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食粿条三两碗 不辞长作巴黎人
苏东坡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我说：“日食粿条三两碗，不辞长作巴黎人。”苏东坡说的是虚数，俗云：“一粒荔枝三把火”，如果他真的日食三百颗荔枝，老早就死在惠州了。而我说的“日食粿条三两碗”，是个实数，没有夸大之辞，长食不厌，且越食越健康。我之所以喜欢金边粿条着了迷，是有如下原因的：
大约1958年左右，我在柬埔寨柴桢市居住，因家境贫穷，读完小学后，无钱去金边或西贡升中学，就在家兄的“新兴百货公司”帮手学做生意。当时工作时间很长，从早上八时一直做到晚上十时才关铺，家家商号都是这样，似乎成了行规。工作时间这样长，每天早晚不吃饱肚子是不行的。好在门前的将军街两旁，摆满各式小食档，任君享用。其中有档“波记”以金边粿条最出名，其门如市。我每天早晚必吃两碗，日久上了瘾，非吃不可。
1960年我回国升学，刚好遇上大灾荒，人民连饭都吃不饱，那里还有金边粿条吃呢！但我思念金边粿条之情不减，1961年至1964年在上海读控江中学高中时，权把“烂糊面”、“阳春面”当作金边粿条享用。1964年至泉州华侨大学就读后，有一次暑假，我乘长途汽车到福州转搭火车回广州，汽车在仙游站休息给乘客吃中饭，我突然发现那里有类似金边粿条的“银丝米粉肉汤”卖，很像金边粿条，我兴高采烈地一连吃了两碗，算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尝到金边粿条了！此后我每次假期回广州，不到距离一百多公里的厦门转乘火车，而要到三百多公里的福州转车，为的是能在中途享用一碗仿金边粿条。
七十年代初居港后，仍与金边粿条绝缘，盖因在吃的天堂香港，金边粿条不能登大雅之堂，无人开业。一九七五年，印支动乱后，才有为数不多的当地华侨迁港，他们多居住在左敦道巴士总站旁的公寓里。因而在公寓底层开辟了一间“湄江小食店”，出售些越南风味的小食，但不见正宗的金边粿条。
有一两年，我因与友人搞旅行社，经常奔波于韩、日、台航线。当时台湾的政策很怪，拿外国护照的人，入境后可以随时离境，而持中国或香港证件的人入台后,一定要停留七十二小时才准离境，原因是要给内政部调查清楚。而当时台湾还未解严，除政治气氛紧张，到处贴满反共标语外，就是黄色架步充斥市面。我惟有“守口如瓶，防语如城”，洁身自爱地晚上规规矩矩躲进旅馆成一统，管它外面雨和风。每次到台都要居住两个晚上，真是闷极了。好在深夜楼下有类似福建的银丝米粉肉汤出售，可充金边粿条，给我带来一阵喜悦，这可能是我当时喜欢台北的唯一原因吧！
1980年，中国开放，我们的旅游转至澳门、中山等地短线。使我欣喜若狂的是，澳门到处有正宗的金边粿条吃，全是金边移居澳门的潮州人开设的。而我每次到澳门大吃特吃金边粿条，都是澳门赌王何鸿燊先生“请客”的。那时，我的老友居澳门，我每次到达，世侄们都拉我晚上去宵夜，代号叫“流口水”。大吃过后，照例要去“葡京赌场”走走。我是从来不赌钱的，可是为了第二天早上吃上金边粿条，就得每次非要赢它二十元港币不可。而我的赌术“高明”，每次都是赢的。其方法是在大小摊位下注二十港元，中了就收手，输了就加倍投注四十元，再输再以倍数加码，始终有一次中的，因为大小只有两面，不是他死就是我活，中了就赢到二十元马上离开。而当时澳门的金边粿条每碗只有港币三、四元左右，有二十元可以请几个人大吃一顿了。
八十年代定居巴黎后，最使我满意而不辞长作巴黎人的，是金边粿条把我牢牢套住。从金边定居巴黎的潮州人多，餐馆林立，其拿手好戏――金边粿条自然是正宗而上乘。我每次到巴黎十三区进馆子，都是独沽一味的金边粿条。
随着年龄的增大，多吃猪油不利于健康，于是我改变吃金边粿条的方式，在家中用瘦肉自煮金边粿条吃，天天不间断。特别是夏天炎热时，中午吃一两碗金边粿条，比吃米饭强得多。
亲爱的骚朋墨友，如果你们要请我吃东西的话，只须花五欧元，请我吃一碗金边粿条，比请我吃龙虾、佛跳墙还高兴，我会铭感五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