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白人男性垄断 女性华裔基金经理驰骋华尔街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过去十多年，进入华尔街工作的华人越来越多，部分人位居基金经理高位。在这个传统的“男人俱乐部”里，华裔女性基金经理已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因此，记者特别访问三位华裔女性基金经理，介绍她们不同的人生路程。
高梅是纽约富尔投资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和首席基金经理。她独立负责五亿元的投资，同时和别人共同管理23亿元的资金。从2003年到2008年1月，两支基金获得较好的回报。“一支基金平均收益率是11.9%，另一支为19.9%。”
芝加哥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国际投资总经理郭津德管理14亿元基金。截至2006年底，她的平均年收益率“比市场高出六个百分点”。在以男性为主的基金经理圈内，女性基金经理不多，但她“用业绩证明，自己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好。”
川妹子曾琦是波士顿阿卡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在这家基金公司，她和其它14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800亿元资产投资，是其中唯一一位女性，而且是华裔女性。该公司不是一个人管理一支基金，而是一个团队共同管理全部的基金。“如果该我值班，我就要总管这些基金。”
美国华人金融学会(TCFA)现任会长蒋明称，该学会共有1400名会员，其中女性会员占30%。从资料上看，女性基金经理很少，也“可能担任经理后没有向学会报告”。他认为，在美国基金经理竞争比较公平。“只要能够管理好基金，业绩获得认可，就可能获得提升。”
他认为，女性担任基金经理比男性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困难不仅在工作，而也在家庭和孩子。”作为妻子和母亲，女性经理既要照顾家庭，也要管理基金，还要进行社交活动。“各方面都要摆平，的确难能可贵。”
高梅的故事
在华尔街，女性基金经理“少之又少”。担任美国华人金融学会理事的高梅认为，在华尔街要靠真本事，还要有运气。“能挣钱就是能挣钱，投资者最后要看业绩。”同时，有个好的上司也有帮助。她认为，老板要对投资者负责，要有高的回报才行，不能光看关系。
文学青年转学工商
高梅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1989年怀着文学梦想考入汕头大学文学系，四年后获文学士学位。毕业三年后，她前往加拿大的维老大学(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攻读金融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时，她申请多伦多一所大学的博士班。
她说，当时有两位候选人。教授后来发现，尽管高梅的硕士成绩很好，但竟然在本科阶段没有学过数学，因此要求她补修数学，等待数学学分够时才进入博士项目。“我认为时间太长，便放弃读博士。”
说来也巧，当时该校一位毕业生在多伦多道明银行工作。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到母校招聘新人，请教授推荐人选。她说，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发生，传言加拿大四大银行准备合并成两家。“合并就要裁员，因此当时工作并不好找。”
她决定抓住这个工作机会。后来，她的申请异常顺利，“周一申请，周三面试，周五就拿到工作。”她认为自己很幸运，“许多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人都找不到工作”。有人问她的经验。她就说，首先要认真读书，教授的推荐也很重要。
当时，她的工作就是做金融衍生产品分析，为交易员提供研究报告。“交易员属于前台，我做的工作是后台。”后来，一个同事出差，经理让她兼做同事的工作。她发现同事“很多东西做错了”。于是，她每天加班，一个月后才把所有的东西改正过来。2001年，她通过注册金融分析师(CFA)考试。
转到纽约参与创业
当时，该银行在纽约市设有一个自营部，用银行自己的钱投资可转换债券。有一天，她的经理问她是否想去纽约工作，她高兴地答应了。她说，该纽约的自营部当时由著名华人投资者黎彦修领导，业绩在华尔街名列前茅。
因为是银行的自营部，所以自营部要按照银行的规定来做，当时只能做可转换债券，其它产品不能投资。2003年，黎彦修带领自营部的20个员工离开银行，成立独立的富尔投资管理公司。“公司有四位合伙人，黎彦修是总合伙人，我和另外两人是普通合伙人。”
现在，公司共有23亿元的投资，“透过杠杆投资的资金规模达到五、六十亿元”。她负责与股票有关的债券和与债券有关的信用投资。除了共同管理这些投资外，她还负责另外五亿元的高收益贷款投资组合。
