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户宁到上海,上海闲话港佛来,米西,米西炒咸菜.[ZT]

　卖洋三千

“卖样”是以前上海话中常见的口语，现在的使用率已日益下降。其义一般可以理解为炫耀、卖弄。如，某小孩拿出一件东西炫耀，其他孩子十分妒嫉就会讲：“卖样点啥，啥人稀奇侬迭种物事。”（卖弄点啥，谁稀罕你这东西。）

1935年出版的汪仲贤著的《上海俗语图说》是一本专门介绍上海俗语的著作，该书收“卖羊三千”条目，汪仲贤把俗语写作“卖羊”，但他心里则认为应该写作“卖洋”，所以他就去解释这个“卖洋”的“洋”：

有一部分上海商店，猜透了上海时髦人的心理，把东洋来路货改头换面，冒充国货发卖，货品又好，价钱又便宜。在时髦人心里呢，正愁不好意思走进东洋店里去买他们心爱的东西，有人代他们改头换面，正是求之不得，嘴里问着“不要是东洋货吗?”心里却唯恐这是真正的中国土产，买了回去，即使被人识破是仇货，好在有商家代他们受过，自己不必负丝毫责任。

这一手把戏，上海人叫作“卖洋”。“卖”通常是指商品交易中卖出，也许是商品出卖时应该或必须把商品做得漂亮点，受人欢喜点，于是“卖”的引申义就有“卖弄”的意义，这类词汇在沪方言中也是常见的，如上海语中的“卖相”可以指商品的包装、外观，同时又可以指外表、相貌，这里并无买卖之义。我想，“卖洋”还是写作“卖样”为妥，就是卖弄形象（沪语形象一般讲作“样子”）。

　　侬

上海话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你”一般讲和写作“侬”（nong），复数的“你们”讲作na,辞书里找不出这个字，后来人们就造了一个“那”字来用。“那屋里还有啥人”可以理解为“你们家中还有谁”，但上海人拿腔拿调地讲“谢谢那一家门”可绝不是“谢谢你们全家”，而是谢绝，请你们帮个忙，千万不要再瞎掺和、添乱子的意思。 “吴侬软语”是至今仍然使用的谚语，不过大多数人不能正确理解这个词的意义，实际上这里的“侬”即“人”，所谓“吴侬软语”就是“吴人软语”，即吴地人讲话语气文雅，语调柔软的意思。后来“侬”与“吴”相同，“侬音”就等于“吴音”了。

轧户口米

“轧”在吴方言中是口语的常用词，意义颇多，最常见的意义相当于“挤”。早上上班高峰时段，公交车砂锅内人满为患，而急于上班的人仍拼命地往车上挤，这就叫做“轧电车”、“轧公交车”等。当然，“三只手”们也欢喜“轧”公交车，而且越“轧”越好,“轧”便于浑水摸鱼，把他人口袋里的皮夹子“轧”到自己的口袋里，小偷们的行话讲作“轧轮子”，这“轮子”就是车子的意思。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游戏叫“轧煞老娘有饭吃”的游戏；一群小孩团团围起来往中间“轧”而圈中心的小孩则往外“轧”，大家一边“轧”一边喊：“轧煞老娘有饭吃”。不过，直到今天，我仍未弄明白“轧煞老娘有饭吃”中的“老娘”是什么意思。 上海人又把争先恐后地往人堆里挤讲作“轧户口米”。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很长一段时期，上海的粮食供应处于极度缺乏的困境，政府采取“记口授粮”的方法，让市民按户口人数到指定米店购米。但是，大部分市民都无法吃饱。饥饿的市民们为了吃到粮食，只得起早到米店门口等开门，而米店已开门，人们蜂拥而上，希望获得一点口粮。当时，上海人把凭户口分配供应的米叫做“户口米”，而争轧“户口米”则被叫做“轧户口米”，这个上海俗语一直流传至今。直到现在，偶尔还会在“轧电车”时听到有人喊道：“煞得来，阿是‘轧户口米’。”

