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临震预测是可能的
2006年搜狐訪談---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
http://news.sohu.com/20060731/n244543649.shtml
时间：2006年07月31日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搜狐聊天室。今天是7月28日，是唐山抗震3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访谈也是我们整个访谈系列的第十场，也是最后一场。我们最后一场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地震局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审耿庆国先生。
耿庆国：大家好。
主持人：今天因为是唐山抗震30周年纪念日，可能所有的媒体，包括所有的很多网友都在关注这个事情，网友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年轻化。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30年前那场灾难。我们第一个问题，先回到30年前，您当时是在北京工作？
耿庆国：对。
主持人：您今年贵庚？
耿庆国：今年65岁。
主持人：那您当时是35岁。当时是在什么单位？
耿庆国：北京市地震队。
主持人：您是哪一年开始工作的？
耿庆国：196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毕业之后正好赶上1965年11月13号的乌鲁木齐地震。
主持人：唐山地震之前，当时很多种方法都提出了告急意见，当时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您作为专业人士可能对业内比较了解，现在30年后替我们回忆一下。
耿庆国：我想先谈一下，我们国家上一个地震活跃期是1966年到1976年。
主持人：活跃期是什么情况？
耿庆国：地震活动总是活跃一段时间，平静一段时间。地震活跃期是根据资料来定的。
主持人：不是说我们这十年有一个地震活跃期，下一个十年就平静了。
耿庆国：不是这样的，这要根据监测情况来定。
主持人：并非是简单的按时间来算?
耿庆国：上一活跃期开始时，1966年3月8日和3月22日在河北省邢台发生了6.8级和7.2级强震。当时周恩来总理是非常关心地震。总理在百忙当中，到灾区视察，在这期间还召见地震工作者，号召搞地震预报。因此我们搞地震预报工作，一个是总理的要求，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一个是因为灾区人民的呼声，要我们震前打一声招呼就好了。
主持人：你们作为地震工作者，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地震周期吗？
耿庆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展地震预报研究，1966年以前，国内地震工作者做了好多地震工作，主要是工程地震、地震监测、地震调查、地震学研究，但是并没有真正搞地震预报。我国搞地震预报是从邢台地震开始的。在邢台地震发生的时候，周总理有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周总理说：“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不能只留下记录，要从中取得经验。”所以周总理一再讲，不能只留下记录，还要留下经验。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总理号召我们到现场去实践，抓牢地震现场不放，而且还讲了，“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对年轻的地震工作者号召：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周总理提出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周总理提出，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多路探索。
主持人：当时我们的技术，包括预防是不是我们国内自主创新？
耿庆国：对。在周总理的号召下，各个部门都有参加。有中国科学院，还有地质部、石油部、国家测绘总局，还有其它的天文台都来参加，多兵种的。
主持人：但是当时我也知道一个背景，当时包括到现在很多国外专家还依然认为短期预震是没法预测的。
耿庆国：地震能否预报国际上有很大的争论。可能是国外有一种说法，就是临震预报是很难预报的。
主持人：等于说，我们当时是完全用中国的技术？
耿庆国：我们是这样的。地震预报是当代科学难题。现在大家都在追求，在不断的探索当中，解决地震预报问题是一个探索的课题，但是到底地震能不能预测？根据我们中国的体验，我认为地震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预测的。在1970年1月5日通海地震之后，我去现场工作。
主持人：云南的。
耿庆国：云南通海7.8级地震发生当天，周总理指示我们地震是有前兆的，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地震要以预防为主。周总理下了这样一个指示，经过几十年来的实践，我个人认为，周总理讲的这个话还是很符合客观实际的，地震确实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准确预测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打一个招呼，震前如果各方面工作做得好一些，打一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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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看您的一些资料，您大概用几个气象要素指标出现异常来判断临震。
这个指标是怎么出来的，是你个人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五项指标吧？
耿庆国：我长期研究气象和地震的关系，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国内搞的方法很多。有测震方面的，有地电方面的，有地磁方面的，有地形变方面的，有地应力方面的，有地下水方面的。还考虑到一些天文因素都在里面，我这也是一方面。我个人是研究旱震关系来做大地震中期预测的，用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做地震对短临预测。
