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上）
在没有晋升高级职称之前，总感觉自己许多思维上的不成熟，总希望从老教授和前辈们那听取和吸收他们的精华，也就形成自己思维上的惰性和依赖。晋升之后，特别是参加国家与国际组织合作的大型项目之后，接触面更广，见闻更多，也激发了自己的独立思维和独自的见解。但，依然有不少亲身经历和体会的现象，令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更使我陷入迷茫。我在这只回忆和整理自己在那两年的岁月里，所经历的专业发展、自身价值和正直为人等三方面的迷茫。
本以为自己与卫生厅的长期合作和经常下现场，特别是下农村调查，对基层老百姓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甚为了解（可以说，当时我在这方面是整个系里最强的，最权威和最有发言权），但是当我带领九名实习的学生到西南某省的一个山区县进行项目基础调查之后，使我陷入了专业发展上的迷茫。
这次的项目基础调查与以往有许多的不同，不是简单的填写一些表格，获取一些可信或不可信的数字就算完成。这次除搜取数据之外，最重要的是进行个人访问和小组访谈。个人访问里面主要是主管卫生领域的县长、卫生局长、防疫和保健骨干、村干部和乡村医生等。小组访谈主要是一般村民，以育龄妇女为主。访问领导的事情自然是落在我这个带队的老师身上了，接受我访问的是一个女的副县长。她瘦瘦的高个，年纪与我差不多或者略大一点（女士的年龄可不能乱问），是个师范大学毕业生，在县中学任教好几年，后因成绩卓绝而调县教育局，因为县城里的大学毕业生当时并不多，有成绩的更少，在年轻化、知识化的倡导下，她也就脱颍而出，当选为副县长。在与她的交谈中，感觉她对卫生，特别是预防和保健方面的认识还比较到位，也满有自己的思路和打算，但当她谈到如何将自己的思路和打算付之行动时，她道出了她的苦衷，那就是：“难！！”
第一难，是没钱没经费，全县年财政支出是七千万，但年收入仅四千万，每年在三千万的赤字下运行，能帮助困难户解决脱贫问题是他们当前最重要的目标，至于健康问题只能退居让位了。第二难，是原来的合作医疗制度解体，百姓中的集体融资力量消失，廉价为百姓服务的赤脚医生也几乎匿迹，从事基层服务的网络已支离破碎。她珍切地希望通过参加这次和合作项目，借助国际的基金和国家项目专家的力量，将其思路和计划变为现实。后来接着访问各级的领导和骨干，那难声更大，更具体，也更令人心沉。
完成县城里的访问之后，预计最难的是到乡村里的走访和组织会谈。一大清早起床就随县城的项目专用车和一辆老北京吉普，颠簸了约3个小时来到一个事先抽样确定的乡村。刚到村门口，小孩子象看见奇怪动物一样围拢过来，但当他们看清我们的面目之后，却又象看见魔鬼一样地四处奔散，无影无踪。入户找人时，不是男人就是些老太婆，没见到几个育龄妇女，后来和随同一起来的县保健院医生打听，原来是那些小孩去通风报讯，竟称我们是来抓计划生育的，真是有点哭笑不得。真不知道如何向村民解释才能让她们回来配合我们完成调查，没办法，我们只好去乡村医生的诊所，了解诊所的服务能力和条件。
这村里的医生是位年轻的姑娘，在县护校医士班毕业回村里行医，我们就和她座谈，随便也了解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等方面的使用和储备情况。这时，有一位快30岁的妇女带着一个5岁大的小男孩来到诊所，原来是小孩发高烧好几天，一直吃药不好，医生本来是建议打针治疗，但那妇女连买药都在赊帐，哪能支付那高级的抗菌素？但，今天小孩似乎症状加重，那妇女只好硬着头皮，再来请求村医援手。我听着小孩的咳嗽声，借用村医的听诊器，从背部听听小孩的呼吸，基本上可以肯定小孩已经患了支气管肺炎。我转脸问那村医：“你打算怎么处理？”，她说：“肌注胺卞青霉素，一天两次，连续三天”。处理是适当的，只是胺卞青霉素的费用比较高，但村医说：“一般的青霉素已经有抵抗性，效果不理想”。我又问她：“这样处理要花多少钱？”她说：“十六元八角，不包注射费”。我接着问：“原来她还欠多少药费？”“五块多”。我看了看小孩，再看到那妇女乞求的眼光，我就对村医说：“这样吧，原来的药费和抗菌素费用我来给她付，但注射你可以义务服务吗？”村医同意，我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二十多块付了这些费用，小孩也在数分钟内完成的肌注回家。
没想到我这一不经意地为那妇女付费，不久陆续就有育龄妇女抱着小孩来到村医诊所，都请我帮忙给孩子看看，搞得我措手不及，还好许多都是一些简单问题，最多的是缺钙，我也只好暂时借用村医的库存钙片免费发给那些需要的小孩。这样一来，大家的关系马上就融洽很多，那些妇女都愿意接受我带来学生的个人访谈和小组座谈，意外顺利地完成这个村的调查。第二天，我向县保健院领取了一些常用的药品，让学生背上出诊箱，下村调查，他们刚从临床实习回来，问题不大，这样就可以边为小孩看病，边调查，进度比我们原来预计的还要快，而且效果好，基本找出一些具体和真实的基础资料。最后合计，总共花了二百多元的药费，我只好叫保健院出具发票，回校从项目经费中报销。
这次的调查锻炼了学生，我也颇受教育和启发思考，广大基层对卫生和预防仍需要解决最基本的服务，特别是自50年代就已着手普及的新法接生和科学接生，却在90年代还有产妇自己接生，用新破口的玻璃瓶碎片为婴儿断脐，更有甚者竞是对我振振有辞地解释说：“如果断脐的地方离开脐眼7寸，小孩就不会得七日癫（新生儿破伤风）”令我惊讶无比。
我在想，我们作为预防医学的研究者，是全部人员和精力都投入到那些应用分子生物技术的高科技研究里，还是要投入为普及那些已成熟的技术在基层中应用性研究？但在追求赶超世界的旗帜下，又有多少人愿意投入到这些看似低级、简单，却能给百姓带来实际效益的科研中？这类象是公益性的研究，只能依靠世界资金组织的资助，但这种资助又能维系多久？这些研究与自己的专业发展关系又是如何？因为这类研究难以组织出高科技性内容，而不能为专业刊物所青睐，谈何专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