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万事兴
之二 花刺子模与老板娘判官平生最好吃。一到新地儿，一定先打探好餐馆。这不，看到本地报纸上有地道川菜的吃处，就前去探路。装修和店堂都算中上，看得出花了不少钱，服务生点菜都用上了触摸屏。虽然本判常去PF Chang当食客，也帮自己的亲戚管理过中餐百佳里的一家连锁店，自己也到Outback Steakhouse偷学过别人的管理方法，但看到国人家庭式的餐馆越办越好，也十分高兴。那家店几个开胃凉菜还不错，老板娘也殷勤，人也风情。第一次只简单吃了些，还不错，于是就有了第二，三次回头。却不料，回锅肉，糖醋排骨，呛锅鱼，香酥鸭实在不敢恭维。俺自己喜欢摆弄锅勺，更喜欢老子的“治国如烹小鲜”，也知道回锅肉切太薄，煮太烂自然失去了咀嚼的乐趣，带粉炸的鱼片要进一份单现炸一份然后再炒，糖醋排骨要小火煨，六分熟以后再拿出来慢慢过油加味道。于是起个好心，第二天电话回去，告诉老板娘俺的建议。虽然本判自己只去过那里三次，和下面的员工可已经混熟，与做buser的老墨也聊上了天。得知此店为老板娘独资，她老公在硅谷做电脑，她自己带8岁，5岁两小孩在这里做根据地，大厨是从别家挖来技术入股，大厨的儿子在前台做经理，老板娘一天就晚上5到8点在，其余时间都在忙。本判心里暗想，这样会计出纳不分，下面的人无法监督，怕长久不了，昨天去里那厨房里的人都跑到前面来和服务生聊天骂俏。也起个好心，打个电话，别的不敢乱讲，只告知她饭菜品质需要注意。老板娘在电话里却好似要和本判吵架。一会儿推说虽然周一大厨不在，二厨手艺却差不到哪里去，一会儿又说进货来的猪肉就有腥味于是不是店里的责任，一会儿又说外州请人做厨房难，反正就是不说自己能如何改进，反倒说其他客人没有一个有讲这些，言下之意，就是本判的嘴有问题。俺不想多理论，留了个电话，说以后有忙俺一定帮，管理上的事可以给她出点主意，服务生的英文和服务态度也可以帮忙培训-----交个朋友罢了，这才缓和下来。放了电话，本判告诉昨天同去的朋友，咱打赌，她一年之内一定关门。原因？花刺子模的故事为证（附后）。中国人因为文化的原因，认为真理是争取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谁的嗓门大，理由足，谁就胜利了。暂且不说做生意与来反馈不好消息的顾客争论是否理智，光是怕别人多吃多占的态度，就已经不理智了。本判在Outback 牛排馆亲历经理处理的方法：根本不问谁的责任，先问客人愿不愿意让厨房重做一份，如果不愿，或将此菜（常是二三十元的牛排）不算钱，或是给客人同等价值的Gift Card争取回头客，然后再和颜悦色旁敲侧击打探不喜欢的原因。中间的差别，不是独家经营与连锁经营的成本考虑就可以解释的。外国人做生意，一定是将规矩想搭建房子一样规划好，然后收入支出像流水一样流进流出（cash flow），出事找规矩，不对人，除非是有员工故意捣鬼。于是，判官想把几条想到的列出来，以飨有此需要的众网友：1
顾客的反馈直接到最高决策人，而不能经过利益相关人员2
管理员工要亲切，但是态度后面的责权与奖惩一定不能姑息与懈怠3
产品的质量监督与生产人不能有利益相关，更不能是同一人4
丑话严话讲在先，管人由严到宽5
和言悦色而决断力行，厚待重要的管理人员要由淡到浓6
产品的技术要在自己手里，再次也要由第三方定一个流程，作为质量控制的标准7
雇佣第三方定期独立评估8
其余参照《韩非子》王小波文集 花刺子模信使问题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刺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
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刺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刺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 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刺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 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这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刺子模信使有相像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 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刺子模的信使。中国的近现代 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 人叫做马寅初。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从1989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 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 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 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 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刺子模信使问题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 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刺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刺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 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 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刺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 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 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 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 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 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 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 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于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之说，有了军事效益，和林彪的 "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刺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 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 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 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 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 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别人做 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 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都比不过，人文 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 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 的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刺子模君王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刺子模， 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 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 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刺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 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 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 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 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 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刺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 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 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 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刺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寅 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刺子模，在那里 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