主持人：您当时什么时候感觉到地震可能会出现？
耿庆国：中期预测是依据1972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大旱，根据旱震关系研究，预示着1972年大旱之后，1到3年半时间内，在华北地区可能要发生7级以上地震。
主持人：您毕业后是在北京市地震队工作，为什么跟旱情扯上了关系？
耿庆国：按照周总理讲的到现场实践，去考察。我后来到邢台地震现场，到通海地震现场，去地震现场工作的时候，当地的老农给我讲震前一年干旱，给了我一种很朴素的知识。1972年夏天发现北京干旱的时候，我就坐不住了。因为周总理在1967年河间地震之后，他又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主持人：那是什么时候。
耿庆国：1972年夏天。
主持人：有一个老农告诉你？
耿庆国：对，他说1972年大旱，这个大旱是平谷的老农讲的。后来我就查了一下我们国家的史料，我们有 5000年文明史。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将干旱的记载查了一遍。我又查了近100年的气象资料，我得出这么一个地震：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随震级大小而增减。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主持人：我国干旱记录的时间有多长？
耿庆国：从西周末年第一个大地震——岐山大地震开始，有2700多年了。当时伯阳父曰：“川竭，山必崩。三川竭，岐山崩。”根据史料，公元前2700年我国西周的时候，就有大旱大震相继发生的记载，基本上验证了老农的说法，证实了震前干旱的气象。当 1972年大旱之后，华北大旱，有锦州、唐山、新县三个特旱区。1972年临汾会议上，我开始讲1972年大旱研究的成果，当时大家很欣喜，因为讲地震预报，也就是很大胆。当时很有争论。
主持人：您一共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200多场地震。当时您是多大？
耿庆国：31岁。因为当时在1972年11月临汾会议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个旱震报告，华北大旱，西南也大旱，都是一到三年半的时间，但西南大旱区于1973年2月6日发生了四川炉霍7.9级大地震。到了1974年5月11日，云南昭通发生了7.1级地震。西南大旱区的这两个地震相继发生，我就震惊了，又坐不住了。华北和渤海地区1972年旱区面积比那里还大，不可能那么平安，这样我就很着急，所以在 1974年5月紧张工作。然后向有关主管领导——北京市科技局局长白介夫去汇报。他给了很多支持，向国家地震局胡克实同志汇报。
国家地震局1974年6月7日至9日召开了华北和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形成了以中科院名义呈报国务院对《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对报告》。 1976年6.29下达了国发69号文件，向有关七省市批转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结论是：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国务院（1974）69号文件8个月之后，在渤海协作组发生了1975.2.4海城7.3级地震；在京津唐张协作组发生了1976.7.28唐山7.8级、滦县7.1级地震。
1975.2.4辽宁海城7.3级地震，临震前，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沈阳地震大队他们的工作非常好，他们抓得很好，把地震短临预测和预防工作做得很好。当然也包括有前震，有小震闹，也包括有一些其他的观测的异常，包括当时有的地壳形变，水准的异常，地磁的异常，还有土地电、土应力和宏观异常。海城地震是取得了很好的预测预防效果的大地震，轰动了全世界。另外一个是京津唐张地区，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把该区也是作为危险区的，实际上都是在1974 年即两年前做了中期预测。问题是海城地震之后，我国地震界对下一步华北地区的地震形势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很正常。在海城地震之后，华北近年还有7级以上强震发生吗？
记得1975年2月下旬可能是2月17日前后，当时我去北京市人民政府汇报，白介夫同志把我带到黄作珍同志那里去。白介夫对黄作珍说，在八个月以前，耿庆国向市科技局党委汇报说几百天之内将有七级半大地震发生，现在海城发生大地震了。他们鼓励我并问我，近年还有没有什么情况？我就说，还有两个特旱区，在河北，京津唐张地区还很麻烦。这样我讲了之后，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就来北京地震队采访我，后来写了一个内参（《国内动态清样》），又讲了一下我这个看法。我认为，海城7.3级大震发生后，华北地区大震的危险性并没有过去，1975——1976年仍须密切注视河北、山西、内蒙古南部及宁夏东部地区的大地震动向，要时刻警惕可能出现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或包头的震级为6级以上、甚至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特别值得注意的地区是“第一、张家口、唐山、沧州、邯郸、介休、大同、张家口这一地区；第二，包头、五原、磴口；第三，银川、固原。
1975年5月9日，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王震、谷牧等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第三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北京地震队同志提出，大旱连续几年以后就容易发生地震。他们研究了1000多年的地震资料，找出规律。而且大旱之后，如果地震来得早，地震的震级就小一些，如果来得晚，震级就大一些。他们说，这不是太阳的影响，是因为地热的变化，引起不容易降雨。这是科研题目，还可以探索”。这表明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内参反映的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意见是高度重视的。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周容鑫同志，主持国家地震局工作的胡克实同志都对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意见极为重视。事实也正是如此，海城地震后，1976——1977年河北、山西、内蒙南部及宁夏东部地区六级以上大地震活动实况是：
