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名落孙山
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幻想过自己还能继续读书，读大学是一种永不可及的事情，从没有想过。我有一表姐，文革后期红到发紫，且成绩骄人，但每次最后的推荐总没有她的份，因为总有比她更红的人，而象我这样的黑五类，上大学只是新天方夜潭。可是77年改革高考制度，却燃起了我内心的欲望，真心地感激邓大人的如此伟大创举，否则我也难有今日。
接到家里来信提及高考改革，我们这种黑五累可以报名参加，不妨试试。我就本着尝试的心理，回城听课复习一个月。那时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系统复习，听到说哪里有一个老师教哪门课很好，就往哪里钻。二哥只初二就毕业，虽然参加夜校补习，但数理化的功底远不如我，但他也报名参加，其一是陪我听课学习，其二是他可以有半个月的带薪复习假，这样他就可以边煮饭边复习，减轻因为我不在时母亲的负担。我听课复习满一个月就得回农场工作，只好边工作边复习。这年我是在当地的公社中学的考场里应试，当时参加考试者人山人海，看来许多是来凑热闹的，因为有一下午考试结束时，竟有人睡到监考官来叫才醒后离开。春节过后，考试成绩和录取分数线陆续获知，我以11分之差没有入围，但陪我参加考试的二哥却总分入围，最后被一矿冶学院录取。这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一直很佩服二哥的为人处事，几乎是以他作为我的样板，所以也暗下决心：一定要赶超他。
送走上大学的二哥和好友之后，我就弄了一张医生证明，谎称自己因病暂请病假不回农场，而其实我却回原来的母校参加下一年级的复习。这次，复习略为系统，也补习了不少过去没有学过的东西，如：韦达定理、沟股定理等。当时流行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故我也只着眼于数理化的补习。那负责组织数学竞赛的老师这时可是成为大红人了，专区党政领导的太子都集中到他那补习，同时他也请了当地最著名的理化老师一起辅导，故可以称这是一个太子数理化补习班。这些太子或官老爷给这位老师什么好处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我没有给他一丝的好处，可他却亲自来叫我参加他组织的这个补习班，我想只是由于我一直是他地下辅导的学生之缘故吧。在中间休息时间与太子们的交谈，才对他们的心理、心态略有了解，不外乎是攀比谁的老子是几级干部，和与那些头面人物有干系，也令我对这些太子、公主敬而远之。
两个多月的补习，颇有收获，每次模拟测验的成绩似乎考取的成功在望。不知道是连队获晓我装病复习，还是农场的工作纪律严明，连队郑重其事地来信告知，如果在一周内我仍不返队工作，将做开除公职处理。接到此信后，我心慌了，这在当时可是给自己档案留下黑记录的重大事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只好返回农场工作。从此，白天六点就起床开工，晚上7点就自己在茅房的煤油灯地下看书和做练习，直到半夜两点。连队的老工人都觉得奇怪，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如此持续到高考前一刻。由于只靠自己的阅读和练习，不懂也没有人好问，故感觉只是一种维持状态，没有进步。考场仍是那个公社中学，但参加考试的人却大大减少，考场的纪律和气氛也更加严密、紧张。考完后，我感觉数理化考得还过得去，但语文和政治就一点底也没有。果然，成绩打听回来，语文才仅拿30分，而总分比最低录取分数线还差2分。
这次的失败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尤其是知道曾在一起补习的一名低年级同学，平时我们的数理化成绩不相上下，但他考取了重点大学，而我却再次名落孙山。这晚，我找卫生员要了10片安眠药，刚开始吃了两粒不行，再加两粒还没见效，最后一怒之下将剩下的通通放到口里，一吞而尽，但最终我还是睁着眼睛，盯着漆黑的茅屋顶，度过此不眠之夜。后来几天，实在顶不住了，迷迷糊糊地睡了将尽三天三夜，没有人帮打饭，没有人递水，没有人问候，就这样度过这艰难的时光。
79年的春节快到，我犹豫是否该回城探亲，我确实感到没脸去面对母亲，母亲该是怎么想呢？她会责怪我吗？但对母亲的思念还是驱使我回家，尽管是挨责骂，只要再看到母亲，也心安。 我如此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当我看到母亲时我的表情特别复杂，但母亲却象没有什么事那样，心疼地左望右顾地看着，没有半句的责怪，有的是亲昵的问候，这时我绷紧的心才松懈下来，接着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和委屈，泪水也就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诚然，如果母亲不通情达理，对我的考试失准责难，那我的心理防线将彻底崩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难以想象了。
大年初一，我带着内疚的心情去给恩师（那位数学老师）拜年，他也没有责备我，倒是理解我提前回农场无法更好地复习和应试，同时他告诉我，大年初六就有一个考试，市里拟招收一个全日制高考补习班，集全市最优秀的教师担任辅导，让我别再探亲访友了，好好准备一番。从他家出来以后，我也就直奔家门哪也不去，又再一次回到自己熟悉的复习环境，且在筛选考试排名时处在参加者中的第四名。这个班集全市两届高考失败或未被录取的学员在一起，整个补习过程系统、严密和高强度，可以说：这半年里我所学到的理论要远远超过中学五年里所学到的知识。全班共有54个学员，79年就有46人考取大学，80年再有2人考取，余下的6人就在市里的银行、海关的招聘中以名列前茅被录用。当然，我终于在79年以刚超过重点院校分数，被一重点医学院录取，而我选择报考医学院则有一段小小的插曲。
我从小喜欢数学，更敬佩那对我恩重如山的数学老师，故我一直想报考师范数学系，一方面师范当时属冷门，对我这种只求脱离艰辛环境的谋生者比较适宜，另外师范的伙食补贴高且连课本都不要钱，可以避免家里开支。但在我补习期间，母亲的心脏病再次发作，且不能轻易搬动，故请医院里的急诊医生到家里抢救。那医生来到我们家后，一派傲慢和趾高气扬，怒斥这指责那，最后只给母亲的静脉里推一针，母亲就苏醒了过来（学医后才知道，母亲心衰一直服用狄高辛，但心衰加重时其功效已不足，而医生推的只是一支西地兰而已）。医生扬长而去之后，我心想：这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我就不能学医？难道我学医后会比你差？所以，我当时念头一转，就决定报考医学，希望有生之年为母亲的身体健康尽些棉力，也希望为其他的病人解除痛苦尽自己的一份责。
大学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但不是命运的转折点，我这凡事都要比他人多经受磨难的命运始终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