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唢呐：样板戏中的爱与恨【上中下】

样板戏中的爱与恨(上)

作者：金唢呐

当年江青在政治上将样板戏拔高，赋予它教育人民的神圣使命。八个样板戏除《海港》外都是讲的战争年代的故事，它的宣传主题很明确，就是：苦难、仇恨、斗争、胜利，不管情节如何，都是讲述了这样一个完整的革命故事：苦难、压迫引起仇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就反抗就斗争”；革命道路尽管曲折，但一定遵循“斗争——挫折——再斗争——再挫折——直至胜利”。

斗争、胜利的过程也有讲究，英雄人物通常是革命低潮时顽强不屈，“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坚信“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为显示英雄的伟大和敌人的残酷，常伴有少数人壮烈牺牲。革命高潮时英勇斗争、乘胜追击，取得胜利，而且这种胜利必须是“完胜”。“伤其九指”的情况几乎没有，都是“断其脖颈”，也就是全歼。

当年北洋军阀吴大帅，也就是《红灯记》里的“硬不让成立总工会”的“洋鬼子走狗吴佩孚”，在当时也算是一世枭雄，以“四不主义”闻名于世：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出国、不纳妾。他曾经自撰一副对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他这个“四不主义”，说到底还是封建士大夫的“穷则独善其身”的具体表述。

我看这个吴大帅也就是和北洋的那帮封建余孽们斗一斗，像“三造共和”、因为死了几个学生便终生连荤腥都不敢吃的段祺瑞，或许还有一拼。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根本用不着考虑这么多，像出洋，进租界这种好事连想都别想。看看样板戏里的反面人物，哪个能逃脱彻底覆灭的下场。如刀劈鸠山、活捉座山雕、枪毙黄世仁、聚歼胡传魁匪帮。我记得最有趣的是《杜鹃山》，最后众战士在柯湘的带领下找了一张捕捉野兽的大网，把毒蛇胆等众匪徒一网打尽。

那个年代所能享受到娱乐是极其有限的，尽管对于基层的民众而言，演出和观看样板戏主要是为了娱乐，但样板戏“寓教于乐”的功能确实使青年人受到了启发和教育，最后看完样板戏的结果就是对党、领袖和革命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对敌人对各种反动派的无比痛恨。这种爱和恨，都是真诚的、刻骨铭心的，远远超过了现在年轻人的想象。虽然唱词和道白都是标语口号，还有大量的政治说教，但由于翁偶虹、汪增琪们文字功底实在厚实，整体听下来，就会发现极有格律和章法，有滋有味，并不那么让人生厌，起码当时是那样。就像当年很多热血青年都是看完《白毛女》、《放下你的鞭子》走上革命道路一样，样板戏的教育也非常成功，很多人都是唱着样板戏走上造反道路的。

在很多样板戏中，都有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而这些女子，都是受压迫最深、苦难最重的、性格也最刚烈：李铁梅是个刚刚年满17岁小姑娘，生父、养父均被杀害，连“养奶奶”都不放过，本人还要“…有准备，不怕抓，不怕放，不怕皮鞭打，不怕监牢押”；柯湘新婚丈夫被斩首示众，一个美人守活寡，又遇到雷刚这么个李逵式的粗汉，毫无共同语言，精神和肉体上受到的煎熬可想而知；吴清华惨遭毒打，痛苦的竟然自虐自残，猛踢自己的后脑勺（倒踢紫金冠）；小常宝脸上涂着锅灰，女扮男装、装聋做哑，连“在人前把话讲”的机会都没有。

最可怜的还是《白毛女》里的喜儿，在深山连个咸盐都吃不到，一夜之间乌丝变白发。喜儿的很多唱段（是不是全部不知道）是著名女高音朱逢博演唱的，唱得非常动听，只是在山洞重逢一场中，为了表示喜儿长期脱离人烟导致失语，见了大春后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他、他、他是大春”，而且那个“春”字，吐字不太清晰，不知是调侃还是真有这么回事，不少人都听成“他是大葱”。怜香惜玉是人们的本性，让人觉得把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子们都逼成了这样，这个世界确实应该被砸烂，能够被砸烂，必须被砸烂。