她说，这个团队过去没有投资过高收益债券。2003年，她开始尝试债券交易，“当时没有经验，我主要依靠摸索”。以前，债券投资者不买高科技公司和网络公司的债券。他们认为，高科技虚无缥缈，不像传统公司有个实体。“实际上，许多高科技公司和网络公司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水和电一样稳定。”
能否胜任业绩说话
她的业绩证明自己能够担任基金经理。2002年，一家设计管理软件名为Veritas公司两年期的可转换债券在市场上的价格达到年利率11%，减去国债利率的3%，每年盈利率达到8%。而且，这家公司的现金比债券还多，她认为不错，就决定大量购买这家公司的债券，结果证明她对了。
2002年，卫星电视的可转换债券，减去国债的收益率后，其收益率达到10%。但是，公司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其税前盈利是负数，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很大，因此，有人担心公司没有钱偿还债券。
高梅不以为然。她说，投资公司一定要看到公司的前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可以看有线电视，但是，在许多郊区和乡村，人们没有有线电视，只能看卫星电视。而且，卫星电视可以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性，就像手机一样。因此，她认为值得投资，结果证明“收益不错”。
她在朗讯科技的投资上也很成功。2002年，朗讯面值1000元的可转换债券价格下跌至180元。有人估计这家公司再也不能付息。“当时，互联网泡沫破裂，朗讯的设备卖不掉。”因为许多公司重组以降低费用，因此减少购买朗讯的设备。
她认为，朗讯支付债券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许多大的通信公司都是它的客户，朗讯应该能够生存下来。朗讯在资本市场上可以再融资，以获得时间重组而降低成本。后来，朗讯的债券价格涨了，从180元涨到800多元。她说，看问题一定要有变化的眼光。陷入困境的公司可以采取裁员、关闭部分部门以及重新融资来重生。
记取教训不蹈覆辙
高梅说，做了近十年的投资，虽然成功的居多，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我从市场学到不少的教训。”例如，朗讯发行过30年期的债券。“朗讯以前信用评级很高，只有评级为A的公司才可能发行这么长期的债券。”后来由于公司经营状况变差，这些债券都是折价出售，一百元的面值债券售价为60多元，收益率是5%。但是，朗讯的信用衍生产品的收益率却高达7%。因此，她认为朗讯的债券定价过高，其价格应该下降。
但是，她当时忽略了一点。她向一些有经验的人请教，获益不少。债券毕竟是债券。如果朗讯倒闭，朗讯就会卖东西偿还债主。“首先偿还债券所有者，价格60多元就会获得60多元赔偿。”因此，这个价格不会下降。“于是，我赶快把它们买回来。”
她从中获得一个经验，就是“首先想到市场是对的”。如果发现市场不合理，就要去设法找出它的不合理处。如果经过反复检验，证明市场是错的，才能采取行动。“如果对市场不理解，就要设法理解它。”
次级房屋贷款指数(ABX)是个新型产品。该指数由20种债券组成，每种债券又有一万至二万个次级贷款组成。高梅认为，“一百元就是一百元，市场不可能生出钱来。”但是，次级贷款就像是市场能够生出钱来一样，“每个人都获利”。她说，这就是不合理。“次级贷款是一个泡沫。”
她关注次级贷款许多年，但是一直找不到转折点。当时，次级贷款在市场上很抢手，也有人不看好，要卖空。“但是，卖空就亏，有人经不住损失就走了。”她认为，过去40年，美国家庭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只增加四分之一。房价上升与葛林斯潘为市场注入过多的资金有很大的关系。从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完全付债消费，长期一定不能支撑。
2007年3月，她开始卖空次级贷款，但是4月份就亏钱，“因为时间太早了”。到了5月份，次级贷款指数开始下跌，基金也开始赚钱。她说，她也卖空与次级贷款有关的金融公司，如全国金融(Countrywide)和华盛顿互助(Washington Mutual)。
脚踏实地提高自我
高梅说，自己的最大优点是脚踏实地，近十年来没有跳槽，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努力提高自身的价值。每天想的都是工作，甚至外出游玩也不例外。“半年前，我生第二个孩子时，只请了六周的假期。”因为丈夫也在华尔街工作，家里请了两个保母。
她既是基金经理，也是妻子和母亲。“我每天的生活相当忙。”她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起来就看电视商业新闻，然后在手机上阅读分析师寄来报告。7点半就要到公司上班，“讨论市场情况，提出注意事项”。每天晚上7点回家，吃饭后与两个孩子玩一会儿，“这是我最愉快的时候”。她对投资者的建议如下：
牢记著名投资家巴菲特的谈话。“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她说，华尔街的人就是在恐惧和贪婪中生活。他们赚了钱的时候不可一世，亏了钱就觉得没有未来，其实没有必要。
