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在法媒体上激辩 (zt 环球时报)

“支持北京奥运，反对媒体歪曲”的呼声越来越让法国舆论界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弹”。从3月下旬开始，不少法国电视台和电台先后邀请一些中国外交官、记者和留学生参与有关问题的辩论。中方人士参与的辩论对于澄清事实，并最终扭转法国一度“一边倒”的舆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文汇报》驻巴黎记者郑若麟是其中非常忙碌的一位。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他已经参加了数十次这样的节目，让他感触最深的是，每一次参加节目都仿佛是经历一场“道德高地的争夺战”。尽管半个多世纪来，西方依靠有实力的媒体占据了“抨击中国的道德高地”，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后，这一“高地”是否还能守得住，西方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

　　法国媒体有意忽略事实

　　据环球时报报道，“法国舆论与媒体之间是一种鸡与蛋的关系，谁也说不清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但法国媒体一直在试图影响甚至操纵和控制舆论，这几乎是永恒的真理。”郑若麟这样评价法国媒体对舆论的操控力。“3·14”事件发生后，法国媒体形成“一边倒”的态势，不但在道德上竭力批判中国，而且很快就越过了底线，开始歪曲事实。发生在美英德等国媒体上的诸如将尼泊尔警察说成是中国警察之类的不实新闻，在法国也比比皆是。法国媒体还有意忽略了“3·14”事件中汉藏等族无辜群众遭到暴徒残害的事实。

　　一位名叫奥雷利亚的法国游客曾在他的博客上写了“拉萨事件亲历”，但只有一些法国网站转载，法国主流媒体一律视而不见。直到3月23日，郑若麟在法国对外广播的电视五台“报亭节目”上讲出这一事实时，法国还没有任何电视台向法国观众传递这一信息。阿兰·杜阿梅尔是法国非常出名的一位记者，他甚至在3月27日与中国公使曲星辩论时公开说：“中国政府自己承认死亡多少人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他居然不知道他说的那个数字其实是中国政府公布的被暴徒残害致死的人数。

　　“法国舆论其实是反感4月7日奥运圣火在巴黎遭到如此阻挠的，特别是当残疾人火炬手金晶遭到攻击的图片在法国流传开后，对扭转法国人的心态起到了很大作用”。郑先生说，在一次节目中，他拿出了“藏独”分子近距离袭击金晶的照片，很多法国人是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片，而此前他们只看到了“藏独”分子在离金晶一米多远时被按倒在地的镜头。

　　中国不会永远处于“被告席”

　　和这两张照片讲述的故事一样，真相不可能永远被掩盖。邀请中方人士到法国电视台和电台对话，就是在真相已经无法隐瞒、必须让另一种声音出现、否则就会影响媒体可信度的背景下发生的。从4月初开始，更多的中国声音出现在法国媒体中，但不可否认，它依然是有关西藏和北京奥运的全部报道中极小的一点声音。郑若麟说：“尽管我参加了多家电视台的节目，但法国收视率最高的一台和二台却没有邀请过我，因为这两个台的影响太大。让你有声音，但这种声音不能太响，不能响到影响广大公众，这就是法国媒体的技巧。”

　　与法国同行的辩论是艰苦的。郑若麟说，法国电视台的主持人掌握着提问权，在人员安排上也非常注意，这些无形中让参与节目的中方人士处于一种绝对的劣势地位。主持人还随时通过戴着的耳机听取节目总编的指导，随时打断中国来宾的讲话。

　　郑若麟讲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一家法国电视台邀他参加辩论节目，根据惯例，节目结束前每人都要谈一件自己赞赏或反对的事。他告诉对方，想谈一下自己正在读的《记者无疆界组织令人不知的一面》，这是一本揭露该组织内幕的书。令他吃惊的是，当他刚介绍完这本书时，居然就有观众———而且就是记者无疆界组织的一个头目打来电话进行“批驳”。原来，该节目主持人已经事先通知了对方。从这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尽管这家法国媒体让中国人发言，却又对你的发言立即进行“消毒”。但这样的做法露了馅。事后有不少观众来信质疑该节目主持人：“中国记者还没有批评记者无疆界组织，你们为什么就让他们来驳斥？”

　　一些法国节目主持人准备的问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目的只有一个，把参加节目的中国人置于“被告席”上。在一次节目中，郑若麟先下手为强，他说：“我想你请我来不是让我来当被告，来听取你们的判决词吧？所以，请让我告诉你一些你们所不知道的真相……”事后在该电视节目网站的论坛上，法国电视观众的反应非常明确：支持这位中国记者。这让郑先生感到欣慰。

