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2008年04月16日14:39 新民周刊)
讲述王小波鲜为人知故事:大学前和李银河恋爱
王小波的去世是当代文坛的一大损失,还原他的大学生活,算是对他逝世11周年的纪念。
(撰稿/黄 平)
考上人大
1978年5月,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青年工人王小波,第一次走进高考的考场,在此之前,他“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十二年前上的”。1977年冬,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恢复,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皆可报名。由于父亲尚未平反,心存疑虑的王小波这一年没有参加,倒是弟弟王晨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顺利考上了。转过年来,王小波知道,自己的工人生涯应该结束了。
王小波报考的第一所高校,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据李银河回忆,复试中,王小波并没有掩饰对“郭鲁茅巴”不感兴趣,提及自己喜欢的戏剧家,他说的是“萧伯纳”。在当时乍暖还寒的气氛中,并不意外地落榜了。幸好中戏作为艺术院校属于提前招生,一个月之后,王小波还有一次机会,这一次,他报考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当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王小波成为了40万人中的一个,回到七八岁的时候到处乱跑、打枣、捅马蜂窝的人大。
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先生,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大逻辑学方面的教授,由于经历过“三反”、“文革”的一系列冲击,“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此外,王小波对当时带有“文革”遗风的文科教育兴趣不大,在自述中回忆备考时“一背东西就困”,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就会好过些。就这样,他选择了人大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是当时人大这所著名的文科院校仅有的两个理科专业之一(另一个为经济信息系)。由于人大刚刚复校,没来得及发招生通知,入学的时候全班三十三人,除了两人来自湖南,一人来自广东外,全部来自北京。据其中的钟明先生回忆,班上三分之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三分之一是“老三届”返城知青。此外,班上像王小波这样属于“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子弟较多,这一专业当时考虑到相关政策可能对他们略有倾斜。
与实验室相伴的日子
在日后的回忆里,王小波极少提及自己的商品学专业,目前的相关研究也略去了这一阶段。不过,这个王小波兴趣不大的“洗试管、洗烧杯、洗漏斗”的专业,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1950年,为了配合当时的国家建设方针,人大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八大系: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系、贸易系、法律系、外交系等。商品学专业的前身,可以一直追述到合作系,原本是其中的一个教研组。1978年,商品学“试招生”(一直延续到2004年这一专业被取消为止),只招理工科学生,毕业时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就当时的教学安排而言,商品学在人文社科气息弥漫的人大,显得十分“另类”。据见证了商品学发展历程的人大环境学院王平书记回忆,大一大二学生以基础课为主,课程大致以化学和数学为主,兼及物理。化学尤其重视,四个学期都有教学安排;数学则是整个人大最难的,但是授课老师朱光贵先生非常善于讲课,颇受王小波及其他同学欢迎。朱老师毕业于北大物理系,“一毕业就被空军要走,在航校教了半辈子高等数学,一直没有搞成他喜爱的物理。‘文革’后调到人大”。当时商品学这个班每到聚会、郊游或是最后的毕业聚餐,总是邀请朱老师参加。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曾经写道,“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授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
大三之后,商品学分为两个方向:食品商品学与纺织品商品学,王小波选择了前者。在日后的回忆里,他印象很深的是其中的八大名酒品酒课。此外,商品学专业独有的实验室与实验设备,给王小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实验室在人大现在的西北门一带,是一间宽敞的平房,里面的实验设备以化学方面居多。尽管做毕业论文里的萃取实验的时候一周“漏掉了五大瓶氯仿(麻醉剂)”,被头晕的搭档们冠以“实验室的人民公敌”的称号,那种“科学”的气氛王小波终其一生始终念兹在兹。王小波曾写道,“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对他而言,科学并不是指化学、数学等具体学科,而是意味着一种理性的对待知识的态度,其根据是“平等”和“自由”,这是和“文革”完全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以“科学”为尺度,王小波90年代以来的杂文,不遗余力地批判“国学”、道德保守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等,他称其为“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或是“救世情结”的白日梦。
初登文坛
日后的王小波,一直以对科学的态度来看待文学,他的文学观是“纯文学”式的——文学对于他而言,和科学相似,也是一种“超越现世、超越人类的事业”。大学期间,王小波逐渐崭露文学的天赋,大二的时候,在《丑小鸭》杂志发表了《地久天长》,这一般被认为是王小波的处女作(之前的《绿毛水怪》等手稿尚未发表)。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潮流是“伤痕文学”,这一命名来自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这一类别的作品习惯于铺陈“四人帮”为代表的历史的暴虐对普通人心灵的戕害,这时一般作品描写的知青生活多是阴暗、寒冷。
