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道德沦丧的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道德观？这是一个问题。

道德建设是不是可以自外于政治体制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像我们看到的——只要搞出一种类似空姐的微笑服务，道德建设就会因此发生——抑或是，她笑她的，道德败坏，还是道德败坏。于是，何以国人数典忘祖，道德沦丧，究竟是些什么因素造成，成为一个亟待解释的课题。

笔者无法深入其中给出完美的答案，只是说说感觉。

这些感觉首先是政治因素使然。我常常和朋友说，如果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国家可以任意杀人，这个国家的道德底线就彻底玩完了！这当然不是说笑话。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比如说，伟大的伏尔泰就把摩西骂得体无完肤，说是于史于理，摩西都不是好东西；这样，到了法国革命时代，人们就可以把圣经拴在驴子的尾巴上招摇过市。其结果，当然就是断头台呼呼转动，人头滚滚落地。因为杀人是一种新道德，是革命者最大的时髦——这个东西，在中共革命时代被如法炮制；他们的政治正确论可以杀死几百万地主，文革可以杀死学生自己的校长，为甚？就是因为摩西说的，不可以杀人——这个看法被颠覆了。既然可以杀人，杀人有理，试问，人间尚有何不可以实践之事呢？六四，就是一证。说是杀死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稳定；这二十年，就是所谓刺刀下建设的道德本体，也就是无道德本体。这个口子一开，道德中人自然惶惶然不可终日，因为这个现实太残酷，残酷到可以人人自危。这个自危，是杀人天天有，今天到你家，那种自危。

危机是不是六四开始？当然不是。从四九年，这个自危运动就开始了；不是五七年才开始，说假话，不是五七年开始，是四九年开始，甚至更早。看看建政初期的大小报章，即可获证。儿子揭发老子，工人攻击老板，农人杀死地主，就连著名人士，也在那时开始了诛心之道——文革时，叫做批倒批臭。于是，杀人可以论和揭发批判，谎言覆盖论，合而为一。暴力和谎言，持续中国几代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你其实无法避之。说谎，对不对？在中国，说谎，很对。比如，我们可以列出几种说谎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明知故犯。报纸，是人民公器，不可以谎报新闻。但是，在此国中，你不可以不谎报之。人们知道，大跃进时期的亩产谎报等，即是。第二种，叫做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做新闻，可以采用说出一部分事实之做法。记得笔者所在报社报道九一一，就是只能在头版固定位置刊载一则新华社通稿，五百字，不能多，也不能少——所有大报版面一致，字体一致，所载报道一致，放在右下角——你可以写五百五十字吗？不可以——你可以抬高报道位置于版面吗？不可以。你是不是可以转到下一页详细报道？不可以。于是，出现第三种道德滑坡，就是人们自主性的彻底丧失。新闻从业人员如此，其他人员也如此。长此以往，不但做报纸的人们自律得道，看报纸者，也习以为常。由于长期举起一个所谓的选择眼，人们甚至面对真相也是惶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我本来可以在所在报社，看到台湾解严新闻，但是，内地报章对此毫无反映，我做为一个读者，就连这样重大的新闻，却也看过等于没看——报社中人，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无一人言说此端；就这样被自律掉了。

那么，和自律相反相成的是什么？就是不择手段和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看六四，就是不管死人还是不死人，清场镇压，就是得道。于是，在自律的反面，人们得令猖狂，枪口伴随着微笑射杀，这就是国家在承担道义灭绝的保护伞。这个事情和纳粹屠杀犹太人可以有恃无恐，是一个道理。我们强调过很多遍，很多学人也写过很多遍，一个政治设计和理想乌托邦，把德国秩序论，大东亚共荣圈论，共产主义论，改革论，做为最高道德诉求，就像人们在历史上常见的打打杀杀，据说，都是要在实现目地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人类的悲剧应运而生。现在，中国人继续走在这条险恶的理想之路上，不得回头——因为，他们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一部分人究竟何时回顾广大没有富起来的民众，好像要等一百年。于是，这一百年里的道德，就是一部分人吃掉另一部分人的道德，而且非常明显的是，是少数人吃掉多数人，吃掉人，吃掉环境和资源，吃掉基本的文化和政治常识，一直吃到他们不想再富？是的，中国人的全部道德/不道德原理，就在这里。

