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恩来河北调研:农民除了树叶咸菜野菜,那有什么存粮

诚实守信篇
来源：《周恩来践荣立德故事选》
作者：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 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编写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作朋友一定要做畏友，在大的关键问题上要互相提醒。

　　　　　　　　　　　　　　　 ——— 周恩来

鼓励敢说真话的张二廷

1961年4至5月，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村进行调研，其中公共食堂问题是重点。周恩来初到农村看到的情况，令人震惊：农民“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那有什么存粮。”

关于食堂问题的调研，开始人们不愿讲话，更不敢讲真话。周恩来指着墙上的领袖画像平易又风趣地说：“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画的，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来就是要听听你们的心里话。你们有什么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说错了也不要紧。”

经过反复启发开导，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猛地站起来问：“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周恩来答道：“当然要说真话。”

二廷说：“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都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周恩来紧接着问：“为什么吃不饱？”

二廷说：“一共几两粮食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再多吃一点，干部再多吃一点，还剩几两，最多三四两，这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也还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多，但我还是愿意自己做着吃。”

张二廷越说胆越大，竟然冒出这样的话：“总理，再这样下去，过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周恩来却感动地说：“二廷，你的话我愿听，继续往下说。”

二廷接着说：“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地里不打粮食，长的那粮食不够俺在地里生啃着吃，哪有粮交国家？一二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就没有了。国库里没有了粮食，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听后动情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生活困难，我这个当总理的怎么不难过？”

他站起来拉着二廷的手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说住我了。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早饭后，张二廷正为昨天的发言后怕，周恩来又来看他了。张二廷把怕挨报复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当着在场的公社书记的面，周恩来郑重地说：“我以后每年要派人来，看不到二廷，就找你要人。”

周恩来看张二廷一人带四个孩子，困难一定很多，便真诚地同二廷商量道：“如果你愿意，我帮你抚养两个，长大了再让他们回来，你看行不行？”张二廷打心眼里感激，但想到总理日夜为国家操劳，怎能忍心再给总理添麻烦。周恩来没有食言，从此以后，一直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的办公室每年都有人来伯延村看张二廷。

这次调研不久，在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张二廷的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根据周恩来等调查研究的结果和广大干部、社员的愿望，中央取消了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农村里办的食堂都不再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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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篇
2007-04-13 09:58:51 来源：《周恩来践荣立德故事选》
作者：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 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编写

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

我们在生活方面应该知足，但是，在革命事业上，我们总是不应该满足的，总是要不断地前进。

　　　　　　　　　　　　　　 ——— 周恩来

一条红鲤鱼


重庆谈判期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在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的同时，却过着艰苦的生活，这与国民党达官显贵们的纸醉金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恩来终日四处奔波，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谈判、周旋，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工作非常辛苦。有一天，南方局的同志们看周副主席太劳累了，就想方设法为他增加两道菜。吃饭的时候，细心的周恩来看到自己的餐桌上比其他同志多出了两个菜，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皱起了浓眉，批评具体操办的同志不应该为他搞特殊，并指出，今后再也不允许这样做。最后，他将特意为他做的两个菜，端到大伙的餐桌上与同志们一起分享。

不久，周恩来患病住院做手术。党组织安排何谦和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颜太龙两位同志陪护，饭菜由他们自己做。周恩来住院期间，邓颖超经常抽出时间去医院看望，将自己当参政员的工资节省下来留下，并再三叮嘱何谦、颜太龙说：“恩来手术后身体很虚弱，你们要辛苦点，给他增加营养，特别是蛋白质要增加。让他尽早痊愈。”大夫和前来探视的《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南开大学校长、周恩来的恩师张伯苓等人也都建议他改善伙食，多吃鱼和鸡蛋。周恩来在友人面前总是回应说：“你们放心，我吃得很好！”

然而，周恩来在生活上仍是对自己近于苛刻的节俭。电影明星吴茵当时也在中央医院，她从心底里萌生了深深的敬意，周恩来俭朴的生活作风与她所见的国民党高官的生活作风迥然不同。但是，她深知手术后的营养与调理对于身体康复的重要性。她想让何谦他们烧鱼吃，这样，既有营养，又不奢华。于是，她悄悄地教给何谦、颜太龙做鱼的厨艺。学会了手艺，何谦他们赶紧得表现一番。一天开饭时，何谦、颜太龙兴高采烈地端上一条味美异常、鲜香可口的红烧鱼。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尝了一口，然后笑着说：“嗯，挺好吃的嘛，你们俩人的厨艺大有长进啊！”何、颜二人一听喜出望外，连忙说：“太好了，那以后我们经常给周副主席做！”周恩来听完，很认真地说：“鱼很贵，以后就不要再买了，还是吃普通的饭菜嘛！”“但是，医生说手术后是需要增加营养的啊！”何谦抢着说。“青菜也是有营养的嘛！”周恩来不容分辩地说。何谦、颜太龙鼓着嘴，不再吱声了。

