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是叔父少年时代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多年以后，提起当年的大饥饿，叔父说道：“任你什么理想、主义，不管说得多么动听，不能让人吃饱饭，就是假的。”
1958年，14岁的叔父身高已经超过160厘米，一顿能吃三大斗碗干饭（大约1斤大米）。可是，实行食堂化后，由于定量供应，即使奶奶将一部分口粮让给他吃，也只能吃个半饱。不过，刚开始实行大锅饭时，好歹还有干饭吃，虽然每顿都是半饥半饱，但叔父当时正处在好奇心极强的年龄，因此并不觉得这种新鲜事物有什么不好。但是随着大食堂的饭由干到稀，并且口粮供应越来越少时，叔父的好奇心终于完全被强烈的饥饿感取代。他说，那时候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弄到吃的，水里的鱼虾，屋子里的老鼠，甚至土里的蚯蚓，都被饥饿的人弄来吃了。好在父亲当时在一家煤矿子弟校教书，每月能挤出几斤大米出来，累积到10来斤后，他利用星期天偷偷给奶奶捎回去。奶奶藏起来，等到夜深人静时，抓两把米熬一锅很稀的粥，她只喝一碗，其余的全都让叔父吃。叔父曾对我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半夜起来喝一碗母亲熬的稀粥。但是父亲捎回的这点大米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随着饥荒开始向城市波及，父亲能捎回的大米也越来越少。实行大锅饭三个月后，食堂已不能保证每天二两米的粮食供应，村子里已经有一些老人和小孩饿死了，奶奶也得了严重的水肿病。这时候，叔父感到的已经不仅仅是饥饿了，而是对死亡的恐惧，他害怕也象村里的其他人一样饿死。
一天深夜，叔父对奶奶说：“妈，这样下去，我们两娘母都要被饿死。听大表哥说阿坝那边不缺粮食，我想到那边去找事情做。”
“儿啊！你年龄还小，你能做啥子呢？”奶奶也知道这样下去，饭量很大的叔父迟早会被饿死，但是叔父只有14岁，年龄实在太小了，她不放心让叔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妈，你放心！我都比你高了，我是大人了。我也不是一个去，大表哥也去。”
“你们什么时候走？”听说大表叔（奶奶大姐的儿子）也要去，奶奶顿时放心了，奶奶相信他能照顾好叔父。大表叔时年20多岁，非常聪明，既写得一手好字，也能雕刻图章。
“明天我先将你送到舅妈那里，晚上就和大表哥走。”显然，叔父已经同大表叔商量好了。事已至此，奶奶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让年仅14岁的儿子去闯一条活路。奶奶明白，留下来迟早都是一死，逃到外地去还有一线活下来的希望。
第二天晚上，叔父揣着舅婆做的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同大表叔一起连夜逃到漩口。这里是进入阿坝藏区的必经之路，为了防止饥饿的群众大批涌进藏区，当地政府在漩口数个入山口派了大量的武装民兵把守，进入藏区的群众必须持乡以上政府开的证明。大表叔伪造了一份证明，他们顺利进入藏区。大表叔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在汶川一家木器加工厂找到一份工作，20多年后，大表叔甚至成了这家工厂的厂长。叔父虽然身高超过160厘米，但是一看他的脸就还是小孩子，因此找工作很不顺利。当时藏区老乡的生活仍然很艰苦，不过比起外面正在闹的大饥荒，藏区老乡无疑生活在天堂上。在这个天堂上，虽然叔父暂时没有找到事情做，但他人靓嘴甜，加上藏区老乡心地善良，他帮东家老乡砍两天柴，帮西家老乡放几天羊，仍然混了个肚儿圆，瘦弱的身子也很快壮实起来。一年多以后，叔父一路流浪到松潘，碰到当地养路段在招养路工，虽然只收当地人或来自城市的人，但是这也难不倒叔父。他身上带有一份大表叔帮他伪造的介绍信，身份是成都某中学的学生，家住成都市某街某号（这是其五姨，即奶奶五妹的住址，也许这是14岁的叔父唯一知道，也比较熟悉的一个地址），到阿坝投靠亲友。凭着这份介绍信，未满16岁的叔父顺利进入阿坝州松潘养路段，成了一名拿工资的养路工人。
如果不是后来偶然发生一件事，叔父也许会在养路段顺利干到退休。叔父在养路段干了大约两年后，一天阿坝州州长下来视察，对机伶、英俊的叔父顿生好感，向养路段领导表示想调叔父到他身边当通讯员。当时，调一个人到州长这样的领导人身边当通讯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政审。阿坝州养路总段立即派人到成都外调，外调人员很快查到叔父的真实身份，并且查出他有一个被镇压的“反革命”父亲。这样一来，州长的通讯员自然当不成了，叔父虽然没有被养路段辞退，但是从此被打入另册。叔父倒很想得开，虽然入团、入党、提干等没有他的份，但是每天能吃饱饭，还有一份当时看来很不错的固定工资拿，他已经很满足了。