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国家宣传机器开动起来，政治正确，就成为政治血腥的保护伞。这一点勿庸置疑。人们说，你们要诉诸人们的良心，对各种罪犯施行所谓的良心挽救之道——说，自由存乎每一个人的心里，含罪犯的心里。这个说法在绝对的意义上，没有错。宗教的力量成为道德法庭的忏悔之所，在绝对的意义上，没有错；但是，人们还是在一个更大的错误前提下，忘却了建设一个必不可少的小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首先要区分恺撒和上帝的各自归属。如果人们不知道极权主义的上帝之道，可以杀死恺撒，他的这种宗教理念和拯救之道就非常虚伪。也就是说，宗教正确论的现实，首先要面对政治正确论——人们可以在宗教歧见中生存的前提，往往是不违反政治上的人人不干涉人人的原则。除去这个原则，实行政教合一，说是毛主席就是上帝，就是救星，人们还有何宗教可言呢？你要对纳粹游行时期德国大众的道德，来一个谆谆教导，使他们回心转意而不废其国家机器乎！于是，星空律令被语录本子代替，摩西和耶稣，佛陀和阿拉，自然悉数滚蛋。于是，一切道德沦丧，由此开始。（可悲的人类，在回顾他们历史的时候，确然发现了一些写进文化历史和政治学史的新名词：古拉格；劳改；文革；右派，等等——试问，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道德回顾呢？谁要承担这种无道无义的政治历史责任呢？何以这样的道德历史，却会被西方的政治道德容忍，并且与之共舞呢？稍有尝试者，无论东、西方人士，都会因为上述名词的出现而痛心疾首，因为，那正好是世界村道德沦丧的现实和历史写照。）

现在，这个后极权主义没有具体的毛主席了，但是，其思维方式，还是要国人统一思维，统一步调，统一情绪。于是，宗教要服从党的意志，耶稣等人也要，据说是，可以入党了。这样一来，耶稣的道德规范，成为党的一种意志；佛陀，也要学习马列主义了。这个东西，不是说笑话，是道德滑坡的一个本质原因。人们看到，既然耶稣可以入党，那么，耶稣就不是耶稣，党也不是党——就是，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的教育，教育出来的东东，就什么也不是——相信耶稣的，就不相信了，相信党的，同样也不相信——这个什么也不是主义，成为新时代的虚无主义。很多人说，他们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可以咒骂祖先于笔下，什么孔子是条丧家犬啊，什么中国文化是吃人文化啊，什么党文化，是封建主义啊！等等。于是，中国人的祖先和传统文化，在这样的叫嚣声中，被颠覆和涂炭了——而这正好是耶稣不是耶稣，党不是党，这样一种畸形后极权主义道德文化的呈现。我们的提法简单之极，就是：民主体制，才可以容纳宗教文化和其他文化；专制体制，尚且可以宽容之，如，一再提到的拿破仑文化和俾斯麦文化，可以容忍甚至建设了某种道德体系和法律制度——唯独极权主义文化是无文化，他不可以容纳宗教。这也就是一向所言之帝师合一文化的排斥宗教性质。我不知道伟大的梵蒂冈教宗，如何因应这个挑战！他是不是也认为耶稣和党文化，可以合一乎！他的前任在争取波兰人的宗教自由和道德复归，而他这个现任者，却在研究他的耶稣，他的教义，是否可以由共党授权加以解释，背书，通融，搞出一个新的改革运动——世界上，真的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在廓清这些大前提，大问题之前，几乎中国所有道德文化问题，基本处于无解状态。暴力，成为不单是六四武装镇压对于道德层面的基本毁灭，经济暴力——我们指，所谓新阶级和红色资本家的、可以有权不择手段的假竞争，假博弈，同样带来道德和经济双层面的虚无主义和掠夺主义。这样的政治不道德，带来的一切不道德，成为中国社会生态的根本病状。他们这些大小毛主义分子，关注的抓老鼠主义，成为了中国人投机取巧，趋炎附势，明抢暗夺，枉道从势的现实，且越演越烈。我们说过，不是孔孟之道没有统领五千年文明，不是世界文明轴心，排斥了孔孟和中国文化（见雅斯贝斯语）；不是中国所谓专制主义，没有产生中国文化和孔孟精髓；不是蒋介石取消了基督教义，儒学原则，取消了《大公报》和《观察》（起码他存在过），而是中共极权主义文化体制，使得任何一种文化，变态成道德本体的异化体和退化体——陈寅恪大师明言此理：他说，近代以来的体制所变，使得儒家文化失却载体——他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换言之，民主政府如果成立，儒家怎么办？一言蔽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虽然，我们可以甚至允许实证主义的语言学质询，将此命题，进行辩驳，来证实凯撒和上帝的语言归属课题——因为，当人们这样判断的时候，他们无以为他们可以界定何谓凯撒，何谓上帝做出实证——其实，这个东东，也属无解。历史，是历史的解说——自由的历史，就是不自由的历史；道德的历史，就是不道德的历史；我们寄希望于一个宽容的历史，改变一个不宽容的历史。其中的道德要素，就是认同所有层面的文化存在——唯独不可以容忍排斥一切文化的文化，党文化，布尔什维克文化和雅哥宾无神论文化——因为，所有这些文化，是反文化，是反人类的政治毒瘤。容忍毒瘤，不是衔接生态物链而是要削弱之，甚至消灭物种。

