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焦力竭
大凡从事专业技术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慰，那就是能面对自然、面对实际，暂时脱离社会上的虚伪和隐饰，在自己设计的专业技术园地里，自由自在地耕耘和收获。虽然我从事的专业也可以开展纯实验室研究，但专业的发展和价值则需要更面对社会和人群，这也就逐渐培养了我从事如何与人打交道的研究和体验，更感悟如果没有团队的合作，将一事无成，故也注重与人的交流与合作。与我合作共同完成课题的伙伴，都希望能够与我再次合作，因为他们能从与我的合作中，获得利益。比如，我的研究生课题，除完成自己的论文外，还利用所收集的资料，从不同角度分析，为参与课题的三家基层医院的合作医生撰写四篇具有临床特色的论文。所以，我在专业上的合作者越来越多。但却没想到，当我走向系领导的位置，却找不到合适、真诚合作的伙伴。特别是经过那次丢脸的外出交流之后，随着细致的观察，我已感觉到自己已经落伍，难以与他们俩这样的人合作。
首先是他们对系里老教授的处置，表面上恭维那些老教授，但背地里竟对那些老教授毫不留情。最明显的是，原来老系主任是全国本专业学会的常务理事，应邀出席新一届的改选，但新的系主任却以无经费为由，自己一人出面替代了老教授出席，更乘此机会、花更多的钱，周游了大西北一趟。老专家们不忍心看到系里正在走向没落，纷纷献计献策，但到他们那里只是耳边风，全然不当一回事。虽然老教授们的一些知识、观念或许落后或陈旧一些，但他们对中国公共卫生问题的见地绝对远优于那些在国外学习而刚回国者。国外许多先进的东西，未必都能适用于中国国情，更不能生搬硬套。
其次是搞吹、捧、宠，总要把系里的一点新作法吹出去，如果能见校报更佳，甚至篡改一些数字，也要突现新班子的业绩。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一刚从国外进修回来的年轻教师，竟每周有一篇论文要求我签字推荐发表。开始两篇我还不太在意，到第三篇我就让她教研室的主任核查其原始记录资料和数字后，才能推荐发表。结果一查，是将国外导师发表的论文拆开，翻译和整合为中文论文，在国内发表，以争取尽早破格晋升。我不知道，这属于侵权、篡改、还是造假，但总觉得其中不当，如果不严格把关，学校和系的声誉将毁之一旦。
再有是对异议者坚决抵制，对追随者分别对待，时而令其受宠，时而令其失宠，把一批年轻教师玩弄在手股之间，也令其失去了钻研专业的情趣和精力。更反映在晋升时的黑箱操作，我参与了仅有的一次中评委的讨论和系领导讨论等会议后，才真正体验其中的黑在那里。一个没有论文、没有课题、且教学量不足的本科毕业年轻教师，只因为是系主任教研室里的一员及其拥护者，就给予晋升中级职称，而另一有论文、有省级课题、教学独挡一面的研究生毕业教师，却因为不是热衷的支持者，而以数年前的一次上课迟到和名额限制为由，不给予晋升中级职称。为了这一不公平的决议，我公开提出异议，这可能是在中评委和系领导会议中少以见到的现象。我倒不是鼓励年轻老师上课迟到，但评职称不是评先进，职称应该是靠硬本事，先进才是看好表现。上课迟到理应批评甚至处分，但一时、且数年前的过错不该影响其晋升。正因为我的坚持，出于无奈只好找学校争取多一个指标，两个人都给予晋升，但我与他们的矛盾也就因此而公开化。
有人还以为那位年轻教师走了我的后门，不知道给了我什么好处，竟公开与系主任抗衡。其实，我对这位从哈尔滨只身到我们系攻读研究生并留校的小姑娘并不熟悉，只是在一次一起到上海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国际讲习班时才熟悉她。当然在火车上我们也聊了很多，我感觉她是一个很有思想和个性的好姑娘。也就自那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她在教研室里的表现和清楚她发表的论文及获得课题资助的情况。在年轻人畏惧大学的贫瘠和弃专业从商的氛围下，系里能保护和维系象她这样的优秀人材，应该属领导的职责。可惜，据说我离开之后不久，她也出国深造了，到底去了哪个国家，我不得而知。另外的黑箱作业，是参加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系里选派的参与者，不是学术上的最强者，而是能相互支持、达成协议、学识平平的学者。弄得系里，沸沸扬扬，有些著名的老教授竟把这些黑暗闹到校长和校纪检会去。把这种专业上的决策，转化为按官场上的运作形式，这怎么能编写出高品质的教科书？也难怪，在一线教学的老师总在那埋怨，新版的统编教材不如旧版，且一版不如一版。