1976年4月6日，在内蒙南部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
1976年6月28日在河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地震；
1976年9月23日在内蒙、宁夏之交的磴口、巴音木仁发生了6.2级地震；
1976年11月15日在天津宁河发生了6.9级地震；
1977年5月12日又在天津宁河发生了6.5级地震。
探索地震是很难的，这是要根据资料来说话。这当然是中国人的原始创新，但至今仍处于非主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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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现在我们说说短临预测情况，特别是1976年7月前后。
耿庆国：短临预测的话，旱震关系是管中期预测的，管不了短期。实际上我从1973年起就潜心研究短期气象要素指标问题。1975年5月写了第一篇有关论文在北京市地震队内外进行交流，正式提出地震前30天内的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的概念、特征及其震例。
1976年6月29日至7月5日，五项指标中，日降水量、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均突破了历年同日的极值，只差一个平均气压没有突破了。根据震例总结，我认为可能要有地震。我非常着急。
我们7月6日去唐山，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叫牛红丁的年轻同志，他做我的助手，我们一起去的。先到了唐山气象台，然后7月8到天津气象台，7月9日到廊坊气象台，7月10日夜回到北京。北京有异常。发现那几个地方也都有类似情况，气象异常形成了一个区域。这样到了7月23日,日平均气压突破了，7月23日这一天，这个值991.9毫巴,是历年同一天的最低值，从1951年到1976年，也是1976年1月1日至7月23日这205天的平均气压的最低值。
唐山大地震临震前,唐山的老百姓，甚至包括北京、天津的老百姓都感到很闷热，临震的时候天气异常闷热，这是临震的时候感到宏观的东西。闷热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湿度大一些，温度高一些，还有可能是气压偏低而形成的地气耦合现象。
主持人：您当时拿到这些异常资料是什么感觉？
耿庆国：当时感觉将有地震波及北京，北京要防震。7月29日以前，京津唐张地区可能要出问题，可能会出现很大的破坏。
主持人：您对北京周围地区房子抗震水平都知道吗？你知道北京扛得住什么样的地震？
耿庆国：北京基本烈度是8度，所以北京重要的工程建筑一定要考虑抗震。我插一句话，当时谈的是1972 —1974年华北连年干旱，1975年华北又干旱，但1975年华北特旱区的中心，和1972年、1974年不一样，是以保定为中心。1975年华北、东北一个新的大旱区，内部的预测是，1976年下半年至1977年要注意以保定为中心、200公里为半径的地区要注意。所以在五项气象要素指标突破的时候，我考虑了北京要晃房子，地震也可能发生在72年特旱区内，也可能发生在75年特旱区内，总之离不开京津唐张保地区。具体哪个点，我也确定不出来。
主持人：你只知道首都圈有地方要震。
耿庆国：北京、张家口在里面，京津唐也包含在里面。说不清楚是哪一个具体的点。京津唐张保整个区域都要晃动，事先说不清哪一个点是震中。但是应该打一个招呼，防一下，还是应该能做到的。当时，北京地震队以“七大异常”发出《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测的意见》简报（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第29期简报），指出，上半年观测到了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及气象异常等多方面的重要异常变化……这些情况预示着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局党委指示，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高度警惕当前震情的发展和变化，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主持人：这已经是差14天了。
耿庆国：这是震前半个月。
我们北京地震队1970年成立，到1979年后，合并到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十年间北京地震队调子最尖锐的一个简报就只有这么一份。当时“七大异常”，包括华祥文，她是搞地震活动性研究的，她根据地震活动性的分析，提出了很好的预测，担心还有大的地震，还强调唐山滦县这个地区。还有李宣瑚，他是用地下水氡含量异常来预测，感到有情况。陈克中，还有刘慧林，他们发现大灰厂地形变异常。另外地电，赵广全，他觉得异常是很大的。他谈到有7级的地震。还有研究地磁的一些有关专家提出来，地磁有异常，还有地下水位异常。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七大异常”。
这样在7月14日开始告急了。在前一天，北京市地震队业务组专门开了一个会，当时由组长鲁连勤、副组长张国民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做白介夫同志做了汇报。根据白介夫同志的指示，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汇报了“七大异常”和震情分析意见，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北京地震队的详细汇报。汪成民经请示领导后回电，要求给一周的时间，以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一下那里的异常情况，再听取北京队的震情汇报。听汇报的时间推迟到7月21日。7月21日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同志，请她立即听取震请汇报，梅说自己了解情况不多，要等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再谈，又说时间改在7月26日，地点在北京市地震队。7月26日开了一整天的会议。汪成民表示： “北京队的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情况很重要，也很紧迫。我们把北京队同志们的看法带回去研究，并向领导汇报。”又说：“据梅世蓉同志讲，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主持人：您当时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