和现在的电影、戏曲不同的是，这些漂亮的年轻女子第一不失身，因为一参加革命，这身子就是党的了，“好山河寸土不让”，绝不容他人染指。原来的《白毛女》还有喜儿被强奸的情节，到样板戏里给改掉了；第二不牺牲，牺牲的都是李玉和、洪常青这些老光棍们，更让人觉得党的事业崇高和伟大；第三都觉悟，成了上战场打豺狼的主力。这样的剧情的设计，效果非常之好，起码我当时看过样板戏后就有这样的感觉，“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真是感觉“不革命行吗？”。这些内容对人的激励作用非常大，平添了不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这是其他理性的说理不具备的效果。

样板戏里面的人物只有三种：完美无缺、白璧无瑕的高大英雄，觉悟待启发又很容易启发的干部或群众，坏得不能再坏并且看似狡滑实际愚蠢弱智的敌人。四人帮搞得样板戏和其他文艺作品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坏人特别的坏，头上长疮脚底流脓，从外貌到内心、从政治立场到个人品质都一无是处，完全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不铲除他们则国将不国，百姓永无出头之日。这点四人帮和戈培尔有一拼，纳粹宣传中的犹太人，外形都是鹰钩鼻子，干得活都是诈骗，放高利贷，拉皮条，强奸幼女这一类最不齿的勾当，简直就是人类的垃圾，只配往集中营甚至毒气室里面送。

与文革前的红色经典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红色经典相比，我认为样板戏和文革中的其他文艺作品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把这种爱和恨都推向了极端；二是前者只有对领袖、党和革命事业的爱，甚至连爱国都提的不多；后者还有对国家、民族的爱，兼有对亲人、恋人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样板戏里的人物，叫人觉得没有人情味，不是人生父母养。当时除了样板戏，中国每周出一期纪录片《新闻简报》，报告我们如何一天天好起来，敌人如何一天天烂下去，以西哈努克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如何向往北京。稍后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几个小兄弟的译制片开始上演了。我听到的顺口溜和老芦文章中写的版本稍有不同：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苏联电影大呼小叫，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日本电影内部卖票。非常简单形象地概括了这些不同国家电影的风格特点。

“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里面“笑”的场面我印象不深，只记得《摘苹果的时候》动不动银幕传来爽朗的笑声，至于为什么笑，当时光盯着苹果咽口水了，没顾上多想。但我对朝鲜电影的“哭”却印象深刻。不知为什么，朝鲜人和我们对领袖的感情不一样，我们一般是拿着红宝书从心口往外挥舞，表示“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而朝鲜表达方式更煽情，只要电影里面一提慈父领袖或者是将军，就好像中了催泪瓦斯一样，不管正在干什么，马上就掉泪。当时，从纪录片里看，慈父领袖身体非常健康，什么时候都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比伟大领袖还结实，也不知道是哭哪门子。好像孩子们都知道慈父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就是瞒着患者本人。

在我印象中，当时最火的一部朝鲜影片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卖花姑娘》，我周围看过三五遍的大有人在。看电影之前，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别忘记带手绢，那架势手绢好像比电影票更重要。电影散场，出来的人还都在揉眼睛擦鼻子。故事情节很老套，也是苦难、仇恨、斗争、胜利。我觉得它轰动的原因就是因为里面的人物比样板戏有血有肉，除了阶级感情外还有亲情（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教育片好像也有这个特点），影片中一家人相依为命，花妮和瞎眼妹妹的姐妹亲情都是样板戏里面根本没有的。而且电影里的瞎眼妹妹单纯、软弱、善良、可怜，看惯了样板戏里性格刚烈的李铁梅、小常宝们动不动就跺脚瞪眼甩辫子，再不就是“一个大姑娘，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迎着红太阳，挥手向前方”，都觉得花妮、顺姬更像个姑娘，比样板戏真实，她们的悲惨遭遇也更令人同情。哥哥哲勇好像参加革命就是为救出花妮，别的没什么英雄举动。所以即使在那个年代，仍然创下了赚取中国老百姓眼泪最多的纪录，恐怕至今还是没有被打破。

