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学者:安全利益是中国首要国家利益
时间:2008-3-24 9:03:16 军事天地
自1996年笔者出版《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以来,10年中我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次序、内容、范围和性质四方面对我国国家利益进行适时的评估显然非常必要,这将有助于我们根据国家利益的变化调整对外战略。
国家利益的变化主要是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实力的地位在国际社会的升降,二是外部环境的改变,三是经济发展阶段,四是技术水平。
这四者的变化都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先后次序、具体内容和性质差别。例如,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是不同的;外部安全威胁小的国家和外部安全威胁大的国家,安全利益次序分别是不同的;以资源经济为主的国家和以知识经济为主的国家,在知识产权利益上的需要是不同的;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衰败的大国,国家利益的性质是不同的。
我国安全环境并未改善
从国家利益的次序上讲,安全利益在我国国家利益中占首要地位。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打破国际孤立的政治利益是首要利益。1993年摆脱孤立后,我国经济利益成为首要利益。1999年李登辉的“两国论”出台,“台独”开始公开闹 “独立”,于是安全利益成为我国首要利益。有些人以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安全环境日益改善,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我国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日益增加,主要原因是军事实力发展滞后。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实力增长较快,但国防建设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一方面是经济利益迅速向海外扩展,而另一方面却是安全保障能力局限于境内。我们常见的新闻是中国企业在海外不断遭受暴力袭击,海上能源运输安全没有保障,海外游客遇到大规模自然灾害得不到救援。与此同时,军事实力增长还跟不上“台独”势力的发展速度。“台独”制定的时间表就是利用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实现“法理独立”。我国经济实力虽有很大发展,但在保护海外企业和出国人员的安全、阻止“台独”势力发展上仍有局限。
从利益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两方面综合考虑,我国国家利益的排序是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台独”对国家构成生存威胁。政治上我国面临着“中国威胁论”的流行。虽然我国经济面临着外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但我国经济地位、贸易地位、外汇储备地位、人民币地位都呈上升趋势。因此我国经济利益的排序应在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之后。
在每类利益内部,利益次序也会发生变化。以经济利益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需要最迫切的是引进外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需要的是引进技术;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海外能源和资源保障。
利益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利益内容上讲,我国国家利益变化的方面很多。安全利益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而是增加了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内容。其中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是与军事能力相关的,如恐怖主义和海盗威胁。
政治利益的内容,从上世纪90年代的融入世界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转变为现在的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上世纪90年代,我国加入了大量的国际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融入世界的政治目标基本完成。然而,由于“台独”搞拓展国际空间的活动,申请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削弱了我国在国际组织中可发挥的作用。
经济利益的内容与上世纪90年代比也有了多方面的变化,包括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从出口能源到进口能源,从防范跨国公司到建立跨国公司,从占有低技术市场到开拓高技术市场,从仿制外国技术到保护自有知识产权,从增加外汇储备到控制外汇增长速度。
从文化利益来讲,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主要是保护传统文化,现在则是在保护的基础上要挖掘和弘扬中国文化。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两千年来,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的主流作用是丰富和发展。只要中国人自己不破坏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人能破坏得了中华文化。
我国国家利益在全球扩展
我国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广泛扩展。国家利益处于国境内还是处于国境外并非是一国政策所致,而是自然形成的。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国家利益是以与他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才形成的。没冲突就没利益,这如同水是人生存的需要,但当水是无限供给时,水就不是利益,只有当人们对水的需要发生冲突时,水才成为人们的利益。a国和b国在a国境内发生的利益冲突,a国视为境内的国家利益,b国则视为境外的国家利益。如果发生在b国,则反之。例如,市场竞争在境内表现为保护本国市场,在境外表现为拓展外国市场,其本质和内容都是一样的。我国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其实不过是我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冲突的地域的改变。
我国国家利益在全球扩展,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国家。我国已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大国(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计算)、出国旅游人数世界第二大国、石油消费量世界第二大国、贸易总额世界第三大国。于是,我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都在向全球拓展。能源需求使我们的经济利益从发达国家向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扩展。中国企业和游客走出国门,把我国的安全利益带到世界各地,中国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成为一种需要。大国的责任推动我们从关注周边地区事务向参与全球事务进展。技术进步促使我们的利益从地球向太空延伸。我国弘扬中华文化正从华人团体向非华人团体扩展,孔子学院从国内走向国外,“汉语热”在国外开始兴起。
我国国家利益已从发展型转向崛起型
明确国家利益是崛起性的、发展性的还是生存性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利益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利益实现的难度大小。世界上能维护生存的国家是绝大多数。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中消亡或分裂的国家只有几个,如东德、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不足10个国家。世界上现在的200多个国家中,能实现发展的国家则只有1/4左右,如经合组织国家和中国、印度、巴西等不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这200多个国家中,有可能实现崛起的国家则不足1/10,而中国恰恰是其中的一个。维护生存意味着防止已有国家利益的丢失,实现发展意味着现有国家利益的增加,而实现崛起则意味着发展速度要赶超他国。简而言之,国家生存利益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发展利益则是较难实现的,而崛起利益则是极难实现的。
中国的国家利益已从发展型转向崛起型。关于我国国家利益是发展型还是崛起型,有较大争论。发展是自我进步,崛起是赶超强国。如果将我国利益定位为发展型,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拉大,因为只要我们自己比自己进步就是发展了。如果是发展型,我们就可以停留在世界第四的贸易地位上,维持日本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如果是发展型,我们就不必高价研制太空技术,可采购他国的卫星服务。显然,中国人不满足于世界二流国家的地位,更不能接受生活水平提高但国际地位下降的结果。中国人民的总体国家利益是实现民族复兴。正是因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是崛起型的,因此它与他国国家利益就可能会出现摩擦与冲突。这就增加了我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难度。
为了适应我国国家利益的变化,我们有两点需要加以重视。
一是综合国力的平衡发展。在硬实力方面,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建设同等重要,要防止重经济轻军事的倾向。提高软实力要从国内社会改革入手,加大和谐社会的建设力度。国内政治动员能力提高不了,则难以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这与国内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提高,就不可能扩大在世界上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一样。
二是采取边缘切入的战略。由于崛起利益的特性,它容易引发冲突和突然事件,采取边缘切入战略可以降低利益冲突的烈度。在高政治和低政治利益冲突上,应选择从低政治切入。在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利益冲突上,可选择从边缘地区切入。将两者结合就是,高政治利益从边缘地区切入,低政治利益可向核心地区发展。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作者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名家论坛”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