耿庆国：我当时的想法是，有可能他们回地震局后，能出现一个新的判定，毕竟是有很多异常情况。我至今仍认为，如果在北京地震队震情告急期间，从7月14—26日这12天里，如果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开一个京津唐张地区的震情会商会，把北京地震队、天津地震队、唐山、河北地震局都找来谈一下，说不定一碰头，情况就会好一些，对监测预报工作有利。
主持人：7月28日地震的时候你在哪里？
耿庆国：我在北京。
主持人：你晚上感觉到地震了吗？
耿庆国：当然感觉到了。
主持人：你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耿庆国：我就想，真的地震了。
主持人：你相信这个事情没有预报没有预防？
耿庆国：震后，胡克实同志对我说：“有震情告急，对震情告急置之不理是不对的；有震情告急，对中央知情不报也是不对的。”说老实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京津唐张地区打一个招呼，报一个5——6级地震，是应该能做到的。我一再讲，我们没有水平报出1976年 7月28日几时几分，但我们有水平报7月底8月初这段时间。因为我的五项指标管30天，7月24日北京队内部会商的时候，张闵厚他做的地磁K指数异常，他就讲了，1976年7月26日正负2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外围震级更大。我当时说你要把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就报，包括北京、保定在内的京津唐张地区有六级以上地震。7月24日，我们当时真的很着急，我们寄希望于7月26日会商。
主持人：您当时在地震队担任什么职务？
耿庆国：分析组的一个小组的组长。测震是我联系的，还有气象。
主持人：因为您当时是与气象结合了。当时您听到您在北京感觉到地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
耿庆国：当7月28日晨听到唐山发生大地震，我和张闵厚抱头痛哭，这是我们毕生的遗憾。我的同班同学贾云年牺牲在唐山，也令我十分悲痛。7.8级大地震这样的浩劫，临震预报没有做出来，实在是我们毕生的遗憾。
主持人：甚至说已经分析到了，但是没有做出临震预测。
耿庆国：我们没有水平报唐山丰南这个具体地点，但是我们有水平报京津唐渤张这个地区。因为地震这么大，7级以上地震，它的烈度6度区很大。我们没有水平报7.8级这个震级，但我们有水平根据资料报震级可以达到5级或6级以上。
主持人：唐山地震没有前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耿庆国：我的老师傅承义先生是地震资深的专家。
在1984年2月，他审查我《中国旱震关系研究》这本书的时候，谈到唐山地震，我的老师讲了，唐山地震看来只是前震不明显，前兆还是十分明显的。第二句话，根据当时的情况，打一个五、六级地震的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能够办到的。但是他们居然没有做这件事。然后还说了其它的一些话语。所以我说，唐山地震我们是可以打个招呼的，打个招呼就不一样了。现在有的专家说，因为没有小震闹，因为没有前震，所以就没法打招呼，决策人可能是这样考虑的，也可能是出于慎重。
但是实际上专家们都知道，大地震中有前震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百分之七八十的大地震，事发前都是没有前震的。而且像海城那样有着非常完整的、非常好的前震的大地震，数量就更少了，只占百分之十几。
我国1966——1976发生的绝大多数7级以上大地震，像1970.1.5云南通海7.7级地震、1973年2月6日四川炉霍7.9级地震、1974年 5.11云南昭通7.1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1976.8.17四川松潘7.2级地震，都没有什么前震。有前震发生是非常好的，没有前震但是不等于没有前兆，因为我刚才所说的北京队提出的“七大异常”，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性和气象异常。都是七个方面的前兆异常。这表明唐山大震前，虽然没有前震，但前兆异常是十分明显的。
周恩来总理讲，要专群结合，要多路探索，多兵种联合作战，这是非常对的。要以预防为主，要立足于有震，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若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周总理生前的教导指示，很好地发扬这样一种自主创新的精神，我国的地震预测水平一定能有很大的提高。
我从事地震现在已经40多年，40年里面，给我感受最深的，除了我的老师傅承义教授，他是研究地震理论这一方面，他不是专门研究地震预测的。当时他提出我们要搞地震预报，这是写在1956年国家科研规划上的。我们国家老科学家里面，能在地震预测第一线率领我们冲锋陷阵的，一个是李四光，地质部的专家，一个是翁文波，石油部的专家，他们两个人都是资深的学部委员，也就是资深院士。但是他们是亲自带头搞地震预测的。
1966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专门请李四光和翁文波来谈话，说我请你们来是要你们做地震预报，这是我给你们的任务。周总理给了李四光和翁文波地震预测的任务。他们二人一直到临终前都在努力做，这是令我非常感动的。所以李四光搞的地质力学和地应力，他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和搞法，翁文波院士搞的是信息预测，是和传统的统计预测不一样的。翁文波的信息预测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是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成果，但是现在仍得不到重视，这很奇怪，成为非主流派。党中央胡总书记号召我们自主创新，但我们在地震预测方面的一些自主创新方法，唐山地震后至今仍得不到支持。
主持人：您觉得唐山震后30年啊，在1976年我们国家是那样一个状况，现在是这样的状况，对于30年在人的一生是很漫长的，但是在地震研究中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您觉得这期间，我们国家地震研究有多大程度上的进步？
耿庆国：应该讲，我们国家在邢台地震之后，由于周总理亲自抓， 我们已经取得了海城地震预防的成功，当时世界都承认，中国地震预测水平是领先的。
因此只要我们的方向对头，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有3000年的史料可以研究，我们的国土非常辽阔，版块内部的地震也是很独特的环境.关键就是要搞自主创新，而且是中国的原始创新。不要老跟着外国人跑，外国人没搞中国人就不能搞，这种标准是不行的。