最近几年我们单位有人去朝鲜，接待方还安排了看了歌剧《卖花姑娘》，凡是去了的人都被该剧的气势、精美所震撼。没有掉眼泪的原因是花妮、顺姬们仍然在挨饿，挨饿的程度远比那时候邪乎，而且卖花补贴家里这种好事也绝无可能再发生。朝鲜的现实并没有像歌剧结尾所揭示的那样，消灭了地主，劳动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据说这部歌剧是慈父领袖金日成亲自编剧，金正日150多次亲临指导改编，前后跨度几十年，投资无数、精心打磨的精品，比江青对样板戏下的功夫要大得多。估计以后哪天金将日上台，还要继续修改加内容。相对于综合国力而言，无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胆量气魄，还是“勾挂五方来闯荡，老美、毛子、中日韩”的谋略智慧，说句“长高丽人志气，灭中国人威风”的话，恐怕咱们的毛领袖根本不是金家父子的对手。

据朝鲜翻译介绍说，歌剧《卖花姑娘》已经成为世界歌剧中一部无法超越的经典。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剧《卖花姑娘》就是朝鲜的样板戏。

样板戏中的爱与恨(中)

金唢呐

样板戏里的人物，都是一帮老少寡妇、大小光棍。英雄人物青中年骨干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洪常青、柯湘、方海珍、吴清华、江水英是这样，老头老太太也是这样，沙奶奶、李奶奶、杜奶奶、猎户老常、马洪亮也都是鳏寡老人，一个人耍单。阶级敌人座山雕、鸠山、刁德一、钱守维、黄国忠也不例外，筷子夹骨头——都是光棍。顺便说一下，凡是老帮菜大概都记得这个歇后语。文革期间有部很红的长篇小说叫《艳阳天》，作者是当时名噪一时的乡村作家浩然。小说劈头一句，“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续弦。”接着说，“一家子人是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这日子没法过”。我们这代人，肚子里转来转去就是这些玩意。

唯一例外的是《沙家浜》，里面的英雄人物阿庆嫂有丈夫，但是“脚野一点”，到上海“跑单帮”去了，不管怎么说，“人还在，心不死”，还有个盼头，将来“大不了从头再来”；反面人物胡传葵，戏的末尾要娶亲，被十八棵青松冷不防给搅黄了，“未入洞房，先进牢房”。这种单身现象显然只有样板戏才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经典和文革前的红色经典都不是这样。像文革前有部电影《千万不要忘记》（1964），现在看来非常左，实际上说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里面的主要人物追求吃穿，借钱买皮夹克和毛料裤，旷工去打野鸭子，也都是恋爱结婚后，受丈母娘影响才发生的变化。电影豫剧《朝阳沟》完全就是栓保、银环的恋爱故事，银环下乡出现动摇，栓保就拿两人在学校的早恋说事，成了《朝阳沟》里最有名的唱段：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
我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
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碎骨，刘胡兰为祖国热血流干。
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蓝笔点来我红笔圈。
我也曾感动得流过眼泪，你也曾写诗词贴在床边。
咱两个抱定有共同志愿，下决心做一个有志青年。

网友曾经问，样板戏为什么不许结婚？这是因为样板戏里的感情只能有一种，就是阶级感情，这包括对党、领袖和革命事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对敌人对各种反动派的无比痛恨，和对阶级兄弟深厚的阶级感情。反面人物就要简单的多，只有阶级仇恨。任何其他的感情，都会冲淡这种感情。1978年陈丹青在亚明家偶遇赵丹时，赵丹便不理解：“小伙子你说说，不像话嘛，爱情不能写，夫妻也不能写，这怎么可能呢——李铁梅不谈恋爱，李玉和没有老婆，你说说像不像话嘛！”（《多余的素材》山东画报社2003年1月版）。

