾县，据说并意图谋杀陈云。被我军俘虏后到哈尔滨，始向中共抗联同志李兆麟投降。

　　　　50年代，当年西安事变中的一些军师长们成了中共的座上客，应德田、孙铭九却受到审查。应德田很不服气，他在交代材料中辩解说：

　　　　“……这些人因为没有做联共抗日工作，也没有营救张先生，一点也没有得罪过蒋介石，因而能跟着蒋介石跟到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候，永久是好官，因此他们没有遭到蒋贼的压迫危害，没有沾到敌伪的污水。……孙铭九……如当日不积极做联共抗日运动，随着那些‘聪明人’、‘好人’、‘好官’，随波逐流，无是无非，跟着蒋贼混到解放时，他也许能象那些‘好人’、‘好官’似的反而受到一些西安事变的好处。”

　　满腔的委屈，似乎他们做还很有理由了！

　　当时政府给的结论是，抗战爆发后，迫于生计孙铭九走过了一段弯路。

　　全国解放后，孙铭九受聘担任了上海市政府参事，据他介绍，他原名本叫“孙明久”，后来去日本改为“铭久”，新中国成立后，柯庆施当上海市市长，聘他为市府参事，聘书上写成了“孙铭九”，从此也就这样沿用下来。

　　　 孙铭九与张学良感情颇深，1990年曾有人问张学良将军，如果他重访大陆要见些什么人，张学良第一个便提到了孙铭九。

　　1991年8月，沉默多年的张学良在台北一家饭店接受日本ＮＨK电视台导演长井晓的专访，首次向外界披露了当年的风风雨雨。此后不久，长井晓来沪，给孙铭九放映了采访张学良的录像带，并说：“张将军很关心你的情况。”孙铭九看着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少帅，忍不住老泪纵横。

　　 晚年后的孙铭九还担任着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许多社会职务，2000年4月8日凌晨，92岁高龄的孙铭九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安详辞世。根据孙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当时国内各大媒体均以“骊山捉蒋立大功英雄孙铭九病逝”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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