担心何谦、颜太龙思想上的疙瘩解不开，一天，闲暇下来的周恩来躺在病床上，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延安现在的生活很艰苦，主要吃小米和土豆，连吃盐都很困难。晋西北更艰苦，贺龙同志那里有时连吃黑豆都很困难，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活好多了。”周副主席一番情真意切、入情入理的话语，深深感动了何、颜二人，他们明白了周副主席像海一样宽广的胸怀，病中的周副主席丝毫也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病员，更不用说生活上的特殊待遇了。

这样，住院期间何谦他们再也没有为周恩来做红烧鱼了。

拒修西花厅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是中南海最简陋、最破旧的地方。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住进了西花厅，从此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六个春秋。西花厅后院的几间旧式平房，便成了开国总理周恩来的办公室。这几间老式平房由于年久失修，油漆早已斑驳脱落，墙壁发黑，墙柱因风吹日晒已经开裂，屋内地面潮湿。每当严冬来临时，肆掠的寒风就会钻过窗户的缝隙，长驱直入，工作人员只得用旧报纸裱糊以挡风御寒。

1958年夏天，《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同志应约来到西花厅，将一条重要新闻送给周恩来审阅。就在金凤静心等候时，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紧接着就下起了滂沱大雨。她看见一位秘书拿着只旧脸盆飞快地向总理办公室跑去，不一会儿，就听见办公室里传来清脆的“滴滴嗒嗒”声音。金凤顿时明白了，总理的办公室已经破“漏”的不经风雨。泪水模糊了金凤的双眼，是啊，如果不是耳闻目濡，有谁会相信一个泱泱大国总理的办公室竟会如此破漏？

西花厅工作人员曾多次提出对房屋进行修缮的请求，都遭到了周恩来的拒绝。 1959年底，周恩来到外地调查研究，将离京一段时间。工作人员认为时机难得，经过西花厅党支部会议研究,决定“先斩后奏”，乘机对西花厅总理办公室进行简单的修缮。所谓修缮，只不过是修了屋顶、铺了水泥地、粉刷了墙壁、换上了新吊灯、挂上窗帘而已。两个月后，周恩来回到了北京，当他看到了焕然一新的西花厅时，感觉非常意外，同时也很生气，立即找来相关工作人员，严厉地批评了一番，然后说：“这样搞，造成浪费，影响多不好。我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却没有做到。我不回来住吧，大家不安心，回来住吧，我又不安心！”邓颖超赶忙分担责任说：“这件事我知道。”停了一会儿，周恩来又问秘书何谦：“我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你那么一点工资，什么费用都在里面开支，能有多少存款！”何谦苦笑着说。周恩来无可奈何地说：“房子已经修了，不好再动。但必须把新加的吊灯和白窗帘拿下去，将原来的旧木床换回来。”工作人员知道自己惹下了麻烦，他们深知总理的秉性，怎么办？工作人员只好撤下了吊灯、窗帘，停止了没有完工的修葺。

修房引起的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却远没有结束。周恩来先后三次在国务院会议上自我批评，批评自己律己不严。他说：“我住的房子修了，你们去看看，我要求大家勤俭节约，自己却没有做到。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错误。”在西花厅党支部的会议上，周恩来在自我批评的同时，又语重心长地说：“修缮房屋是一件小事，我作为一国总理，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住得好点，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领导的示范作用会影响一大片。如果领导干部一层一级都讲求享受、排场，那么奢靡之风就会蔓延开来。同志们，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应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打那以后以后，周恩来对房屋修缮的控制更加严格了，从那时起直到 1976年周恩来逝世，西花厅再也没有维修过。

西服巧变中山装

1957年，周恩来在北京人民服装厂定做了一件蓝色呢料中山装，这件衣服他一直穿了六七年，因为穿的太频繁，洗涤的频率也非常高，因此，时间久了，衣服的底色近乎发白，袖口也被磨破了。可就是这样破旧的衣服，周恩来还是舍不得丢掉它。他让警卫员拿出去，请服装厂的师傅将衣服袖口等处织补，然后再打翻改新（就是指仍然用这件旧衣服，将旧衣服的反面翻过来作为正面）。改过后的衣服，他又穿了四五年，袖子上的补丁越补越大，最后竟然占了整个袖子的三分之一，实在不好再补了，服装厂的师傅感觉非常为难。为此，他们挑选了几种衣料送到西花厅，请周恩来亲自选定。