不知其他老帮菜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文革期间，农村办红白喜事经常找人来唱样板戏，好一点的找县剧团，差一点的就找公社宣传队。再不行就在村里找个嗓子亮的，给唱上几句。我自己的体会是，碰到死人的事情最好办，样板戏里可以选择的非常多，我印象里唱的最多的就是《红灯记》里的选段，根据演员的年龄，唱李奶奶的和李铁梅的都行，我们这个地区唱的最多的就是“痛说革命家史”。像“奶奶呀！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这样的词，在出殡时候用效果不错。碰到结婚就比较麻烦，可选择的主要是《智取威虎山》里的“甘洒热血写春秋”，里面的“壮志未酬志不休”，老乡理解为没生儿子不罢休，倒是也靠谱。我们也唱过别的，主人不太高兴，认为不喜庆。确实也是这样，样板戏尽是些渲染苦难、仇恨、斗争的唱段。

《杜鹃山》里的“家住安源”这段唱词，就完整表达了这样一个苦难、仇恨、斗争的全过程，唱腔凄美，唱词感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但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这就是“翻身必须枪在手”。尤其这些唱词让妩媚动人的当代第一美女杨春霞唱出来更具有启发性，让人觉得粗鲁汉子雷刚受点窝囊气也就算了，连这么一个美女子都被逼得扯旗造反，这个社会非颠覆不可，否则天理难容。这段唱腔堪称“政治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党代表柯湘：唉！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缓缓坐下）

（唱）家住安源萍水头。
三代挖煤做马牛。
汗水流尽难糊口，
地狱里度岁月，不识冬夏与春秋。

闹罢工，（立起）我父兄怒斥工头，英勇搏斗，
壮志未酬，遭枪杀，血溅荒丘。
（那）贼矿主心比炭黑又下毒手，
一把火烧死了我亲娘弟妹，
一家数口尸骨难收。

老群众郑老万：（激愤地）矿主、工头，
中年群众罗成虎：（拍桌）毒蛇，野兽！
年轻群众李石坚：要雪恨！
众战士异口同声：要报仇！

党代表柯湘：（唱）秋收暴动风雷骤，
明灯照亮，明灯照亮我心头。
才懂得翻身必须枪在手，
参军、入党，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

工友和农友，一条革命路上走，
不灭豺狼誓不休！
不灭豺狼誓不休！

据说希特勒是一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他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希特勒的演讲时间很短，往往只有十分钟左右，演讲的内容也相当简洁，从牙缝里冒出的每一个字都洋溢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气息，而且不断重复、强调一些关键词：“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敌人”、“形势”、“斗争”，而且结尾经常是这样的句子：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德意志人民！希特勒的这些宣传鼓动令全体德国人民都为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死心塌地跟着他们的精神（病）领袖去征服欧洲，在民族解放的路上迅跑。

我觉得上面这段唱腔也完全可以与之媲美，看看老中青群众和众战士的口号（也是keywords，关键词）：矿主、工头，毒蛇、野兽！要雪恨！要报仇！想想看，如果整个国家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反复重复这些关键词，最终一定会变成听（观）众的心声，一浪高过一浪，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效果吗？哪怕放在现在，山西小煤窑的煤黑子们总听这些，不找黑心矿主死磕才怪。一群群李逵们会围在宋江周围恳求：哥哥，反了吧。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就是不求自己在矿主的牙床上滚一滚，也要为柯湘这样的美女子去求解放、争自由。一条革命路上走，不灭豺狼誓不休！

在各样板戏里，强调的重点也不一样。像《沙家浜》里的苦难和仇恨强调的就相对少一些，大量的笔墨用在斗争、胜利上。里面甚至还有“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锦绣江南鱼米乡”这些讴歌大好形势、为日寇歌功颂德的句子。可能汪增琪们怕留下辫子，后面还加了一句“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岂容日寇逞凶狂！”。饶是这样，还是让别人从中看出了“历史的痕迹与轨道”。

样板戏中的爱与恨(下)

金唢呐

战争年代、旧社会的故事都好办，怎么悲惨就怎么编，可着劲的煽动仇恨就是了。问题是写新社会的戏怎么办？弄不好就是丑化社会主义。在八部样板戏中，《海港》是唯一一部反映和平年代工人体裁的作品。《海港》原名是《海港的早晨》，是上海京剧院1964年排演的一部反映码头工人体裁的淮剧。通过了解《海港》的改编过程，也就是过去常说的“解剖麻雀”，就知道当时是怎样煽仇恨之风，点斗争之火。有仇恨要写，没有仇恨编造仇恨也要写，这倒是能从中看出点“历史的痕迹与轨道”来。

