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长大——丁红军记事（1）

引子

每到星期六，丁红军半夜起来小解，人总是迷迷糊糊的，眼睛里是灯泡旁闪烁的一个个金色小光圈，耳朵里必定是噼里啪啦的麻将声。他总是跌跌撞撞地走去厕所，回来时再迷迷瞪瞪地跟父亲丁振和几个邻居叔伯们打个招呼，然后倒头又睡着了。那时，每周六个工作日，父辈们总是在星期六晚上放松地打打麻将，驱散一周工作辛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丁红军起夜时，灯泡旁还闪着那些小光圈，但星期六的麻将声没了，独自坐在灯下的父亲看上去又黑又瘦，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从不吸烟的他，也拿一个盘子当烟缸，盘子里每天堆满了烟头，烟雾缭绕让灯光显的暗淡。父亲坐在灯下不停地抽烟、读文件、写材料。

丁红军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每天的高音喇叭播送着毛主席语录和大批判稿，今天一个走资派，明天一个黑五类，不停地在揪出一个个坏分子。他虽然在学校经常跟着开会，跟着喊口号，也跟着批判那些被揪出来的坏老师和坏校长，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只知道认真工作的父亲也会被牵连进去。

文革开始的那年，丁红军6岁，生活在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丁红军长的颇像母亲，一副喜相，嘴巴甜，又是老小，自然是全家宠爱的对象。父亲丁振是位转业军人，他个子不高，战争给他的腿留下了残疾，走路有点跛，一双眼睛不大，但却透出一股英气，在医学院的图书馆当馆长；母亲何茜小父亲近二十岁，勤劳、漂亮，充满传统意识，也有些新潮，当年是一个崇拜革命者的城市新青年，这份崇拜转化成姻缘，便组成了一个家庭，并造就了三个孩子。老大是上初中的姐姐丁红红，姐姐学习最好，曾让全家自豪的一件事是在报考初中时，不按常规的一类、二类和三类学校各报一个，而是在妈妈的要求报了全市最好的三个一类学校，结果是被高分录取。她在家中是个乖乖女，且能帮助父母做些家务，自是父母依靠的对象并受到关爱；老二是大他5岁的哥哥丁红阳，像父亲一样有个性且有些固执，讲话做事常常与与众不同，对父母虽然顺从，但也别扭不断，他便是家中唯一不受重视的孩子，反而家务更多地落在他的头上。正应了那句老话：“老大疼，老小娇，中间是个受气包。”

后来从邻居们的议论和同学们的侧目中，丁红军知道，父亲也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图书馆馆长做不成了，白天上班，或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劳动，扫地、清厕所，或在图书馆会议上作检查，挨批判。晚上便在家里没完没了地写检查。

本来生活中严肃、话也偏少的父亲，变得更加少言寡语，家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伴随着异乎寻常的平静。就这平静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后来，丁红军白天晚上都见不到父亲了，他去问母亲，母亲流着眼泪告诉他，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接受改造去了。丁红军很纳闷，在这个大院中除了偶然能见到拉车送货的驴和马，从未见过牛，为什么会有牛棚啊？牛棚是什么样的？但看着母亲伤心的样子，也不敢多问。

文革的十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是充满变数的年代，丁红军一家的命运也在文革浪涛中跌宕起伏。

无人照看

66年下半年起，毛泽东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员，推动了全国性的大串连，大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或个人，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交流和宣传造反的经验和消息，尤其是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正式肯定大串联后。他们乘车免费，各地设有接待站，提供免费食宿。

年底，姐姐、妈妈都要出去串联，父亲在牛棚，只留下丁红军兄弟两人。妈妈在走之前，用锅煮了满满一锅骨头汤，并托付表哥张国庆照顾他哥俩的生活。

表哥张国庆是医学院的在校学生，鼻梁上架了一付高度近视镜，说话、办事一板一眼，读书向来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除了周末和节假日吃顿姑姑做的饭外，一天三顿在学校食堂中就餐，日常生活知识贫乏的可怜。

妈妈、姐姐走后，丁红军兄弟一起每天去食堂打饭，表哥嘱咐他们要节约地吃那锅骨头汤，要吃足两个星期，每天每人只能吃一勺。虽然兄弟俩听话，但那一大勺自然是先往肉多的地方招呼，并且在对方看不见的时候，再用小勺剜一块肉。兄弟俩也不知到动过嘴的骨头汤应当再煮开，即便是冬天，几天后，上面开始长毛，表哥说不能吃了，会吃坏肚子。兄弟二人这份心疼，又舍不得丢，就放到床底下了事。

丁红红从北京串联回来，进门时被屋内的景象惊呆了，大冬天里，由于点火的劈柴没有了，房间里的炉子竟没有生炉火，冷飕飕地，两个房间，仅有床上的一盏灯还亮，床上摆着小桌，小桌上架着椅子，椅子叠着小凳，那是丁红军兄弟俩换灯泡留下的杰作，床底下还有那半锅发了霉的骨头汤。见到家里的状况，再看看两个可怜的弟弟，丁红红只好放弃原本去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的计划，在家照顾弟弟们了。

当时，北方城市的粮食配给是以面食为主，再加上一部分的粗粮和大米。吃食堂要比自己在家做饭贵一点，姐弟三人就开始自己做饭。但大家都不太会发面，炒菜的本领也不高，好在丁红红会擀面皮，会蒸窝窝头，兄弟俩也都会包馄饨，于是就把馄饨馅搞的咸咸的，又当汤，又当菜，无需煮粥和熬稀饭，馄饨就窝头，一吃就是两个星期。

姐弟三人边包馄饨，丁红红边给弟弟们讲串联的故事，虽然姐姐只是初中生，但她出去串联了几个城市后，算在外面见到了世面。她绘声绘色地讲述火车上如何的拥挤，座位坐满了，人们就睡在行李架上，或者睡在椅子底下，走路稍不留神，就会踩到别人，也有人睡着睡着，从行李架上掉下来的。在北京火车站上，长长地排了数队，领取免费的馒头和一碗几乎没有肉的馄饨汤。她听说，有一火车站的员工，曾用一根筷子抹肉，一碗肉馅，竟然不停地包了一夜的馄饨。丁红军在想：“这不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吗？只是我们吃玉米面的窝头，他们却有馒头吃，还是馒头好吃。”随后又想：“毕竟我们家的馄饨肉馅比较多。”

最激动的故事，莫过于当姐姐讲述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了，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大家静静地等待了一夜加一上午，当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出现时，全场欢声雷动，个个脸上都挂着激动的泪花。

兄弟俩人渐渐听入了迷，就联想起新闻简报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场景和解说，毛主席身穿绿色军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天安门城楼下的红卫兵，手举着《毛主席语录》，满面热泪，欢呼雀跃着，不停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心中在想，如果我们到了串联的年龄，也可以免费坐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韶山，走遍祖国大好山河，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