叔父很满足，却有人不让他满足。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以及“文革”的暴发，阶级斗争的调门也越唱越高。本来，爷爷遇害时，叔父只有6岁，还是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小孩子，但是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叔父竟被作为阶级敌人在大会小会上批斗。叔父究竟在单位受到过什么样的残酷折磨，他从来都没有讲过。我只听婶娘说过，叔父有好多次都准备自杀了，只是看到几个孩子还小，才忍辱负重活下去。到了1983年，山外的阶级斗争味已经很淡了，但是叔父在单位上仍然不时遭到批斗，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一怒之下带着4个孩子辞职回到老家。
叔父回家那年还不到40岁，身高185厘米，长得一表人材，又会开车（当年可算一门手艺啊），要是放在今天，最不济也能找一个看大门的工作啊！但是在当年，除了单位人或农民，竟然没有别的选择，就是大街上扫地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干的。找工作没门，叔父只好想别的办法。他回家时，带了一点阿坝出的土豆回来，那种土豆又大又绵，比我老家出的土豆好吃。他试着拿土豆与左邻右舍换大米，两斤换一斤，结果换的人很多。他知道这种土豆在阿坝多的是，而当地最缺的是大米，一斤大米可以换四斤土豆。他立即向我父亲借了300元，买了1000斤大米（当年自由市场的大米只要3角左右一斤）到阿坝去换回4000斤土豆，这一来一去，1000斤大米就变成了2000斤，卖掉一半变成现钱，剩下的一半再拿去换土豆。由于叔父在阿坝州松潘养路段工作20多年，常跑这条线的司机他基本上都认识，而且他为人又豪爽，这些司机知道他落难后都肯帮他，因此他来回拉货根本不需要付钱，全部是空车返回的司机朋友顺便帮他带货。这样几趟下来，曾经不名一文的叔父居然有了1000多元的积蓄，而且家里还有堆积如山的大米和土豆。1000多元在现在只是一笔很小的数目，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30多元，农村里出个万元户，就是轰动方圆几十里的大事，县长都要亲自给戴大红花。当然，土豆换大米这样的好事也不是天天都有，只能在出土豆的一个多月里干，否则以这样的暴利，叔父大概用不了半年就能成万元户了。土豆换完了，他又往山里倒蔬菜、猪肉之类，虽然利润较土豆换大米低一点，但都是山里面需要的紧缺物资，他的利润也很可观。照这样下去，叔父成为万元户也是迟早的事了。
叔父回老家后，我基本上成了他家的一份子，除了上学，整天都和几个弟弟妹妹泡在一起。1984年春节后，因为学习任务重了，我到叔父家的次数就比较少了。大约是5月中旬，奶奶叫大堂妹到学校叫我。到家后，奶奶说前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叔父穿得整整齐齐地对她说：“妈，我走了！”说完后就不见人了，她担心叔父出什么事。在我们老家，有“男怕穿，女怕脱”的说法，据说男子在梦里穿得很整齐并非吉兆。奶奶信佛，她很相信梦里的这些预兆。我当然不相信这些，我说大概是奶奶想念叔父了，日有所思，因此夜有所梦，我叫奶奶不要想得太多。三天后，噩耗传来。叔父原单位的几个领导前来宣布说，几天前（也就是奶奶做梦的晚上），叔父搭乘的货车因赶夜路，在汶川段掉到河里，司机侥幸逃生，叔父则尸首无存，单位派人沿岷江找到成都附近，也没有找到尸首，只好放弃寻找。
年仅41岁的叔父就这样走了，在他的身后，留下一个年迈的母亲，一个仍然还很年轻的妻子和4个年幼的孩子。26年前，为了吃上一顿饱饭，少年叔父逃到藏区去讨生活。26年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叔父在前往藏区的路上不幸遇难。
我想，叔父这样的好人一定会上天堂的。天堂里，应该不会再有饥饿了吧？
（作者声明：我爱我家系列文章皆是旧文，仅为充实新开的博客，如果有人批评我以旧文充数，我接受，但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人身攻击。另外，本系列文章主要是追忆我的家庭过去的一些往事，没有任何政治宣传的意思，左派人士勿以此攻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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