我们国家把防震减灾工作搞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毕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们要建立小康社会，要实现和谐社会，除了要强调环境、资源、能源之外，还有一个灾害同样要认真的解决。防灾减灾工作，要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方面去考虑，要作为基本国策。在我们建设发展中，要以人为本，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建设成果。希望国家对防震减灾要加大投入，要特别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预测方法研究，要对综合交叉学科的群体科学家正在从事的巨灾和灾害链研究给与切实的支持，以造福于祖国和人民。
我们国家应该把7月28日变成全民防灾日，要给我们的人民一种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因为我们在牺牲了二十几万同胞之后，我们应当要经常想到忧患的问题，这方面应该是把7月28日作为我们国家全民的防灾日，这也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已经快结束。非常感谢耿老师！
耿庆国：我补充两句。地震预报工作是世界上科学难题，还在探索当中，还没有解决。但是，应当把力量集中在临震预报的突破上。能够在震前、临震应急上多做工作，不是地震后，而是在地震前争取打招呼。我们觉得，人民的安危重于泰山，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很好的把临震预报搞好。特别希望能够在临震预测方法的自主创新方面得到有关方面的认真支持和落实。
主持人：今天也是最后一场关于地震的访谈，我们今天是30周年的纪念，希望我们不要再有这样的纪念日，再也不要出现这样大的地震、有这样大的浩劫。我们最后再悼念一下“7.28”地震中丧生的24万同胞。谢谢耿老师！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
“非主流”地震预测专家耿庆国
gxc 2008-05-13 [兵团战友 -- 小村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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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视，汶川被震得惨不忍睹，又关上了，决不再看了。又应验了，爷的大姐夫耿庆国创立的关于地震预报的旱震关系学说。
年初雪灾，我们的第一反应也是他的旱震关系。那时候大家都希望他失算，因为一旦大震，人命关天……
今天，我只有更加佩服他那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责任感。尽管一些人士说他长期处于中国地震预报工作的主流话语之外，尽管学术界对于他的研究方法争议很多，但是他依旧像哥白尼一样地坚持着探索着，关键的关键，他的预测总是对的。
我了解他也理解他更佩服他。因为我坚决提前退休的也潇洒也愤然，也是因为自己是属于“非主流”的大前提。
耿庆国，师承著名地震学家傅承义教授。曾成功参与预报出辽宁海城地震，震惊中外；唐山大地震主震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探索6级以上大地震的中期预报问题。
耿氏旱震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地震和气象的关系，他认为在大地震的孕育过程中会有气象效应存在。如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包括震中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出现的大面积干旱现象，不过是孕震过程中造成的气象效应，是地震引起的气象变异。据此应能预报地震。
为此，耿庆国研究了近百年来中国6级以上大地震的旱震实例229起，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如果是一年内震，那是小震，但倘若是两年、三年才震，那就极有可能是大震了！
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发生震级为6.8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9度强；1966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河北省邢台专区宁晋县发生震级为7.2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10度。这是一次久旱之后的大震。地震发生后，漫天飘雪。
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三赴震区，百姓的苦难使他落泪，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同年4 月1日，周恩来在邢台向中国科技大学地震专业同学提出：“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耿亦在其中。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发生震级为7.7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0度强，震源深度为10公里，死亡15621人，为中国1949年以来继1954年长江大水后第二个死亡万人以上的重灾。震前，豕突犬吠，雀啼鱼惊，墙缝喷水，骡马伤人。
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刘英勇带队，耿庆国和其他几位地震科学家参加，立即飞赴现场。当天上午抵达通海极震区后，即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总理凌晨作出的重要指示，耿庆国做笔录。周总理指示：“密切注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
初一晚10时整，耿庆国等被接到国务院小会议厅，周总理要在接见1970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做重要讲话之前，找几位青年专家介绍情况。总理用整整4个小时听取汇报，他一边亲自做笔记一边主动发问。从名单上见耿庆国是地质部物探研究所北京管庄地震前兆综合观测台任技术台长，便询问：“耿庆国同志，你是地质部的。你对地震预报是什么主张？什么观点？李四光同志是什么主张，什么观点？”
耿庆国非常惶恐地站起来：“我对地震预报没有什么主张和观点。我完全拥护李老的主张和观点。李老是地质力学、地应力观点，他强调地球自转速度的不均匀性，造成了地壳的构造运动；在研究活动构造体系的基础上，划分危险区，通过测定地应力变化加强过程来预测地震。”