媒体上展开“道德高地”战

　　说到参与过的这些电视台和电台的节目，郑若麟说，实际上这些争论是一场场“道德高地”之争。对于法国媒体来说，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道德上压倒中国，这一点令人震惊！在他参加的电视辩论中，辩论对手都是层次非常高的人物，如现任部长或前部长、国会议员、参议员、著名政论家、汉学家、记者和作家等，而观众大多都是法国上层或知识界人士。

　　郑先生说：“争论往往是从事实开始，但由于在这些事上是我们掌握着事实真相，因此对方很快就会转向对中国的道德批判。在4月5日与法国人权国务秘书拉玛·雅德和国民议会议员、2002年法国总统候选人之一的诺埃尔?马梅尔的辩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马梅尔几乎一上来就攻击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但同样，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要谈民主吗，我也可以谈。正好当时法国刚刚进行了地方选举。我当即指出法国地方领导人是没有任期限制的。结果地方“独裁”现象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可以做40年的地方长官，最终完全控制了地方的全部机构。而中国在地方领导人任期上已经做了改革，两任限制实际上已经在民主上领先于法国和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他用事实告诉他们，中国已经进入民主国家的行列。

　　法国《解放报》的总编和记者无疆界组织秘书长梅纳尔曾多次信口开河，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但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或数字统计能够支持这种说法。在一次法国电视四台的辩论中，郑若麟告诉主持人，根据美国自己发表的报告，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实际上是美国。在另外一次电视五台的辩论中，当法国的一位名记者批判中国是一个“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时，郑若麟当即批驳他“对中国的看法依然停留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前”。正是由于西方媒体多年来对中国的片面报道，绝大多数法国人只知道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但对中国30年来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所知甚少。在那次辩论中，郑若麟着重介绍了中国今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法，这对很多法国人来说是一个震撼，在道德上给了带有偏见的法国人沉重的“反击”。20多年了，法国对退休体制的改革没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而中国在许多体制上的改革恰恰反衬了法国体制中的惰性。

　　中法两国人民不再沉默

　　回顾中方人士参与电视论战的“战果”时，郑若麟说，我们首先成功地向法国人传递了事实真相。在与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西藏问题委员会”主席吕卡的一次辩论中，他向法国观众出示了一本由法国著名地理学家巴尔特?布兰于1829年出版的地理书，里面白纸黑字地写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4月24日的电视讲话中也明确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说在‘3?14’事件前有的法国人对西藏的认识还模糊的话，现在他们从自己的总统那里听到了正确的答案”。其次，对中国的“道德批判”越来越遭到法国人的质疑和反感。郑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据他的了解，每次参加电视辩论后，参与节目的中方人士都会收到很多法国人表示支持的电子邮件和来电。

　　在郑若麟4月17日的博客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做完法国有线电视四台的“晨间新闻”节目，回到家后，与法国记者的“唇枪舌剑”还在我耳边回响。我的邮箱就收到了一封署名雅克·贝拉格的网友来信。这封信让我感到温暖，信中说：“我想告诉你，若麟先生，‘晨间新闻’的记者以及大多数法国媒体的看法并不是大多数法国人的意见。法国人对有人把奥运会挟持为‘人质’感到非常惊愕！现在有法国人贬低你们的人民，我认为这是有组织的，而且酝酿已久。但请你相信，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支持这种行为。相反，我们祝愿北京奥运成功。这个世界并不十全十美，但我们拒绝由一小撮所谓的巴黎‘知识分子’来代替我们的思考。”

　　来自天津的唐女士在法国学习和生活多年，现正在巴黎的一家法国公司工作。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已经有3次在法国电视节目中看到郑若麟先生在“尽其所能”地和法国同行进行对话。她认为这位中国记者表现得“很冷静”，他告诉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法国观众怎么看待发生在中国以及中法之间的事情。她说：“看过郑先生节目的法国人，都能够接受他的表达方式，这也许是他经常上节目的一个原因。”

　　唐女士还谈了自己的感受。她说，感觉“藏独”分子在境外一直在“主动地”宣传自己，为自己造势，“一直在滚自己的雪球”。为把它滚得越来越大，他们有专门的人来做某些事，从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当天的情况来看，他们很有组织，也很有准备。她说，她本人虽然没有机会到法国电视台做节目，但她会在私下里和法国朋友交流，而且很多在法国的华人华侨都是这样做的。她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主动地去和外界交流，过去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比较沉默”，而观念的交流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