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平
刚刚过去的2007年，是中日关系实现“破冰”后的“融冰”之年。所谓“冰”，首先应该是指前几年来日本当政者持续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两国首脑的互访冻结，其次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保守政治的内心评价。中日政治关系的解冻，以及“友谊与合作”的“融冰”或者“战略互惠”关系的再确认，固然反映了两国关系的改善，但不宜作“相互理解”、“相互依存”之类囫囵吞枣、一厢情愿的简单想象。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依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文化外交来沟通，但这当中肯定还会有一些摩擦、争论，而一些双方尚不能认同的问题只有通过争论才有可能取得共识，因此，我们就需要对日本某些人想借文化外交来达到改变中国人的历史认知的作法，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清晰地表明我们的观点。
有人想改变中国舆论环境
日本关于文化外交战略有组织的正式研讨始于2004年。当年12月2日，小泉决定成立首相个人咨询机构“关于推进文化外交的恳谈会”，旨在推进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培育国际上的亲日感情。恳谈会中有专家建议，整合国外文化传播据点和国内地区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据点，以从国外争夺优秀人才，在收集情报的同时展示日本的魅力，使日本的学术研究为文化外交所用。另外，还讨论了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预算分配在什么范畴、优先什么地区问题等等。恳谈会的学者表示：只要有“战斗机尾翼”程度的预算，文化会发挥保卫日本的力量。次年7月11日，“恳谈会”提出了最终报告，提议把存在历史认识问题的东亚和需要加强文明间对话的中东伊斯兰地区，作为文化外交的重点对象。
日本搞文化外交本无可厚非，文化外交本来就是一国推广其影响力的惯用作法，日本也需要利用文化外交来改变其形象。但是，日本有人却在这当中夹了政治私心。比如，前几年，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固坚持参拜遭到中韩朝等国的强烈批判，但日本某些人一方面以“干涉日本内政”之类政治外交话语反诬，一方面抛出日本文化论作辩解，称日本文化中认为，人死后都成为神，为参拜战犯亡灵制造神秘的文化根据。这样，“神秘文化论”就可以用来指责他国对日本文化不了解和不理解，即对日本有“误解”。一些日本人认为，为了消除这样的“误解”，日本应当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传播日本文化、影响他国舆论和政策。
“恳谈会”成员、后来又被指名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的东京大学教授山内昌之在2006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文化外交的战略目的是促进对日本的理解和日本形象的改善，并为异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做出贡献。山内还指出，针对中国，日本文化外交的战略目的就是在历史认识和价值观方面，改变中国的舆论环境和相关政策。
跨国文化资金不是圣诞礼物
一般说来，文化合作和学术交流是体现相互尊重、促进相互认识、发展友好感情的载体；特别是对于学术经费和文化投资相对欠缺的中国，利用日本的资金发展学术、教育和文化也是对外开放政策的自然选择。但是，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跨国文化资金并不是圣诞礼物，这种“战斗机尾翼”程度的预算当然是负有特殊的“战斗机”使命的。
正如日本前外相町村信孝所说，“日本在战后已经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这种硬权力的国家了，向外扩展日本的软权力非常重要”，他把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对亚洲的侵略看作是行使“硬权力”。这样的软硬权力的划分显然仍是带有殖民主义蔑视亚洲的历史精神连续性的。“硬”是因为赤裸裸的枪炮、刺刀，其暴力性是明显的，目的是军事征服；而“软”是什么呢？是不是有着同样或类似的目的呢？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如果从日本某些学者和官员所表达的针对中国历史认识问题的设想来看，其文化外交的内容中实际上就有了后殖民性的色彩。
警惕日本学术资金购买力
当然，对于日本的文化外交战略，中国可以在交流与合作中选择有尊严的友好态度和有根据的学术批评策略，这应该是发展健康的中日友好关系的保证。但事实上，中方的应对已经表现出某些顾此失彼的迹象了。比如，日本资助的“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于2006年5月在中国出版了题为《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的论文集。该书明确表示，曾经有过敌对历史的两国国民之间，不能强行要求对方顺应自己的历史认识，而要体谅对方的“心灵”，“倾听、尊重对方的主张，才是日本与中国真正实现和解的第一步”。换句话说，也是要让中国人“倾听、尊重”日本的“历史认识”。所以，该书中的某篇论文也就指出：中日战争的背景之一是中国的“排日运动”和日本人心中广泛存在对中国的“恐怖感”与厌恶感，“满洲国”具有傀儡国家和“理想家园”的“两个侧面”，汪精卫政权“对日合作”但也有“抵抗”。总之，侵略事出有因、汉奸并非无德、殖民祸功两论等等历史认识已经“超越国境”来到中国了，但中国学者并没有做出系统的、有实证根据的学术批评。
2007年7月，中国翻译出版了日本“读卖新闻”组织编纂的《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中国一些学者指出：此书“反映了日本社会大部分有良知的人对历史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阅读《检证战争责任》就会发现，该书所“检证”和“反省”的“战争责任”根本不是反省、追究日本帝国主义对侵略战争受害国家人民所犯罪行，而是用“战败责任”冒充“战争责任”，追究日本帝国主义领导人战略错误、战术无能、组织不善、外交失策等等责任。书中甚至公然宣称：甲级战犯“是一种虚构”；日本没有过军国主义；“天皇对战争没有法律责任”等等。这反映了中国的日本研究的马虎，甚至是中国的日本知识和日本论发生了危机的表征。
这就是目前中日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一个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将会长期存在。以往，中日之间交流不够，或者说根本无法交流，现在随着“融冰”的出现，交流开始增多，这是一个好现象，毕竟很多问题只有通过交流才能澄清。但是，作为对文化外交的有效反应，制度性的敏感意识和组织行动能力、扎实而富有思想批评性的学术研究是必需的。学术是为政治决策和公共舆论提供知识生产、价值论证和思想资源，代表了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基本文明价值的文化尊严；而放弃知识生产或提供伪知识的学术，当然要导致思想伦理的瘫痪、公共批评的无能甚至主流价值的崩溃，这也是极不利于交流，甚至会阻碍真正的交流。面对文化外交中出现的政治私心和以资本力量闪烁的利益诱惑，我们不应被迷惑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而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发出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