周总理要他坐下回答：“耿庆国同志，你是我们培养的？”
“是。”
“哪个学校的？”
“中国科技大学。”
“是在北京时的科技大学？”
“是。”
总理问：“科技大学有没有地震地质、地应力专业？”
“没有。”
“北京大学呢？”
另一青年专家答：“也没有。”
“地质学院呢？”
大家一面摇头一面答：“没有。”
周总理说：“我们国内总可以创办一个地震地质、地应力专业嘛！地应力是肯定存在的，运动的变化一定会有力的表现。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攻！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攻不破这点怎么能行啊！要有雄心壮志。”
周总理又问：“耿庆国同志，你刚才讲，你们现在用10余种方法手段进行观测，到底有哪10余种手段，要一个一个地说给我听。”
大家一一做了具体汇报：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磁、形变电阻率、地电……
周总理谈了很多话题：
“测震，地震台我去邢台看过。地形变搞些什么，归谁管？地倾斜归谁搞？地应力归谁搞？用地磁预报地震何必那么急于否定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提出来研究，看哪一种比重大。地电归谁搞？重力是怎么回事？地下水，邢台地震时变化很显著嘛！冒黑水是什么原因，云南有没有？水化学是什么？氡气是什么，英文怎么说？……你们说有10余种方法，才说９种，动物为什么没有提到，是不是不重要？地震前动物是否有反应？动物观测不能取消。动物某一种器官比人灵敏，动物要研究。蚂蚁虽小，下雨天就知道要搬家。各种动物有各种反应，有的迟钝，有的不迟钝；不仅动物要研究，植物也要研究。……气象与地震有没有关系？天体的因素都要考虑。中国县志上也讲了一些现象，有些是有道理的，别国可能没有那么长的记载。”
耿庆国1972年在去平谷一地震台路上因口渴向老农买西瓜。闲谈中，老农长说：“大旱不过阴历五月十三，可今儿都阴历六月十五了，天还没雨……我活了67年，还没赶上这么旱的！”他顿时想起通海震中区老乡们反映过震前的大旱。回去后，研究1972年大旱与未来几年华北强震活动的关系。
看到苦心搜集的到有关气象资料时惊呆了：1972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113万4千平方公里，广播里天天都有农村学大寨“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的报道。经分析研究，他在年底召开的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上，作了旱震关系的报告，提出了新的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至3年半往往是旱期，旱区面积越大，则震级越高。
1974年5月31日耿庆国重申中期预报意见：1972年大旱后的1至3年或稍长时间内，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可能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若在1975年以后发生，则震级可达7.5-8级左右。
果然在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海城县发生了7.3级地震。由于地震工作者的努力，2月4日10时30分，辽宁省人民政府通过电话发布了临震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100多万人在震前两个半小时撤离危险区。世界震前预报奇迹降临到了海城。
1975年12月，在耿庆国等人成功预报出海城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曾在北京市召开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肯定了他的旱震理论。耿庆国提出：京津唐地区可能还有大震。耿庆国等人的判断很快被国家地震局上报。
1976年1月28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写道：“会议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地震活动的高潮阶段，估计近一、二年内大陆地区有可能发生七级以上的强震”，明确提出“京、津、唐、渤、张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短期和临震异常”。
1976年7月24日的会商准备会上，一位专业人员提出短期预报的看法：依据磁情指数异常，发震危险点是1976年7月26日±2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耿庆国说道：“你如果能把预报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就敢报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9日之前。” （待续）
---耿庆国曾经给温总理写亲笔信,信被按照程序转回国家地震局
---地震学家耿庆国家属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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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震了，人命关天，惨不忍睹。大方向必须转向抗震救灾，该承担责任的借此便可以一推二六五了。但是究竟是“非主流”在利用科学造谣，还是主流不懂科学的渎职，已经分晓。
作为“非主流”一代国宝级、周恩来关注过的地震预测专家肯定有话要说。作为临近他们的旁观者，作为共和国公民，作为地震预报专家耿庆国“八杆子还搅合得着”的远亲，我必须实话实说。
这批“非主流”观测此震已达三年之久。三年前，因为在自己单位学术上孤家寡人的位置，耿庆国曾经给温总理写亲笔信。信被按照程序转回国家地震局，地震局领导对耿的教训，为什么那段话与当年唐山大地震前地震局当权者教训北京地震大队小伙子的如出一辙？
总理办转信是正常的，无可非议。但是相关部门的推委是正常吗？当年唐山大地震前，因为国家地震局置一批青年专家的观点于不顾，万般无奈下，耿只得求助于新华社发内参。
近年这代专家成了退休的“非主流”，一代志士英才的学识、职业素养、年龄和官本位观念究竟构成什么关系？结论悚然：这种推诿，贻误的是以众多人命为高昂代价的“学术”！
谁人敢站出来证明4月下旬这批“非主流”召开的那个重要预警会？收到预警会寄发相关材料的国家各个职能部门，眼下把这些材料都扔到哪里去了？
谁人敢站出来说，那份材料上清晰地写着：四川大震将在5月8日正负10天内？
谁人如今敢正实，当震区人们在震前若干天前看着各种动物异常现象，尤其是看着大批癞蛤蟆雄赳赳地穿越铁轨时，心有疑虑，嘀咕是否是地震前兆，而我们的专家给予的标准答案是“气候反常”？