这个道理，放到道德层面，就是道德可以存在，甚至容忍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道德，但是，不可以容忍每一个时代，都要消灭每一个时代的道德。就像我们所言，道德就是道德，是元起于摩西，耶稣或者孔孟的那些基本教义，甚至可以说，是覆盖一切时代的道德通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也就是，自由主义所言之消极自由，不干涉他人之自由，不可因为要树立新自由，新民主，社会主义新人的自由，就取消历史和元道德——如果人们一会主张认同苏联式新民主，一会认同中国式新自由，那么，事情就会起变化，变化到最终取消基本自由和起码民主。

当这些基本常识被解释清楚以后，我们发现，时下中国社会，既没有还原政治自由的道德原意，也没有还原宗教自由的基本原义，他们在经济政治层面，不曾建设任何道义原则。在此现状下，构建一种既无文化也无宗教价值的苟且道德和实质不道德现状，成为现实。他们既无宗教涵养，更无政治宽容。他们建设的道德虚无场域，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总体上的无文化特征。他们所言的社会主义文化，根本不是原创和原义文化，而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嫁接失败产物。他们嫁接的资本主义，失败了，因为他们不是林肯和杰斐孙；他们嫁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失败了，因为他们甚至不是马克思和卢森堡；他们建设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而是官场；他们的官场文化，明暗规则，玷污了资本市场的市场道德和法制。这个现状，无需赘言。

二、他们的道德建设就是不道德建设。他们在推举官本位制度的俗不可耐和寡廉鲜耻的文化不道德主义中，灌入了世界上最为不耻于人类的人治体制。在遭遇灾难的时候，他们甚至要小孩子、小学生死于其前（新疆大火事件……）。这样的官本位道德的建立本身，就是取消人类尊严的不道德建制。

三、极权主义文化的整体主义，变成一种人格螺丝钉主义。这样的团体操式的建制，使得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苟且于生存之道而枉顾了他们的尊严和个性。他们始终不敢正视他们的主子，在所谓新中国的每一页历史上。于是，人格的分裂和犬儒，使得主子文化和主子道德，处于肆无忌惮，不受任何监督的任何领域。从企业建制，到媒体建制，从大学建制到机关建制，这样的螺丝钉人格和奴性人格，比比皆是，无法收拾，也几乎无法改革。这样的官吏和草民，成为中共无道德逻辑实施的通畅管道。他们根本不用担心，甚至在朝廷历史中出现的硬谏和死谏。他们听到的，是孔孟之道中最为污秽和下贱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民为贵，君为轻之思维，早已并不存身。

四、在革命时期的人人反对人人的做法，在和平时期，变成人人欺骗人人。他们描画了一副中国人人开汽车，住洋房，出国行的假象，而回避了广大民众实际生存的困境。他们当然不会允许他们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农会和工会——因为，他们认同的无产阶级主人翁道德，就是两个字：服从。

五、他们取消了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公器之使用和公器之自由性质。大学，几乎已经不存在任何人文精神的陶冶和训练；报纸，几乎等于宫门抄；机关，则成为巧取豪夺的权利单位。所有这些机制的道德建设，就是呼应官僚喉舌的胡说八道——几十年来，形成了不知道何谓民心，何谓道德的历史积习。所谓法治和操守，只是写在人民日报上，连他们自身也加之嘲弄的垃圾文字。

六、钱，成为人们顶礼膜拜，不择手段和无耻之忧的终极目地。这就毋庸赘言了。

七、官员说，你们要相信未来——面包和民主都会有的；人们说，他们什么也不相信；人民，什么也不相信——试问，一个极权主义团体操式的奥运，就会改变这场道德沦陷，让中国人相信未来吗？鬼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