这部戏原来讲的是教育下一代搬运工安心在码头工作的故事。戏的主要人物是青年工人余宝昌（后来叫韩小强）觉得自己读书12年高中毕业（那时候小学毕业已经算知识青年了），扛一辈子麻包太冤，不安心工作，总想着看电影《乘风破浪》，跳槽当海员。身边有个码头仓库保管员钱守维，解放前是个小职员，思想解放，总是鼓励他“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走出去，前边是个天”。后来小青年抗错了麻包，发生了事故，在“老码头”和支部书记的教育帮助下，从轻视装装卸卸的体力劳动，到热爱平凡岗位，认识到“扛麻包是人民的勤务员，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改编自《刘少奇与掏粪工人时传祥握手时的重要讲话》）。按现在的说法，已经是够左、够革命的了。

1964年冬，正致力于京剧现代化的江青在上海观看了这出戏也很感兴趣，素来视江青话为“圣旨”的张春桥二话没说便亲自挂帅，组织上海京剧团一班人马将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成了京剧，剧名也改成了《海港》。由于此前张春桥曾受江青之命抓了京剧《智取威虎山》，这次又抓了《海港》，使他获得了“两出戏的书记”的美称。张春桥也“借戏升迁”，借这两出戏与江青搭上了关系。文革开始后，江青大搞阶级斗争样板戏，指出这出戏的主要问题是“突出中间人物论”、“无冲突论”。以后，张春桥多次召开《海港》创作修改会议，下面是摘录的张春桥几段有关指示，由此看出，张春桥不愧是阶级斗争的真正传人，制造仇恨的行家里手：

“钱守维搞了破坏，以前一直没处理，群众有意见。外国朋友也在问：‘为什么不处理这个坏人呀？’，这个问题一直拖下来，结果，直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咱们才来商量处理这个坏家伙。”。
“钱守维曾是美国主子的红人，他对新中国十分痛恨。他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我们有刻骨仇恨，他的破坏很大。”。
“要做到观众一听就懂，而且能产生仇恨的感情。只有政治术语不行，要用情节”
“现在剧本，敌我矛盾没有写好，观众看了分不清楚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钱守维的毒辣给人印象不深，他搞破坏的目的也没说清楚，不能使人感到‘这个人很坏’。”。
“在剧中，我们可以设想美帝、苏修本答应运去粮食给非洲某个国家，后来又不给了，我们必须赶在一定时间之前送到……也可以设想路途中某个地方，比如台湾海峡可能有一次台风，我们必须赶在台风之前通过，而那边又在急等要……这些条件都要说清楚，否则观众对钱守维的破坏计划、拖延时间等问题就恨不起来，达不到反映阶级斗争是激烈、复杂的效果。另外细节设计也是到位。”
“对于钱守维的破坏活动，我们不妨这样设计。他先是利用调度职权进行破坏，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两计失败，最后才采用了放玻璃纤维的办法。玻璃纤维的事，他是这样估计的：”不大不小，你们也查不出来。‘不然，他是不会干的……。”

张春桥讲话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立刻积极响应。首先把钱守维改为“三朝元老”式的阶级敌人，藏有“美国大班的奖状、日本老板的聘书、国民党的委任状”。为给钱守维“创造”破坏的机会与条件，钱守维的职务也由原来剧本中的“仓库保管员”改换成了“调度”，隐含向无产阶级夺权的意思。按张春桥的话说就是：“‘调度’是很重要的，铁路夺权就是先夺调度室的权，因为那里是心脏，是要害部门。”。另外为了突出国际主义主题，把原来的大米改成稻种。原剧中“散包和错包事件”，也由韩小强造成的责任事故改为钱守维造成的政治事故。戏中安排老钱在“要害部门”采用突击北欧船、小麦放露天、搅乱运输线、混进玻璃纤维等活动，干扰援外稻种的抢运，破坏我国国际声誉。而且还是个惯犯，因为有一句台词：“抗美援朝的时候出的那次事故，看来也是钱守维干的”。戏的结尾是事情败露，老钱跳进黄浦江，妄图“叛国潜逃”。这还不算，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原国民党账房先生，在黄浦江里还掏出匕首，和装卸工出身的壮汉赵队长过招，最后成了杀人未遂。为了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戏里面还安排钱守维说了几句狠话：

