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朱厅长

文革前我们院子里住着四位江苏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朱厅长就住在我家楼上。

朱厅长是河南人，高高的个子，目光慈祥。他声如洪钟，有点耳背，所以说起话来声音很大，很远都能听见。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朱厅长个算得上是一位雅士。他喜欢下围棋，打网球，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到了周末朱厅长会约些人来“手谈”，棋子落盘的啪啪声经常响至深夜。有时他高兴起来会把我和他儿子毛头招在一起给我们讲一些“金角，银边，草肚皮”之类的围棋ABC。周末时朱厅长还经常背着网球拍骑自行车去五台山体育场打网球。朱厅长的魏碑体毛笔字苍劲有力很见功底。

在省教育厅朱厅长主抓中学教育。朱厅长先前曾在南京市教育局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他是这方面的行家。朱厅长的教育理念十分开放，他主张开门办学，学生走向社会，反对埋头读书。六四年毛泽东《春节谈话纪要》发表后，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推行教育改革。朱厅长是这场改革的积极实行者，他去南师附中蹲点试行教育改革。有一次附中学生步行去农村开门办学，年过五旬的朱厅长陪同学们步行了几十里。同学们把当时流行的一首歌“巍巍井冈山，养育了钢一连，毛代表就在我们身边，朱军长走在队伍前面…”中“朱军长”改成“朱厅长”一路高唱，士气十分高昂。

六五年的一天朱厅长请回乡知青董加耕来他家做客。董加耕是江苏盐城人，六一年时他放弃了保送上北大哲学系的机会，放弃高考，立志回乡务农，做出了成绩。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的他被邀请参加毛泽东的七十一岁生日家宴，坐在毛泽东的左手边，坐在毛泽东的右手边的是邢燕子，同桌的还有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等。董加耕在当时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记得有儿歌唱道，“咯噔蹬，咯噔蹬，我骑马儿去盐城，盐城有个董加耕…”（去年十月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董加耕访谈”节目中鲁豫戏称董加耕为当年的刘德华）。那天我们知道董加耕要来朱厅长家做客，早早就等在楼梯口。不一会董加耕来了，他那天穿一件暗红色的卫生衣，黑红黑红的脸膛很朴实，一副邻家大哥模样。董加耕向围在楼梯口的大人和孩子们微笑招手，我们都很兴奋激动。

六六年文革开始后，朱厅长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南师附中的红卫兵小将们给大字报加了序并冠以醒目的标题“厅长也造反了”。这张大字报当时贴满了南京大街小巷。六七年三，四月间，全国上下开始“抓叛徒”。不知为什么朱厅长的名字也进了叛徒名单。一天晚上南师附中来了几十个红卫兵，院子里自行车黑压压停了一大片。小将们冲进朱厅长家要他交待成为叛徒的经过。从在楼梯上上上下下的小将们的脸上和他们的议论中看出他们很气很激动，他们曾如此尊敬和拥戴的朱厅长竟然是一个隐藏在革命队伍中多年的叛徒。朱厅长在客厅里大声地解释和争辩着什么，一直持续到下半夜。小将们把朱厅长带去南师附中关在一个小楼上继续审查。在后来几天的审查过程中小将们动手打了朱厅长，朱厅长不堪其辱以跳楼抗争，摔折了腿。“医院诊断为腰椎断裂，脚跟骨折。朱出院在家休养期间，又被学生揪到学校审查，当时是由丁老师（附中两个右派之一）用板车将不能动弹的朱拖到学校的。朱在学校禁闭了几个月，由家中的小女儿和保姆护理。”（“南师附中老三届”网《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后来省级机关在句容县的下蜀镇和桥头镇建“五七”干校，朱厅长尚未痊愈，拄着双拐下了乡，他家保姆随之下乡照顾他。朱厅长的夫人在南京市的一个机关工作，当时带着十三四岁的儿子毛头和毛头的一个姐姐下放到淮安农村。毛头的另一个姐姐留在了南京，一家人分了三处。

七四年朱厅长从干校回了南京，这时我们全院已搬入民政厅的残废军人收容所。朱家只分了两间阴暗潮湿的小屋，白天屋里不开灯什么也看不清。我有时去他家串门，看见朱厅长总是静静地坐在屋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朱厅长一家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了整整十年。七九年我们都搬出了这个院子，从此就很少见面了。

七七年高考恢复后，中学的教学迅速回到追求升学率的老路上。朱厅长当时闲赋在家，可他一直关注中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八十年代初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当时的改革之风激起了朱厅长长期以来从未平息过的教改热情。他在南京八中找了一些赞同他教改理念的老师搞起了试点。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去八中听课。当时朱厅长年近七十，已是一介平民，每次去八中都是挤公交车，他在文革中摔折的腿走路很困难，每去一趟的难度可想而知。朱厅长的耳朵那时基本失聪，借助高分贝的助听器才能听见一点声音。朱厅长在八中听课，严格地讲是“看”课。他坐在讲台前，面对学生，通过看学生的表情来判断教师的讲课效果。由于他的热情，八中当年曾短暂地形成过一个教改的氛围，大约持续了一年。朱厅长的教改之梦很快就被追求升学率的大潮淹没。在学校的改革碰了壁，朱厅长又想召集一些有志于教改的老师来写点东西。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超前的，虽不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但将来一定会有益于教育事业。他的这一想法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没能付诸实现。朱厅长多年来一直在做着教改梦，可一直壮志未酬。他的一个女儿曾这样评价她的父亲，“热情有余，处处碰壁”。