投资时不要跟风，一定要加入自己的思考，不懂的东西不要做。在市场上，有的产品收益率很高，看起来特别好，就要检查是否存在什么问题。现在，银行推出一种“加强”货币市场基金(Enhanced MMF)，但是没有保证。因此，存钱时一定要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IDC)的担保才行，以保证本金不会损失。
并非每个人都适合炒股票。股票市场的风险太大，一定不要负债太高。有的华尔街人士赚了钱后，以为每年都会这样，就开始大笔花钱。“他们先在曼哈坦购买一间高级公寓，又在长岛买下一栋度假别墅。”现在，华尔街的人失业的很多，许多人首先是卖房子。因此，华人应该避免。
郭津德的故事
郭津德在1991年进入基金行业，2000年正式成为国际投资总经理。她说，这个圈子长期被称为男人俱乐部。一开始，几乎全是白人，中国人很少，女性也很少，“自己觉得像个外星人”。“以前出去开会，他们并不把你当成一回事。”后来，她感到情况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尊重你的想法，把你看作一个专家，认真听取你的意见。”
偶然机会管理投资
1977年，郭津德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0年后，她去德州州立大学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后来，她先在罗得岛的布朗大学做点研究，后来应几位美国朋友邀请前往芝加哥。“我在中国北京长大，比较喜欢大城市，发现芝加哥不错，就想在当地找工作。”
她有位朋友曾经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与基金会的人比较熟悉。“于是，朋友推荐我去基金会工作。”当时，基金会对中国留学生比较同情，就同意接受她作为见习生)。因为她有国际关系的教育背景，就被分配到专门分发捐助资金的部门。
半年后，机会来了。该基金会开始筹建投资部，把基金会的钱去投资挣钱。她说，她虽然学过工商管理，但专业是国际贸易。“我父母是高级工程师，其它亲戚都是教授之类，对商界没有一点认识。”但是，从身分考虑，她只能去投资部，因为只有进这个部门才能成为基金会的正式职工。
她现在看到，当时这个无奈选择非常正确。“这个领域非常具有挑战性，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她对投资逐渐产生兴趣。她说，当时该部门只需要一个一般分析员，因此没有什么人竞争。“基金会的人认为我做的工作可靠，就没有对外招聘。”
当时，这个领域中国人很少。她说，基金会是个好地方，给她提供许多机会。基金会给她申请工作签证和绿卡，支持她进修，“我是边工作，边学习”。1995年，她通过注册金融分析师(CFA)考试。
适应需要努力表现
郭津德管理的基金全部投资于国际市场。为了了解国际市场，她经常出国，建立广泛关系网。“基金会对我出国考察都是鼓励，只要需要，想去什么地方就可以去什么地方。”
后来，基金会的投资部增加到十来位员工。“我是唯一的女性，其它全是美国人。”美国人比较外向，喜欢表现自己，善于出头露面。“因此，我不能老坐在那里不说话。”过去，她的个性比较内向，为了适应这个工作，她就需要“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她说，如果不采取主动态度，就不会有人注意。
她认为，作为女性基金经理，阻力不在内部，而在外边。基金经理经常要与外边的人打交道。当时，投资经理绝大多数是男人。“他们的社交活动是打高尔夫球，在打球过程中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因为她不会打高尔夫球，和这些人共同语言不多。
有一次，她去日本考察。因为透过其它方式联系，“因此他们不知道我是女的”。她去见的是日本最大的四个投资公司。“我一进董事会的房间，发现十多个老头坐在桌子的一边，看到我后非常吃惊。”她说，她看到日本女性都是倒茶送水，还要退着走路，见到她当然感到意外。
在非洲和中东，男人见到她也感到很不自然。“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已经习惯了。”她说自己很随和，尽量让对方放松下来。现在，美国女性基金经理比以前多了。
大胆投资业绩耀眼
郭津德手下有两位白人男助理。她说，过去，她曾经投资股票、债券和私募基金，现在主要投资在股票市场上。她的投资遍布全球，其中有中国大陆市场和香港市场。“我的成绩每年都比市场好，让我很自豪。”
她承认，担任基金经理压力很大，每年都要看盈利数字。基金会和大学捐助基金一起排名。但是，基金会没有大学的基金优势多。“大学基金每年都有人捐款，而基金会没有。”她认为自己的成功存在以下因素：
对外国不要存在偏见。“我对外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她说，美国人的最大问题是，总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分析外国投资对象时存在偏见。“他们总是以美国为标准，认为外国制度不民主，法治不健全，管理不正规。”她说她没有这些偏见。“我比较客观，新兴市场是没有美国完善，但是存在许多优势。”