一个月后，警卫人员又原封不动的将衣料退回，同时，又捎来了一件周恩来二十年前穿过的旧式西服，要求把它改成中山装。工人师傅感动了，泪水模糊了他们的视线，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总理，穿的衣服竟然这么简朴，甚至连平常人的标准都不如，多么简朴的总理啊！工人师傅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精心改制这件西服，结果一共拼接了 20多处，仅一个衣兜就拼了4小块，最终才将这件衣服改做好。为了弥补明显的拼接痕迹，工人师傅又请普兰德洗染店的师傅精工织补。周恩来看到这件衣服后，非常高兴，象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左看右看，啧啧称赞，夸奖师傅们的手艺巧夺天工。以后，周恩来经常穿着这件衣服外出视察和接见外宾。

几年过去了，有一次，周恩来穿着这件衣服在沈阳接待外宾。宾馆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看见衣服的后腰处有处织补的痕迹，他感动地说：“总理，您这套‘礼服’应该换了，这样穿太难看了！”周恩来听后，微笑着说：“这蛮好嘛，穿着补丁的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不要紧，别人看了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那才难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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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篇
来源：《周恩来践荣立德故事选》
作者：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 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编写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有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

革命党员守纪律，比在任何政党中还要紧要。假使没有这个要素，一定不能把反革命的陈炯明、假革命的杨希闵、刘震寰打倒。
———周恩来

三付餐费

党章规定所有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周恩来是自觉遵守这一纪律的模范。每次在外用餐后，他和随行人员都要付餐费和粮票。

1973年9月16日，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周总理送别了客人。在返回的路上，他对随行人员说：“去‘楼外楼’看看，请你们在那里吃饭。”于是，车子往楼外楼饭庄开去。

到了门口，已过了营业的时间，总理叫卫士高振普先去看看还卖不卖饭。高振普走进饭店，问一位服务员，还有没有饭吃。这位服务员端详着眼前身着整齐的客人，一时没有答话。边上一位年纪大点的师傅问道：“有几位？先进来坐下。”

　　高振普正要请周总理，就听有人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认出了总理的人都抢着和进了饭店的周总理拉拉手，随后，他们请周总理上楼。

　　周总理一边上楼一边说：“很久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了，今天我带几个人来吃顿饭。他们是北京来的，有的没到过这个饭庄。”

　　饭店负责人说：“欢迎，欢迎。大家坐下等一等，我们马上备饭。”

　　总理问：“有什么菜？”

　　这位负责人知道总理的意思是上点特色菜，就答道：“还有西湖醋鱼，不过叫花鸡没有了，现做也来不及。”

　　“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配两个菜，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多了吃不了浪费。”周总理招呼说。

饭菜很快上来了，大家一边赞美西湖醋鱼的鲜美，一边进餐。

　　吃完饭，高振普照例去结账。从柜台回来，周总理问高振普付了多少钱，高振普拿着发票对总理说：“十元一毛。”

　　总理摇摇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光的，再去加钱。”

　　那位负责人推托不再收钱。周总理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了。”

　　于是，饭店又加收了十元钱。周总理看到高振普拿到了第二次的付款发票，才起身下楼。高振普转身轻声问一位服务员，如果是别的什么顾客吃这顿饭，要花多少钱。那位服务员答道：“大概要三十元吧。”

大家上了车，闲谈中周总理知道了饭店第二次收费收的是二十元，比正常的价格还是少收了十元。他很严肃地对随行人员说：“他们这种做法不好，应该按实际价格收费。看上去他们那是对我们好，实际是帮倒忙，这种风气什么时候才能改呀!”

　　随即他嘱咐卫士，要将那十元钱补交给饭店。同时他还让卫士告诉“楼外楼”，以后不准这样做。因为当天下午有事，卫士们没空去。于是，他们便把补交的十元钱给了浙江省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交。

不久，周总理办公室收到了那家饭店寄来的信，信中叙述了他们接待周总理时的愉快心情，特别是周总理严于律己、不谋一点私利的做法使他们深受教育。在随寄的一张饭菜加工用料清单上，各种价格清清楚楚，全部费用19元多一点。加上加工费，30元足够了。卫士们把这信的事向总理说了。周总理笑着说：“这就对了，不能搞特殊。”

退茶馓

1962年初，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淮安县委书记邵凤翥、副书记王纯高准备赴京之前，有人提到他们去北京应该顺便看望一直惦记着故乡的周总理。