其实，这些事情都与我自身无关，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总感觉被群众所重托走上这个岗位，应该为其做一点点事情，否则于心何忍？于心何安？更令我操心的，就是教研室那一摊了。可以说，从进教研室的那天开始，就接受老主任的观点，把教研室当成家，甚至我们几个年轻人谈恋爱时，都得把女友事先带回教研室审核，教研室也都为我们几个举行新婚茶座。当恩师去世、且师兄师姐都陆续出国离开时，我曾暗下决心，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将教研室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个重点的科室，不辜负恩师的厚望。
为了这个目标，我努力了，我付出了，教研室也逐渐地改观。但一场变革，提出满负荷工作量口号，重新考核计算人员配置，在那硬公式的计算之下，我们这种小专业，因乘的学生基数有限，故出现超员，可滑稽的是行政人员却出现严重缺编。我迄今还不明白，工作量的公式是如何缔造出来的？难道给30个学生上课所需要的备课时间要比给300名学生上课要短十倍？讲课的时间也要压缩十倍，10分钟一堂课？
为此，我们教研室要减员，使刚有些起色的教研室又再次枯萎。更令我为难的是，这年一位从外校研究生毕业（本科与我同届）的同事，获得资助要到国外进修读博士。其实，我们两个一直合作教学很好，各有特长，且他师出名门，专业理论上要比我强。但他毕竟来系里的时间短，在周围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现场，所以有些方面相对没有我活跃和方便。在申请破格晋升时，他也因为论文和获奖不如我而未能如愿。有人认为我是近水楼台，也有人议论我是地虎，他是强龙，都以为我在压着他。说句心里话，我丝毫没有这一概念，更希望彼此能很好合作，把教研室发扬光大。这时，他获得资助能出国，我自己也想再出国进修，但我的计划还没有进入最后的明确阶段，如果不同意他去，我将落个不义，但如果我签字让他走，我出国又多了一重障碍不算，教研室的教学任务如何完成，那可是心中没底。为了不让别人指着我的脊背来指责扣压人质，就象我在内心指责我们的前任领导将我扣压下来，却将自己的全部子女送出国一样，所以我咬着牙，在他的申请表上签字，同意他离开教研室去深造。虽然已有些预感，但怎么也没料到竟因此而使我陷入心焦力脆、面临崩溃的边缘。
尽管在教学计划和安排中，我已经做了许多调整和准备，但新学期一开始，就由我带领两个年轻教师、两个在读的研究生、两个进修生和从其他教研室及防疫站请来的兼职教师，启动了三个专业的课程。两位年轻教师对教研室的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协调其他辅助教学的人员，他们就更没有经验，所以我不仅要备好和上好自己的课外，更要考虑三个专业教学的协调工作，最担心的是有人迟到或者是因忘记而缺课，那可是大教学事故，吃不了可就兜着走的，通报是小事，可整个教研室和历年的努力将付之一炬。我必需做好准备，随时替补、主讲年轻教师或兼职教师未能上课的内容。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要逐个联系落实，早上都得第一个回到教研室，及时了解情况，随时做好替代和调整的准备。而我自己的课也不能少，甚至还得负责一些小课讨论，故我最多课的一周居然有28个学时之多，其中有两天，课程怎么也安排不过来，我一天竟要上7个学时的课（上午两个专业的大课，下午3学时的小课讨论），课间我要跑步着去换课室。以往这种情形都经历过，所以每年到这一教学高峰期，我的体重总要下降10斤以上。
可这年的情况与往年大不相同，往年一心只扑在教学，其他事可以暂时不管，这年不仅教学，还要考虑协调帮助教学的人员，更讨厌的是系里还经常闹出一些是非来，有人来告状、有人要评理，我的脑袋几乎快要爆炸了。刚开始是每天回到家，身体就象散了架一般，逐渐地出现食欲不振，接着是失眠。失眠对我来说是已经久违十几年的东西，自从开始工作以来，我只有感觉时间不够睡，没有说睡不着的，而且的我睡眠质量颇高，一躺下来不足一分钟就已经象一头猪。我曾经有一次，在组织一个大型学术会议时，会议结束那天下午颁奖，中午需要统计评选投票结果，我因为实在太困了，就对秘书组的几个人说：“你们先统计一下票数，估计10分钟能完成，我利用这10分钟睡一觉，到时我会醒来和你们一起汇总”。说完，我往沙发背一靠，眼睛一闭就进入梦想，10分钟一到，我就醒来，问他们统计票数完了没有？他们说：“正好完成，你真的的睡着了？没想到你真的准时醒来！”
随着服用安眠药无效，我的情绪明显地出现了焦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失调，甚至出现情绪障碍，不过我自己因为学医，内心非常清醒在发生着什么事。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刚好来进修的一个医生是从一心理研究所来的，我就请他帮我联系，找他们的权威主任就诊，经过评估，她同意我可以服小量的抗焦虑药物，但希望我不要依赖药物而靠自己的心智和毅力克服，帮助自己渡过此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