一定要走在别人的前面。她说，现在大家都说中国大陆很好，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蜂拥而至。“如果和别人一起去，收益率不会很高。”她早在1995年前后，就回到中国寻找机会。当时，中国已经出现私募基金，几位美国华裔回到中国和中国人建立合伙私募基金。“他们还带我去一家登山车厂。”当时看得多，没有投资。但是，这些关系为她在后来的投资创造条件。
在投资上要有勇气和信心。她说，有的人比较保守，就按照股票指数的成分股购买股票，而且比重也参照成分股的比重。例如，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有30支股票，每支股票比重不同。道琼股票涨，他们的股票也涨，反之亦然。她则不同，如果觉得某个国家市场好，就要多放。但是，不能瞎来，要有根据。
坚持去所投资的公司考察。她说：“你对市场越了解，投资就越有把握。”从2000年开始，她都坚持亲自去基金会投资的公司考察。“开始时，投资者很少考察公司，都是股票分析师去。现在，投资者去公司很常见。”她认为，有的分析师出于各种原因，讲的不一定正确，投资者就要“像领导一样下基层”。
中国机会获利丰厚
郭津德说，2007年，她的基金效益最好，主要是中国大陆市场的投资回报高。十多年前，她就看好中国大陆，多次回到中国大陆考察。她认为，那时中国基础差，尚不能投资，但是将来一定行，因此就耐心等待机会。
她和一些中国的私募基金建立了良好关系。她回到美国后，仍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最近几年，她开始投资中国。她估计，几年后，很多外国人会前往中国投资。“那时候再进去获利就低了。”
她认为，从长远考虑，只有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公司才有前景。于是，她也看好这类公司。去年，她投资的中国公司比例最大，因此效益最大。但是，今年中国市场出现困难，她也对投资进行调整。她认为，中国将来是非常大的市场，潜力很大。
与其它基金经理早起晚睡不同，她喜欢晚睡晚起。“我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回家。”她喜欢收市以后，一个人待在办公室内，看看资料，考虑投资战略。“儿子上大学后，我可以把全部时间用于工作。”
曾琦的故事
曾琦工作的公司主要用数学模型进行投资。“我的工作就是检查数学模型有无问题，与设计的原理是否违背。”她认为，基金经理非常辛苦，每天工作很晚。男性基金经理可以让太太不工作，或者请个保母来解决，他们的事业仍然可以往上走。“但是，女性基金经理成家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她们根本没有时间聊天，下了班就赶快回家。因此，她认为女性基金经理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牺牲。
教授邀请担任经理
曾琦在1990年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第二年来到美国一所大学攻读生物统计硕士学位。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生物统计博士学位，三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她说，“一些课程以前学过了，所以提前拿到博士学位。”
她的博士论文获得美国统计学会大奖，因此她找工作很容易。“我在美国默克制药公司找到工作。”她说，其实在药厂做统计，工作简单，没有压力，就是觉得浪费时间。于是，两年多拿到绿卡后，她申请到摩根史坦利金融分析师的工作，正式进入华尔街。
后来，猎人头公司发现了她，将她推荐到波士顿的州街公司担任首席分析师，手下有六个人，分析世界各地不同的投资产品，向客户提供投资咨询。不过，2006年，她过去的一位教授来到阿卡典公司，邀请她加入这家公司。
她说，她到这家公司看后，发现该公司主要用数学模型进行交易，与她的专业很吻合。“而且，我一来就担任基金经理。”工作后，她觉得这家公司很公平，也比较倚重她，没有歧视。因此，她决定不再换工作了，要在这里工作到退休。
数学工具华人优势
曾琦说，该公司把所有的资料数据化，因此，公司要设计投资模型。“我的工作就是做市场研究，设计数据模型。”因为华人数学较好，因此，许多华人都在做分析师的工作。
因为市场不断变化，昨天的模型可行，今天可能就不能用了。她说，投资市场就是像是天气预报。“有的时候预报准确，有的时候不准。”因此，她要经常设计投资模型，全部数字化。“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解决。”
该公司的投资者都是机构投资者和一些合格的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额要在两千万以上。”机构投资者有纽约州政府、奇异电器(GE)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等大机构的退休基金。它们也有自己的管理团队。但是，为了分散风险，也拿出部分资金交给外边的公司管理。
她说，该公司管理的基金大部分是对冲基金，小部分是退休基金。对冲基金可以卖空。但是，纽约州政府对退休基金的投资有规定。退休基金不能卖空，学校的捐款基金也不能卖空，也有的个人要求不能卖空。
基金经理需要社交
