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舒云: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摘自《百战将星杨勇》

先是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抓
　　1967年1月22日清晨，杨勇被抓。
关于这个时间，有三种说法。一种普遍的说法是1月21日， 主要来自当事人回忆，没见到文字记载。北京军区大事记是说1月22日， 这个时间和很多人回忆抓杨勇是个星期天吻合。抓廖汉生是个星期天，抓杨勇也是个星期天。也许抓杨勇的人是1月21日夜里去的，抓到杨勇是1月22日凌晨。第三种说法是老二杨冀平说他记得很清楚，他是和父亲同一天被抓的，那就是1月19日。因为1月19日是他的生日，所以给他印象很深。关于父亲哪一天被抓是他事后才听说的，也可能有误。好在早一天晚一天没有更多的意义，但杨勇被抓这是不争的事实。
1月19日，在矿院附中读高三的儿子杨冀平被抓了起来。 这是他第二次被抓。杨冀平一共被关进监狱三次，第一次是1966年底，他和同学去地质学院看大字报。那天正好地质学院斗彭德怀，怀疑他们要抢人，就把他们送到半步桥第一监狱。一问三不知，关了几天放了。第二次被抓与杨勇被抓似乎没有更直接的联系，是个偶然。
但偶然中有着必然。
　　那天晚上，北风像狼一样不停地嚎叫，叫得林彬坐卧不安。
　　就在十几天前，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就是开着会时被造反派抓走的，事先几乎没有更多的征兆。
实际上是有征兆的，早已剑拔弩张，只不过当事人不知道罢了。
　　对于北京军区来说，文革开始的第一件大事，是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般的参谋干事恐怕不知道，领导层的秘书们、部长们都有所闻。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北京军区负责现场组织，杨勇和廖汉生都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对他们说，林副主席说北京军区封锁他。
　　毛主席说得相当严肃，并不是开玩笑。
　　杨勇和廖汉生都猛一下愣了。
　　这话从何说起？
　　以后杨勇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来京西宾馆开边防会议，在抗美援朝中担任王平秘书的李子平也正好在京西宾馆开会，就去看他。杨勇说我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员，军事上向总参请示，政治上向总政请示，不能直接到林彪那里去报告。不是说林彪垮台了，我就说他不好。我哪有胆量反对他，我只是按组织原则办事。
　　封锁林副主席，又是由毛主席说的。也就是说，北京军区在封锁毛主席。再进一步推理，你封锁领袖，你是想搞……政变吧？
　　这还了得！
　　回来在常委中传达，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马上查。
　　翻箱倒柜查了好久，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机关业务部门对总部的业务部门，大事小事都有请示报告，封锁从何而来？
　　谁敢去问？你没有办法去追问在什么事上封锁。党办秘书说，是不是因为电报的问题？各大军区给军委的请示报告都是电报，而北京军区挨着近，就没走电报，而走文件。机要部门有这样的习惯，电报的规格比文件高，电报不管大事小事，一律送中办。而文件就要挑挑捡捡，有很大一部分就送不上去。
　　再也找不出其它原因了，只有电报这一说有几分道理。以后北京军区规定，凡是给中央的报告，不管大事小事都走电报。
　　尽管亡羊补牢，但在毛泽东那里，已经明显对杨勇、廖汉生政治上不信任了。
　　波及北京军区的第二件事是炮轰贺龙。廖汉生和贺龙有亲戚关系，廖夫人又是杨尚昆的妹妹，贺龙被抓了，杨尚昆也被抓起来了，他能跑得掉吗？
　　北京军区大事记有这样几段。
　　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第七天，北京军区常委会第91 次会议决定，各军级单位以上的机关从9月开始文化大革命。这时， 军区已成立文革小组，并对师以下部队保持绝对稳定提出了措施。
　　8月31日下午，北京军区接到军委和总政关于暂缓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立即向各军级单位传达，转入正常工作。
　　9月1日，军区常委第93次会议确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凡没有开始的，暂不开始。已经开始的，立即停下来，争取9月5日转入正常工作。以后什么时间再搞，听候军委通知。京外单位由杨勇、廖汉生、郑维山分别打电话讲清。步校、军区宣传部、文化部、报社、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
　　通知终于来了。
　　1967年1月7日，军区常委第120次会议召开， 决定军区司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于9日开始。更耐人寻味的是，决定由陈先瑞、宋玉琳等组成一个班子抓工作。
　　这就是说，已经把杨勇、廖汉生排除在外了。
　　粗粗一算，从1966年8月25日到1967年1月7日，总共135天，刨去半个月的节假日，在120天里，开了29次常委会，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召开一次。
　　接下来，8日9日没有记载，10日记了一个手榴弹试制的情况。11日到24日，又是空白。29日，周恩来、徐向前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群众组织，包括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火炬、星火、革命青年及革命敢死队等，并作指示。随同接见的有郑维山。
　　再接下来是军区党委报告，军区已开展文革单位39个，1月8日揪廖汉生，1 月22日揪杨勇，群众开大会批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走红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晚上都要碰头，解放军报社有人参加。挂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头衔的江青在会上对军报的人说，北京军区是一潭死水，廖汉生是贺龙的死党。她要军报去北京军区把廖汉生揪出来。解放军报社觉得揪北京军区政委，这么大的事，好像儿戏一样，心里没底，就按兵不动。
过了几天，江青沉下脸又问，怎么还不去？