“江北人”为“法国人”的来由

上海开埠后，侨民纷纷进入上海。于是，当时在上海的法国人纷纷开设理发店，他们按自己国家的习惯在理发店门口挂起法国三色旗，人们一看到店门口的三色旗就知道这是法国人开的理发店，于是，在旧沪语中，理发师傅就被叫做“法国人”。 清代上海的剃头师傅大多来自江北扬州。民国初的上海已是拥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以后又以每年10万的速度递增，理发成了一个庞大的行业，上海的理发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一些扬州人开的理发店也仿效法国人理发店，在门口置起以法国国旗为图案的三色棍，这三色棍也成了上海理发店的幌子，理发店内的理发师傅绝大部分是苏北人，于是，人们戏称苏北人为“法国人”。

石库门何以叫“石库门”

“石库门”曾是上海市区最普遍、最典型的住宅形式，遍布上海市区，估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上海人与“石库门”有不解之缘。可这种房子为何叫做“石库门”？

上海地处江南平原的东部，东濒东海，附近没有大山森林，早期造房子的材料大多是从江西、安徽顺长江漂流而下的木材，所以，上海的住宅大多为木结构或以木为主的砖木结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经济渐渐繁荣起来，越来越多的人移居上海。人口激增刺激上海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发展起来的上海也成了建筑材料的大市场，木结构的建筑容易被火烧，同时又不安全，于是，上海出现大量砖木结构的住宅，这种住宅的内部空间是参照江南的“三合院”，有天井、客堂、厢房、灶间，而外立面采用西洋风格和图案，是一种“中式为用，西式为体”的中西合璧住宅形式。建筑的正大门用条石相围，使建筑的防盗防火性更好。沪语中把用物将其他物紧束讲作“箍”如箍桶、马桶箍等，土音读gu,平声念ku，于是这种用条石作箍门的住宅被叫做“石箍门”，后来讹为“石库门”，以致后人无法理解这“石库门”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老娘舅与小爷叔

在上海马路上经常会出现互不相识的人为一点小事而发生争执的现象，这时会有不相识的人出来调解、调停，如争执双方对调解人不满，就会以“侬当自家是‘老娘舅’啊！”这里的老娘舅即调解人的意思。在平时生活中，比如像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的一大职能就是调解交通事故之双方和邻里纠纷，所以，沪语又以“老娘舅”指称警察。 江南人把父亲的兄弟或平辈叫做“爷叔”，其中，年龄小于父亲者为“小爷叔”。旧时，中国人的婚龄较早，在一个家庭中，有时会出现“大侄子”的辈分比“小爷叔”小，但“大侄子”的年龄却比“小爷叔”大的情况。在一个大家庭中，“小爷叔”得辈分高，小辈不能管束他，而“小爷叔”的年龄小，难免调皮捣蛋，仗着自己的辈分胡作非为，于是，在沪语中，“小爷叔”又指难以管束的小青年，如长者看到一帮小捣蛋，会讲：“小爷叔，帮帮忙，勿要再闹下去了。”这里的“小爷叔”肯定不是年长者真正的“爷叔”。

炒黄豆，炒黄豆炒好黄豆翻跟斗

过去，上海流行一种叫做“炒黄豆”的儿童游戏，通常是两人相向而立，互握对方双手，两人同时口中念道：“炒黄豆，炒黄豆，炒好黄豆翻跟斗”，在念“炒黄豆”时互握的双手同时向左右晃动，而念到“炒好黄豆翻跟斗”时，两人互握的双手向上，身体作360度转身。 “炒黄豆”仅仅是一种童戏，但这首短短的童谣里含有两个上海俗语词汇，其一即“炒”。炒通常为烹饪术语，但当“炒”脱离饮食业而成为生活、社会俗语——炒卖后，其词义即发生了变化，指以人为的方式哄抬物价，或通过制造舆论、传播消息等方式提高某人或某物、事名声、地位等。上海是个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可以“炒”的东西太多，“炒地皮”、“炒房产”、“炒股票”、“炒明星”层出不穷。

“翻跟斗”即“翻筋斗”。“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奇缺，失业率也较大幅度上升，一些“社会青年”（当时无业、失业青年的统称）在电影院电影开场之前套购电影票，在电影将开映时以高价出售，叫做“翻跟斗”，如售价是原价的一倍叫“翻一只跟斗”，两倍叫“翻两只跟斗”，以此类推。从事“翻跟斗”者叫做“翻跟斗朋友”。分析到此，就容易理解童谣“炒黄豆”的含义，“炒黄豆”是一种手段，而“翻跟斗”则是目的。