耿之类的“非主流”是一批没钱没权的老穷光蛋，尽管他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用土法上马曾经走在世界地震预报科学的最前端，可这是个没名没利、呕心沥血的累活儿苦活儿，现在的中国科学与世界接轨，谁人肯做这等傻活儿……现在很多人迷恋洋爸爸主义，可是颇会享受生活的洋爸爸们根本做不出中长期预报。临震预报，需要洋爸爸们的科学仪器，自然实权在握的主流们一分钱也不可能给“非主流”批的，于是“非主流”就更为非主流了。但坚强不屈的非主流们硬是用触类旁通的土法上马还是稳、准、狠地抓到了地下作祟的这个恶魔，这又将怎样解释呢？
大灾来了，我们的人民大众与谦和清廉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万众一心，因为大家深深懂得责任重于泰山。但是，大灾之前把头顶上的责任泰山当棉花糖、欺上瞒下、官本位的无能之辈，为什么如今又能推诿得如此圆满呢？看着百姓的凄惨无比和胡温二位日理万机，渎职又有台阶下的他们就不痛心么？
学术争鸣，百花齐放。而地震预报争鸣只有两个字“震否”。从世界惟一有预报的中国海城大地震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大地震的主流为什么总是“否”的一家之言呢？
一代地震预测专家，已经从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熬成了百病缠身的清贫“非主流”，可是他们依旧以自己的赤诚和孜孜不倦地学习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邢台大地震中周恩来的临危授命——通海大地震周恩来明确指出的研究方向——海城大地震举世无双的有报——唐山大地震长达几年的捂盖子——汶川大地震的“非主流”意识。面对这个巨大拱形，我们国家的地震预测工作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
一个地震预报专家，一生能有几次关于大震的预报？如果一批国宝专家的预测总是正确，可又总不被“主流”吸纳，比专家们更冤的就是无辜的人民了。
我知道，我敢问。我知道，问话根本就没人敢答。
但是我还是要问，因为我是一个热爱共和国、与共和国休戚与共的好公民！
辛苦了，同人民休戚与共的胡温两位国家好领导！
辛苦了，永远走在抗灾救灾最前端的中国军人！
辛苦了，永远无私行善于他的人民百姓！
是的，我心很痛。这两天总在流泪，为了无数的无辜冤魂……
一群百病缠身的博学“非主流”，你们不好好在家安享晚年，一天到晚捧着那多科学数据四处奔走游说，你们，你们风尘仆仆地到底为了什么！？
今夜等着瞧
---地震学家耿庆国家属的日记
gxc 08-05-12 [兵团战友 » 小村故事 » 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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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迷糊着了，一睁眼已是下午三点多，怕下雨提前遛狗狗。小区人们神秘兮兮地在交头接耳，凭职业习惯，我能觉得出他们是在谈地震，好像是刚才。后来一位狗友告诉我下午我们这里有震感，今夜有2-6级地震，后者是国家地震局发布的。赶紧回家给二位爷打电话。
“儿，万一有事儿就躲在卫生间特安全，别瞎跑。要不就回来吧……”
“没关系，这儿的房子比咱家的结实……如果真的有事儿，大姑父会通知的。你可别紧张呀……人家科学家就是有本事。”儿说。
“你妈是谁呀，怕过什么？对，相信你大姑父，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放心了。儿子住在北师大旧房子，有姥姥姥爷保佑着。
……
“喂，小心夜里地震……”
“哈哈哈……你从来不看新闻，电视里正滚动式地辟谣呢。你要犯嘀咕，就给大姐夫打个电话……你别害怕……”爷，天安门城墙般的坚实性格张显了。
“我怕什么？就是担心儿子，跟他通了话，放心了——他小时候有一年暑假北京谣传地震，再跟他讲大姑父的权威性也没用，天天夜里说有动静，折腾，最后把我气疯了，爬在地上找，找，终于听到了是他的自行车在慢撒气，极慢极慢，熬死我了……”
爷在电话那端开朗地大笑：“还有这事儿？”
我：“刚和儿子通完电话，他长大了，我放心了。还有，五一回来时他就告诉说，大姑父说四川在五月有震，怎么，你没听见呀……”
钱刚《唐山大地震》最后写的关于有震预报中，最关键的主震派就是爷的大姐夫(耿庆国)，他连具体日子都预测准了。那年月大姐夫在北京地震大队，一直锲而不舍地为此奔走呼吁，他主震派的铁哥们就牺牲在那天黎明时的唐山火车站，是那年月那种体制国家地震局关键人物一手遮天地说假话，造成了那么大的惨剧。
那时候他们也住在三里屯，同一单元里住着张孔来、张世贤、张爷爷张奶奶和爷的父亲等等，一代名副其实的中国知识精英，他每天下班回家都仔细观察蚂蚁的动态，和他们一起聊自然灾害和政治灾害中的国政。地震预报分为长期、近期、短期和临震四大阶段，关于他的那次地震预测有他人铅字文章为凭：
其一、“……那晚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他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他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其二、“‘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他说，‘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也正是这次‘越轨’行为使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
……
临震前的再往后，大姐夫惟一能做到的就是告诉亲人们和街坊邻居应急措施了。
……
临震前，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告诉亲人们和街坊邻居的应急措施。爷听他姐姐说，临震前万般无奈的他惟一能做的就是用扑克算命，他希望是自己错了，可是结果正相反。就在地震的那一瞬间，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失声痛哭……
早在邢台大地震后，周恩来曾接见过中国科技大学两位年轻大学生，总理指示，为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他们将改变学习专业，成为第一代地震预报科研工作者。大姐夫便是“改行”的其中之一，他始终牢记着周总理的嘱托。
由于是旗人家庭的第二代科学家，他是个很传统又很不传统的极度勤奋、善于思索的坚韧之人。居然对于中国有史料以来的天文气候等记录，做过非常周密的阅读分析，确立了自己旱震关系学说。唐山大地震之前有防备的辽宁海城大地震，同样是他预测出来的。