九四年我回国探亲，特地去朱厅长在西康路的住处探望了老人。老人看见我很激动，握住我的手半天不放。老人很健康，眼神还是那样慈祥。问了一些我在美国的情况后，老人告诉我他正在写书，想把他几十年在教育领域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写下来。老人说：“我的观点和他们（我想是指当时主管教育的人们）完全不同，没有人愿意听我的，但是我还是要写。”说这话时老人平静、自信、坚定。他已没有了追随者，孤身一人，仍为自己的信念奋斗着。我望着这位八十岁的老人，心里充满崇敬之情。老人对教育工作的观点或许有可商榷之处，但他这种执著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九四年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后来听说朱厅长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书稿，但没有地方可以出版。出版社的条件是他必须自掏腰包，自行推销。老人已没有精力完成这件事，这部书稿现在仍束之高阁。

朱厅长于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一日在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这样，老人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

我相信南京市一些老中学教师一定还能记得这位为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学教育事业工作和操心了一辈子的老人。

5/31/2008


下面是网上查到的资料

朱之闻坠楼前后 张人则[高二乙] 2007/10/12 —选自“南师附中老三届”网

        1967年春夏，我在“井冈山”搞教改批判，曾向朱之闻做过调查。他坠楼前几天我曾看见他在教学楼被批斗殴打，他坠楼后我又参与了抢救善后。说“坠楼”而不说“跳楼”，是因为我能确定的仅仅是他从教学楼上掉下来，但不知道那是如何发生的。现将我了解的朱之闻的那一阶段的情况记录下来。写作时参照了自己1967年的笔记本，有些内容直接抄自当年笔记（将在文中分别注明）。

        …… （略去与坠楼无关的部分）

        到了夏天，一天晚上，听有人说，“高二甲班几个人在斗朱之闻”。我们就到教学楼二楼去看。那间教室（应该就是高二甲班教室）中，课桌椅都被推到墙边堆得高高的，中间留下一小块空地，象个天井，只能容十来个人站着。我们到门口一看，已经有些同学堵在“天井”外围观看，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我爬到旁边堆着的桌椅上，居高临下，才看见批斗的情况。朱之闻站在中间，四五个同学，记得有LXX、SXX，围在他前后左右。LXX面对朱之闻，斥责、追问他的历史问题，朱之闻似乎有所申辩，他就劈头盖脸打下去。朱之闻往后退，后面的同学又把他推向前。四边的同学，也有推推攘攘、拳打脚踢的。
        我们只看了几分钟，就默默地退了出来。我心里有点纳闷，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朱之闻楸到学校，斗他的历史问题。对于没有出面制止这样的武斗，我至今良心有愧。另一方面，当时如果出面，矛盾也可能转化。文革中为批斗一个当权派而导致两派群众组织武斗的情况，实在太多了。
        又过了几天，一大早，我到食堂打了早饭出来，斜穿过五四草坪，往“井冈山”队部东二楼走。记得是石笑海走在我前面几步路，先发现教学楼中间地面上有情况。她现在（2007年）的回忆是，看见朱之闻已经坐在地上，二楼有两个人从窗口往楼下看，一下就不见了。我的记忆是，我快步走过去看，朱之闻躺在水泥地上，有点蠕动。他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血迹，两眼闭着，不说话，但显然活着。我当时判定他是跳楼自杀，虽然至今也不清楚他是如何从楼上掉下来的。石笑海回到“井冈山”队部，就跟别人说朱之闻的情况。我则在朱之闻旁边守候。很快旁边就围了其他一些同学。
        我记得的下一个场景是，我和王咸在鼓楼医院照料朱之闻（但我们现在都不记得是如何从附中到鼓楼医院的）。是我去填表、办了住院手续，朱之闻进了急救室。医生检查后告诉我们，朱之闻是两脚朝下以站立的姿势着地的，因此脚后跟的骨头粉碎性骨折，脊椎因体重而压断。医生让他保持仰卧，把他脚吊高牵引。后来朱师母来，我们介绍了情况，她就默默地守候在病床前。
        当晚我和王咸留在医院，“井冈山”其他一些同学也曾到医院了解情况。记得钱迈期半夜骑车来到医院，看见朱之闻嘴唇干裂，问为什么不给他喝点水。我们说，医生不让喂水，只让用棉花球沾水润润嘴唇。朱师母一直严格执行医嘱。半夜时朱师母不在，钱迈期就喂了一点水，还说，“这水顶多到喉咙管，到不了胃里的，不碍事。”
        第二天，“井冈山”仍然有同学到医院轮换值班，一直到教育厅的群众组织接管过去。这以后，一直到下乡插队，我都没有再见过朱之闻，只听说他奇迹般地复原，不仅没有瘫痪，而且能够走路。
        文革结束后，我曾经和一起在泗洪界集插队的几个同学，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去看过朱之闻。他仍然强烈希望肯定教改，希望我们根据插队到上大学的经历来肯定教改。他似乎始终没有意识到，教改中推行的“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我是被严重排斥、压抑、歧视的受害者。撇开这一点不说，我们在乡下，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对文革前、文革中的正统意识，已经经历了激烈的反叛；在文革后，由于接触到新的思想资源，正在进行更深入的反思提升。
        但是在结束这篇关于朱之闻的回忆文章时，我还是想对教改说一点正面的看法——教改中我最喜欢的一件事。那就是开放图书馆里中大附中的藏书。当年建国院南头的图书馆，最东头的书库是49年前旧书，封存多年，在教改中居然开放了。我至今不明白这件事怎么会发生。但我仍然记得我在那里自由翻阅那些盖着中大附中图书馆图章的旧书时，内心的喜悦。今天的附中，能做到这一点吗？

附记：
        此文写好之后，2007年10月1号，附中105年校庆，我们返校。见到秦昕老师，谈了很多文革旧事。他说，朱之闻已在几个月前（2007年7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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