看望周总理，总得带点家乡土产给他尝尝吧。可是这一想法刚由一名同志提出，随即遭到了另一名同志的反对。他认为，这次就不要送了。因为上次仅是送了点莲子、藕粉等土产去，总理、邓大姐虽是勉强收下了，却付了100元钱，还回赠了一箱名酒，大大超过了所送实物的价值。

最后两种意见折衷下来，大家认为，少带一点最有特色、最廉价、又是他童年最爱吃的东西去。而茶馓是最适宜的物品。

过了几天，淮安同志到了北京。会议空闲时间，邵、王两位经过联系，亲自把茶馓送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

　　秘书们都知道周恩来的脾气，当即劝他们把原物带走，说总理是从来不收礼品的。而两人坚持着，说这不是什么礼品，只是家乡人民一点心意，如果总理连这点都不收下，怎么好回去跟家乡人说呢。这样，秘书们只好暂时代收下来。两人完成了任务，轻松地回到了会议住地。

过了几天，大会秘书处打电话通知邵、王到江苏代表团秘书处。他们到了秘书处，一进门，就看见桌上放着一包东西，那不是他俩送给总理的茶馓吧!

　　总理的一位秘书微笑着坐在椅子上。傻了眼的两个人赶忙商量了一下。对秘书说，已经带来了，总不好再带回去，千里鹅毛一片心啊，我们就照收粮票、照收钱，请你给总理带去吧!

秘书笑开了。他说：“你们的这个主意，我早给总理说过了，得不通。”

　　停了停，他接着说：“你们过去不送了一次莲子、藕粉吗，总理付了钱，你们这次又来了。要是再收下来，以后还会再来送的。总理再三嘱咐茶馓一定不能收。他老人家还让我带给你们一份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请你们好好学习……”边说边递给两人一份文件。

　　在这份文件上，周总理亲自用铅笔写着这样的指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邵凤翥、王纯高仔细读了总理的批示，深受感动。他们噙着热泪请秘书转告周总理：“感谢他老人家对故乡干部的谆谆教诲，我们一定要以周总理为榜样，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严守党的纪律，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两位同志回家乡后，把这件事对很多同志进行讲述，家乡人不仅不埋怨周总理，却更加敬仰周总理，因为从这件小事，看出周总理严守党纪，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

严守保密制度

1964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国准备进行一次核弹试爆。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光又亮了整整一夜。随着电话铃声一阵阵地响起，秘书们手拿文件进进出出，来去勿勿。天刚亮，邓颖超一觉醒来见周恩来仍未休息，赶忙穿衣下床，蹑手蹑脚来到周恩来办公室门外。她看见台灯下周恩来正在全神贯注地批阅着面前的文件。

作为妻子的邓颖超，虽然非常关心丈夫的身体，但看他正聚精会神地思考国家大事，就打消了问他的念头。正在卫士值班室值班的乔金旺将邓大姐迎进了门。邓颖超朝总理办公室看了看，随即转过头小声对乔金旺说：“总理怎么到现在还不睡觉啊？”“听说这次好象是风向不对。”乔金旺悄悄回答。邓颖超虽不明究里，但感觉到总理一夜未休息肯定与这风向不对有关。走回自己卧室时，妻子疼爱丈夫的本能使她在周恩来办公室门口停下了脚步。“恩来，休息一会吧，听说是风向不对？”周恩来一听火了，一下子从椅子上起身，站在离办公桌不远的地方，目光盯住邓颖超，认真地问：“什么‘风向不对’，是谁告诉你的？”邓大姐知道出了岔子，但又不能将事情瞒他，只好实话实说：“听老乔说了一句风向不对么。”

“老乔？”周恩来立即毫不客气地对邓大姐说：“你把老乔叫进来。”乔金旺被叫进了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严肃地问：“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是谁告诉你的？”乔金旺心里想，总理啊，你让我交人，我交谁啊，我是偶而听到的一句。他只好站在那里，不吱声。周恩来心里自己清楚，这些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警卫们既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就拿这次核弹试爆来说，军事秘书来来去去，商量工作时，声音大了一点，无意中被值班卫士听到一句两句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保密工作是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的，更何况象核弹这样的国家重大机密。作为警卫，就不应该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了，就更不能再向别人传播，这别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妻子、中央委员邓颖超在内。所以忙得不可开交的周恩来不再追问已知错的乔金旺，而是对邓颖超说：“你跟老乔谈一谈，怎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呢！”

邓颖超叫走了乔金旺，说：“总理是严格要求，挨点儿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不该我知道的事就不要对我讲，什么事不该我知道的我也不问，大家一起把保密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