钱守维：（恶狠狠地）方海珍，方海珍，我看见你这样的共产党员眼睛都要出血！
钱守维：……叫你们两头错包，到处丢脸！（狠毒地）看你们的国际主义高调怎么唱？！

经张春桥和上海市委的精心修改以及全剧组人员的共同努力，《海港》终于进京在首都剧场演出了。江青在姚文元陪同下来到剧场审看该剧。据史料记载，张春桥对江青看戏也是异乎寻常的重视，专门派人负责观察江青反映，记录江青看戏时的表情动作：何时鼓掌、何时流泪、何时在本子上记，包括点了几次头、笑了几次、唱到什么地方打了拍子，甚至打个哈欠都要做个记录。

《海港》中有一个中心情节，就是暗藏的阶级敌人钱守维，散包之机，将玻璃纤维混入粮袋，企图造成一起重大政治事件。方海珍发现后，非常严肃地说玻璃纤维“人吃了，沾在肠子上，就有生命危险”，便连夜率工作翻仓找寻散包无结果，装卸队队长高志扬迎着狂风暴雨追赶已经起航的外轮，终于换回散包。当时剧组同志就告诉张春桥，生活中玻璃纤维是没有毒的，吃了也不会有生命危险。后来彩排后，上海广播电台有位同志看了演出，采取“以夷制华”、“以左制左”的策略向剧组指出，玻璃纤维是无毒的，你们这样写，将来广播出去，外国人听了会问，你们中国的玻璃纤维怎么是有毒的，这样会闹笑话，甚至出国际问题。但因为是江青点了头，剧组仍然置之不理。其实，我看由大米改为稻种后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稻种是往地里播种的，根本没机会“沾在肠子上”。

说到《海港》、《杜鹃山》，再多说几句。前边有网友问，除了唱词，样板戏的艺术魅力在哪里。我认为主要是它的音乐，像《杜鹃山》的“家住安源”、《海港》“喜读了全会的公报”、 “毛泽东思想东风传送”我认为都是样板戏里非常好听的唱腔，甚至有催人泪下的效果。尽管样板戏有很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所塑造的人物今天看起来很虚假、令人反感，但在音乐唱腔方面的成就有它的独立存在价值，它的旋律、节奏、配器更接近这个时代，这恐怕是样板戏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基础，也是今天仍然有人喜欢的原因。现在人们对样板戏的争议，一端是从政治角度完全否定样板戏价值，另一端则便是从艺术角度充分肯定样板戏价值。所谓艺术价值，我认为就是唱腔和唱词。就像这段“家住安源”唱腔，我觉得是样板戏里的经典，非常感人，几乎是百听不厌。

据说《海港》、《杜鹃山》的很多唱腔是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亲自设计的，里面有很多创新，下面是样板戏行家汪曾琪的回忆，说的非常具体：

于会泳在音乐上是有才能的。他吸收地方戏、曲艺的旋律入京戏，是成功的。他所总结的慢板大腔的“三送”（同一旋律，三度移位重复），是很有道理的。他所设计的“家住安源（《杜鹃山》）”确实很哀婉动人。《海港》“喜读了全会的公报”的“二黄宽板”，是对京剧唱腔极大的突破。京剧加上西洋音乐，加了配器，有人很反对。但是很多搞京剧音乐的同志，都深感老是“四大件”（京胡、二胡、月琴、三弦）实在太单调了。加配器势在必行。于会泳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他所设计的幕间音乐与下场的唱腔相协调，这样的音乐自然地引出下面一场戏，不显得“硌生”，《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的幕间曲可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