曾琦估计，华尔街的女性分析师约占20%至30%，“其中约有10%的女性可能升到基金经理的位置”。在波士顿，女性基金经理也就三、五人，华人女性很少。“一到开会，黑压压的一片，全是男的。”
她认为，中国男性做分析师的很多，但是提升为基金经理的很少，与人际交往不够很有关系。很多中国男性专业很好，但是语言不行，上不了场面，不能见客户。“他们读写听都不错，就是说不好。”这不是一两天念几本书就行了。“你不和别人交往，如何管人？”
这里面可能有歧视。但是，若论歧视，美国人的歧视比中国人的少。她说，中国人离开学校后，就失去和美国人打成一片的机会，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小圈子，一起吃饭，一起游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语言很差。除了工作，无法与美国人交流。”
她认为自己能够担任基金经理与平日和美国人交往有关。许多中国人没有知心的美国朋友，而她有许多美国人朋友和欧洲人朋友，还有许多中国人朋友。“我经常和其它族裔的朋友谈话，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努力工作 勇于担责
曾琦说，她进入华尔街时，很少看见中国人和美国人交往，因为不知道日常交往的话怎么说。“你越不说，就越不能说。”等到一有孩子，整天忙于家庭和工作，更没有时间和美国人交往了。
她发现，中国人很少找美国人外出吃饭，不知道如何和美国人打交道，因此很难成为老板。“在这个圈子内，你要幽默，会开玩笑，还要和别人一起哄哄笑。”有的中国男性很自傲，认为和别人交往是无聊小事，实际上失去机会。
曾琦的建议是，从事金融行业就是要挣钱。但是，不要太贪心，钱够用就行了。一定不要给自己设定目标，要挣多少钱，这样精神太紧张。她认为，投资这个行业压力很大，不要再给自己施加压力了。
一定要充满好奇心，要和美国人交往，和他们成为朋友。一定不要划分界限，“我们中国人，他们美国人”。如果和美国人交往，就会发现很多机会。
一定要勤奋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年，她在摩根史坦利工作时，公司一共裁员六次。“每次我都认为这次我要交代工作了。”但是，裁到最后，公司还是没有把她裁掉。她曾经有机会离开那里，跟随老板去新的公司。但是，她还是在那里潜心下来，学习不少东西。
不要怕承担风险。担任基金经理就要承担风险。“要想成功，就不能想的太多，勇于尝试，不怕担风险。”换工作也是风险。她一共换了几次工作，一次比一次好。因此，要敢于换工作，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但是，中国人比较谨慎。
个人投资一定小心
曾琦进入投资行业已近十年，经历不少大的投资公司和基金公司，知道这些大型公司的运作。掌管巨额投资的她说，散户没有竞争力，一定不要和机构投资者竞争。她的建议如下：
个人投资者不要炒股票。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股票市场不一样。“在中国，投资像赌博，因此，不要炒股票，要买共同基金。”有的中国人看到别人在股票上赚钱，却不知道更多的人亏钱。“他们得到的信息没有专业人士的快速和准确。”
投资共同基金。花时间选股票，不如花时间好好工作，把事业和家庭搞好。“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要知道，股票投资只有少数人有运气，对多数人没有意义。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
选择代表性广泛的指数基金。不要希望一夜暴富。热门的东西免谈。暴涨就可能暴跌。投资心态放淡。如果把投资当做游戏，不要玩得太大了。“运气不能重复。”因此，最好交给基金经理去管理。
凤毛麟角的原因
究竟有许多美国华裔女性担任基金经理，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华尔街猎人头公司重心集团董事总经理裔锦声博士认为，在华尔街，女性华裔基金经理是“凤毛麟角”。过去，这都是白人男性的行业，因为“男人天生对数字敏感”。
她说，这也与华人的特点有关。华人语言不行，但是数学和技术较好。华尔街的职业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销售人员和交易员；分析师和产品设计、制造师其次；专业律师排第三；最后是技术人员。“前两类容易提升为基金经理。”华人主要所从事第二类和第四类，因为这两类人员不和人打交道，只是处理数字和技术。
赵睿是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分析师。两年前，这位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士经过五次面试才获得这个工作。她工作的小组共有五人，其它全是白人男性。她在工作中发现，中国人比较含蓄，美国人比较直接，“但工作上的争吵并不影响私下的关系”。
她说，作为这个小组的唯一博士生，她的工作没有问题。而且，她的博士论文与目前的工作有关。不过，最让她感到不适应的是，同事下班后常常去小酒馆里喝酒，“光喝酒，不吃饭”，和中国人不同。而且，白人女性也能喝，“喝酒我不行”。现在，她已经逐步适应了这个工作方式，对未来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