凿轮胎朋友

“凿轮胎”是20世纪80年代冒出来的上海俗语。在上海的企事业单位中，中午休息时间同事们聚在一起打扑克牌是常见的现象。而“80分”是一种常见的牌艺，由四人白相，两人为一方作对厮杀。唯有两人密切合作，心领神会才是赢的关键，如遇到自己的对家（即朋友一方）出了臭牌，不但没能帮到自家，反而帮了敌方，人们就会调侃道“三打一”，对家也会以“侬‘凿轮胎’呀！”这“凿轮胎”即帮倒忙和倒帮忙的意思。经常“凿轮胎”者被叫做“凿轮胎朋友”。 上海的“虬江支路”与“宝山路”正巧位于虹口区和闸北区的分界线内，这里因是两区的接合部而社会治安混乱，并形成了由严重销赃现象的旧货市场，这里的自行车市场曾是上海最大的二手车和赃车销赃市场，修车店和修车摊也很多。以前上海产的自行车质量相当好，因此，修车的机会也相对较少，为此，一些不法自行草修理摊主夜间潜入弄堂里，损坏自行车钢丝和凿破轮胎，而在上海方言发声中，“虬江支路宝山路”与“断钢丝路爆胎路”的读音很接近，于是，人们称虬江支路宝山路为“断钢丝路爆胎路”，并被编入滑稽戏中。不过，当时上海并没有出现“凿轮胎”这一俗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经济迅速发展，不少各地农民和闲散劳动力涌进上海却找不到合适的职业。于是，面对上海街头每天涌动的数以百万辆的自行车，不少人摆起了自行车修理铺。自行车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爆胎，于是有些不法摊主故意将碎玻璃、钉子撒在自行车穿梭繁忙的马路上，骑车人稍有不慎，轮胎即被凿破，只得寻摊头修车，后来人们发现，凡是地上有碎玻璃的地方，不远处必定有几家修车铺，上海人这才醒悟过来，这些碎玻璃都是修车摊主的杰作。这种社会现象被媒体经常以“凿轮胎”之名曝光，而“凿轮胎”在上海已成为习以为常的怪现状，于是，它又从一不法行为的名称而成了社会流行语，比喻以帮人解决困难为名的暗中牟取利益的行为，后来又喻帮倒忙和倒帮忙。

嗲和作

“嗲”（音近dia）与“作”（沪音近zò）在吴方言中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可以讲是一对活宝，既是近义词，又可以算为反义词。“嗲”的词义较广，小女人的娇气、妩媚可以讲作“嗲”。“嗲”又可以当作“好”，如“侬迭件衣裳嗲来，穿了侬身上邪气大气”。 我在电视台做《往事》节目时，笑星王汝刚有一天突然发问：“吴方言为什么把妩媚女讲作‘嗲’?”我是这样解释的：“苏州人称父亲为‘爹爹’，小女孩欢喜对父亲撒娇，不停地叫‘爹爹，爹爹’，实际上父亲也喜欢小女孩撒娇，但是遇上有一天父亲很忙或心情不好，小女孩又撒娇过了头，不停地叫‘爹爹’，父亲就会发怒：‘爹爹，爹爹，爹什么爹。’语言中的‘爹爹’是父亲，而‘爹’即责怪小孩撒娇。后来为示区分，又在‘爹’字旁加了一个‘口’而成了‘嗲’”。

物极必反，如果嗲发过了头，就会令人讨厌，变成了“作”。上海人指责女人太“作”，常讲：“迭只女人‘作’来要死，伊拉老公被伊‘作’得来屋里也勿想蹲。”常用的词有“作天作地”、“作死作活”等。

实际上“作”（zò）的正确书写为“斫”字。“斫”的本义就是石制斧头，而“斫人”并不是砍人，而是用语言侮辱、烦闹他人。斫人斫死斫活，与钝刀子割肉一样，有苦讲勿出。有一次去作家协会，车子刚进门，驾驶员对我讲了一句话：“这里面全是‘斫家协会会员’，个个‘斫’得很，你可要当心一点。”我愣了好一阵才醒悟，驾驶员有意把“作家”讲作“斫家”。后来我又确实在其他场合听到，上海人真的把“作死作活”、“作天作地”的人讲作“作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