《地久天长》也是以知青生活为背景,小说带有一定程度的自叙传色彩,写的是叙事人“小王”与同学大许、邢红在云南的知青经历。尽管“教导员”依旧是个人格卑劣的家伙,但小说重点叙述的是三个形影不离的朋友之间纯净的友情。在当时控诉、悲愤的气氛中,这篇小说显得非常“纯净”,和主导文坛的特定的政治、历史这一类大叙述无关。某种程度上,王小波“异类”的倾向已然展露,他从来不在“潮流”中写作,排斥主流文坛那一套游戏规则。这也注定了王小波的声名与作品将长期漂流于文坛之外,直到去世后才广泛流传。
除了《地久天长》外,王小波大学期间还发表了一篇文学评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发表于1981年第1期《读书》杂志,署名“晓波”。发表时的题目是“我喜欢这个向限度挑战的强者”,这个题目更贴切地表现了王小波潜在的写作倾向,他的作品一直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王小波曾经回忆说:“我从童年继承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那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时代三部曲》中面对“无趣”的极权体制戏谑怪诞的“王二”们,在此已露端倪。
朋友之间
东风二号楼235的六位室友不会猜到,他们同居四年的这个家伙,日后成了蜚声海内外的作家。在当时同学眼里,初入大学的王小波是这个样子:黑黑的长脸,前额宽大,厚厚的略为发紫的大嘴唇(王小波心脏一直不太好),一双不大而无神的眼睛从不正眼盯着别人,考虑到王小波身高1米84,44号的大脚,乍看一眼显得高大憨厚;平时不修边幅,冬天总是裹着一件褪色的军大衣,夏天则是赤着脚踢跶着拖鞋。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王小波为人十分厚道,在班上是个典型的老好人,对同学的要求从不拒绝。比较要好的朋友,是“老郑”和刘晓阳。钟明回忆,“王小波与我们班的班长老郑以及刘晓阳都是最合得来的‘铁哥们儿’”。“老郑”叫郑英良,和王小波同一个宿舍,都是上铺,睡在对面床;他曾经是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的中学同学,60年代的时候,他随王小平到家里玩的时候就认识了王小波,毕业后又一起留校任教,后来曾任人大副校长。刘晓阳的经历和王小波类似,也是“老三届”,从内蒙回城的知青,常常和王小波晚饭后“手臂挽着手臂”地散步,一路上高谈阔论。王小波曾在杂文里多次提到他,“初入大学的门槛,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后来发现,他不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于是感情就很好。”
在朋友们看来,王小波看过的书比谁都多。王小波读书的爱好是“读野路子书和读书路子野”,到处搜寻可读的书。刘晓阳回忆说,“找书、借书、买书、读书、聊书,成了我们大学生活的一大部分内容。”此外,尽管王小波除了喜欢和相熟的同学聊天外,平时极少当众讲话,但是同学们的印象里他经常“妙语连珠”。钟明印象很深的是,在天津新港毕业实习的时候,每天晚上大伙在招待所里一边煮螃蟹一边听王小波讲武侠故事。平常的王小波“老蔫似的”,“此时他判若两人,像说书人一样,先慢条斯理地拉开序幕,然后绘声绘色、口若悬河地讲起来。”实习二十多天,天天晚上如此,王小波就此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人——多年后,王小波写出《青铜时代》等繁复精致的故事,成为当代文学颇受欢迎的叙事大师。
大学时期的爱情
和现在憧憬着校园爱情的大学生不一样的是,王小波在入学之前,已经和李银河确定了恋爱关系。据李银河回忆,“《绿毛水怪》是我和小波的媒人。”当时这篇小说尚未发表,李银河在某位朋友那边读到了手稿,“其中有什么东西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从这篇“诗化”的小说里,李银河感受到王小波身上的“诗意”。1977年初,一位朋友去找王方名先生谈论逻辑问题,李银河随同前往,第一次见到了《绿毛水怪》的作者。不久之后,两个人在《光明日报》报社第一次单独见面,当时李银河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该报做编辑。王小波表达爱情的方式“特别地单刀直入,特别地自信,还带有一点特别的无赖”:“我们聊了没多久,他突然问: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正好没朋友,就如实相告。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就这样,王小波与李银河确定了恋爱关系,开始通信和交往。幸好当时电话尚未普及,王小波因此留下了可能是中国文学中最后一批精彩的“情书”,他神奇的比喻、音乐化的叙述节奏以及“诗性”的童心与浪漫,在信笺往来中一览无余,2004年初,两人的通信结集为《爱你就像爱生命》出版。
当时李银河住在阜外大街建委宿舍,王小波先是住在西单教委大院的家里,上学后一直住校,两个人一般是周末见面,常常去郊区的公园散步、聊天。二人结识之初,曾拉钩相约,即使不能做夫妻,也要做终身的朋友。1980年1月21日,两个人“秘密结婚”,以夫妻的方式成为终身的朋友,直至跨越幽冥的边界。当时的相关规定禁止在校大学生结婚,王小波由于还是隶属于半导体厂的在职职工,单位开出了结婚证明,由此暗度陈仓。结婚的时候,王小波不事声张,“没拍结婚照,也没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但是还是有十几个同学来贺,送来一副衣服架子。
婚后,王小波依然住校,直到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人大一分校教书(当时招生名额有限,各个大学往往设置分校,适当降低分数录取。人大一分校后来并入北京工业大学)。不久,李银河离开社科院马列所,申请到去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博连读,一下子就是六年。当时的毕业政策是大学毕业后至少服务两年方能申请出国,1984年,王小波终于申请到了去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机会。8月29日,王小波飞往匹兹堡,离开了学习、工作了六年的人民大学。
据王小平回忆,“当时的北京郊区,有不少白杨夹道的大路。有一条在双榆树一带,离人民大学不远。在一个春日早晨,我和小波在这条笔直的大道上驾车东行。……当时我们在有节奏的锵锵声中骑车东进,眼前大道如弦,两边的旷野向远方伸延,真是大块烟景,不禁心旌荡漾。我想起古人的诗句,就大声念起来:‘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小波在旁边纵情大笑。”人大的那些树木已然不在了,如今周遭是繁华嘈杂的中关村,王小波当年的宿舍年初刚刚被拆除,现在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将在原址修建留学会馆。但是,王小波其人其文,将继续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