地震预测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又没有特定预测仪器，所以至今是世界科学领域的边缘学科，他需要科学家在诸多信息中分析判断，大姐夫是最勇敢的探索者之一。当然，在探索的同时也派生出诸多副产物。例如1998年的特大洪灾，他们在1997年就预测出来并召开了会商会，会上形成的相关报告很早就呈送政府最高部门。再如前几年黄河水系的渭水问题，也是提前形成了相关报告。由于这任总理学过地质又曾住抓农业，对渭水问题高度重视，从而避免了很多灾难。
其实大姐夫早就退休了，“匹夫有责”的赤诚科学家怎能闲得住呢？
懂科学，使他变得忒神。
儿子折腾的那个暑假，北京谣言四起，他坚持说没震，结果没震。
他参加我主持的“中国女知识青年的足迹”征文颁奖会前，曾在会场外悄悄神秘地告诉我过几天日本有大震，果真大阪震了。
小平去世的那几天，他曾说过北京有小震，震了。我那是在天津。
……
每天，无论在什么场合或什么地点，他都职业性地关注电视上一天三遍的各类天气预报，非看不可。我和爷家的人跟他开玩笑：希望他的预测准，以证明名他的科学程度；更希望他不准，中国少些灾害……只可惜的是每次他都是对的……
他读书很多，从科学典籍到易经乃至各种社科杂书。大概边缘科学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远见卓识的触类旁通。
很庆幸，尤其在近年他成了儿子最崇敬的人物之一，从而使儿子变得有了章法。因为谁也无法阻止这个小少爷从骨子里崇敬埃弗森。埃氏也是个坚韧无比的男人，可是人只具备坚韧是不够的，大姐夫以自己的良好造诣帮了我们的大忙。
“你最应该感谢我，多少年前，我在北京站就托付你妈妈照顾你爸爸了……”大姐夫常同我儿很愉快地唠叨这句话。
1975年10月，我离开北京回内蒙将开始第二次上山下乡。爸爸、庄儿和莉儿把我送进车厢，就催他们走了，因为不想让他们看见我落泪，因为我知道我必须承受孤独。车厢里那时还是空空的，车窗外一个戴深色边框眼镜的中年男子对我说：
“对不起，你旁边一会儿也是个回内蒙的知青，麻烦你照顾他一下……”
不一会儿车厢就挤满了人，直到列车开了一小会儿我才想起旁边有个需要“照顾一下”的人。一侧头，竟是一位高高大大的英俊小伙子，他那英俊里透着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堂堂正正。谁照顾谁呀，真是的……那是爱情苏醒的第一次颤悸：我哭了，因为自己就要开始第二次上山下乡，我没有权力……
……
“我姐夫说让我把你这些信全留着，说这是一部叛逆的史料。”相爱时，爷对我说。
那时候，我们三天一封、谁也不等谁地通过很多信，信上有我“不相信这个党中央”之类逆文革大潮流的反动话和反动观点。也是他最后坚持在内蒙的精神支柱。
……
回城后，面对一人独挡的艰辛工作和独个儿支撑全部家务的辛劳，终于压垮过我。有段时间，爷的全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只有大姐夫是那么坚定地描述着我们的缘分：
“没关系，龙字压在龚字头……”
龙是他的属相，也是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即便在混沌迷茫之极的时候我也非常清楚，这般值得我敬重的爷根本没地方再找到了……
就连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内蒙古地震，同样也承载着这位科学家的传奇。
那年内蒙古邀请他论证地震问题，他还是主震派，但同时指出不会有太大损失。《唐山大地震》中真实地记述了他与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在呼和浩特的“为保卫毛主席，干杯！”
入巴盟地界后开过若干相关会议，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竟然被人薅着领子揪下了讲台。这段事情是爷在信上告诉我的，那时候我还在二道桥土眉混眼的。记得收到信不久后巴盟就震了。
大姐夫的内蒙此行还专门到农场看了悲壮不堪的爷。回来后，他对他的岳父说：“爸，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把他办回来吧，知青都走了，他实在是太惨了……”
他的全家、他的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们都在帮助他。可是他竟然一次次地拒绝这种帮助，为了一个不名一文、竟敢第二次上山下乡、又根本不在自己身边的傻瓜。我想，作为女人，能得到这样一份厚重的爱，我真的太应该知足了！
呸，扯哪儿去了……
从下午开始，北京电视台滚动播出的字幕是真的辟谣，还是借辟谣做提示费猜想，也不去想，反正北京今晚是个不眠之夜，不知我能不能熬到那个点儿。
唐山大地震那年，爸爸和娘是大院有名一直睡在家里的贼大胆，他们甚至根本就没去领建防震棚的材料，理由是：“我们住在一楼，如果一楼塌了，防震棚也早塌了。”
今晚为防万一，还是如此这般地给妮儿打了个电话。小姑娘粗粗嗓门儿挺洒脱，她说她还在外面玩儿，也很不在乎，可我还是认真地嘱咐了一遍。妮儿是兔，便突然想起了俄罗斯动画片大灰狼的那句话：
“兔子，等着瞧……”
狗儿挺乖，两地二位爷和兔妮儿也毫不在乎，我自然该睡就睡了，因为我是爸爸和娘的女儿么……
追记：
昨夜有眠无震，再次证明了大姐夫的判断。科学家就是懂科学！这位长年拿着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地震局退休专家，在此前同样尽了自己不用再尽的专业责任。
我依旧睡得很好，用爷的话说，本人也就是个“傻吃傻睡的猪媳妇儿”吧
四川强震震央三年大旱 证历史规律
5月15日 中央社 台北电
曾预测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表示，这次四川大地震震央地区从二零零五年到二零零七年连续大旱，完全符合大旱后一年到三年半，出现芮氏规模六以上大地震的历史规律。
香港“文汇报”今天报导，耿庆国曾在一九八四年七月的“中国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旱震关系与大地震中期预报”指出，从公元前二三一年到公元一九七一年，中国华北和渤海地区共发生六十九次规模六以上大地震，其中六十七次地震都是先大旱后大震，占地震总次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一。
论文提到，这些地震中，二十七次是震前一年大旱、十五次是震前两年大旱、十六次是震前三年大旱、九次是震前三年半大旱。
耿庆国说，大旱是中长期指标，距地震发生时间点达一年到三年半，但还可以用短期指标作更准确的预测，包括气压是否降到近年同期最低值，且连续数天偏低；温度是否趋于极高或极低；是否出现数十年一见的大雨等。
他表示，另外像是大批青蛙跳出来这类动物的异常动态、地下水位反常、地光现象等，都是可以参考的地震短期指标。
报导说，唐山大地震发生前，耿庆国在北京地震局工作，曾准确预测大地震，但因唐山接近北京，北京地震局担心引起首都不安，没有发出预警。
二零零六年，此事在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曾被媒体再三提及，呼吁当局记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