　　这下不能稳坐钓鱼台了，军报总编唐平铸等人连夜回到报社，写大字报，因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字写得苹果般大，凑了几大张。主要是说廖是贺龙的人，那时贺龙已经被揪出来，说是他要搞“二月兵变”。大字报写好，大半夜的找不到人签字，就把夜班编辑全喊来。当时一个夜班编辑邵一海说，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编让在大字报上签个名，就签吧。这样，大字报上签了一堆名字。事先总政通知了北京军区，说有人要到军区贴大字报，要军区协助张贴。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怎么能随便进入警卫森严的办公主楼呢？一群人连夜驱车到了北京军区，把大字报挂到办公主楼门厅的横梁上，垂下来，洋洋洒洒，很有气势。
　　天一亮，北京军区轰动了。
副政委陈先瑞在大厅看到大字报，问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发生了什么事？傅崇碧摸摸突然长出来的胡子，伸了个“八”字，什么也没说。陈先瑞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也没再问。当时军区宣传部干事李奎祥回忆，早上他正在政治部食堂吃饭，某副政委的秘书对他说，主楼贴大字报了。他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和某秘书一起去看。
　　大字报是星期六晚上贴的，天一亮，是星期天。按说星期天办公楼除了值班的，没有什么人，冷冷清清。可那一天早上，人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大院都知道了。那个时候，只要穿着军装，战士也可以自由出入平时戒备森严的办公楼主楼看大字报。北京军区大院跟全国一样，都已经是一堆干柴，谁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呢？一点火星马上燃烧起来。转眼，大字报把办公楼糊了个满，大院的墙上，马路上也全是大字报。你革命我更革命，有人大喊，把廖汉生拉来斗，一句话，马上得到响应。
　　廖汉生在哪儿呢？
在那种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星期天不星期天的概念了。
　　此时，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正在卫戍区参加军区常委会。
　　文革一开始，北京军区搞了两次“四大”，很快有军委八条，就停止了。因为远离市区，军事院校的学员想冲击比较困难，但还是有冲进来的，甚至常委会也敢冲。闹得常委会想开会却没安全地方，于是，不得不挪到庆王府的卫戍区开会。
　　江青一伙酝酿抓廖汉生时，廖汉生正在张家口参加四好连队总评，通知让他回来。常委会由第一书记杨勇主持，他正传达军区文化大革命中各单位要抓好日常工作。没讲几句，文工团的一群人闯进来，大喊大叫要廖汉生去看大字报。
　　会议停下来，大家面面相觑。
　　谁也不说话。
　　谁也不说话，一直冷场，这个会还怎么开？组织部部长董奋那时还兼党办职务，所以也参加了常委会，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我看这个会开不成了嘛。副政委张南生挨着董奋，其实他听清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人打破僵局，他马上说董奋，你说什么？你再说说。本来董奋的话是在嗓子眼里，别人没听见，让张南生这么一喊，所有的人都瞪着董奋，看他说什么。董奋不好意思，不敢说了，又不能不说，我说这个会恐怕开不成了。为什么开不成？张南生不知道主楼贴大字报的事情，在座的好多人也还不知道。董奋不得不说，不是夜里贴了大字报了吗？以后说董奋泄露天机，查了他很久。本来部署抓廖有一套，让董奋打乱了。
　　廖汉生马上明白，说我什么时间来军区，工作多长，大家都知道。
　　然后他站起来，说好吧，掏出一个小本交给秘书，保险柜钥匙也掏了出来，最后把衣服上的几个兜底都掏出来，让大家看他一无所有。
杨勇主持会议，但他没有力量阻止，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廖汉生自从贺龙被抓，就明白自己实在是岌岌可危。看大字报是假，被捕是真。
　　押着他看了大字报后，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明白了。
　　整个事件都发生在大夺权的1967年1月8日。
1966年8月1日，杨勇和廖汉生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12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正在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这是个打招呼会。传达人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次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经下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那么接下来，下边是不是也要改改组呢？
　　进入1967年以来，中国大乱，上海的“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军队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数千学生冲进沈阳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副司令员唐子安也被打成重伤。南京军区八名领导同志的家被抄，两名部长和一名副政委下落不明……
　　廖汉生被抓以后，代总长杨成武来到总政翠微路招待所，临时召集北京军区领导开会。他当着杨勇和北京军区其他领导的面，说杨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说不清，你今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明天就可能不是。但闹得那么快，采取那样的阵势，是军区大多数干部包括杨勇没有想到的。

神秘的“星火燎原”
　　廖汉生被抓两个星期后，又是个星期天，风云突变，同样的厄运轮到杨勇了。和廖汉生的罪名差不多，只不过把打倒贺龙换成了打倒肖华。
　　以后“九大”会上，毛主席说杨勇很能打仗，很有功嘛，怎么回事？怎么是“三反分子”？他是什么“三反分子”啊？
　　杨勇被抓明明是江青一伙的指使，听毛主席一说，江青却马上反咬一口，陈伯达也马上推了个干净，说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
　　有一天，从城里开到军区的班车在平安里那一站停靠时，上来一个小伙子，塞给车上人一卷传单，什么也没说，就下车了。这个神秘的小伙子是谁？哪个单位的？没人知道。事后也没有查出来。传单上署名“星火燎原”战斗队，煽动北京军区揪出杨勇。
　　关于“星火燎原”，还真搞不清怎么回事。据军区的老职工回忆，那时有个“星火”战斗队是军乐队的，还有个“燎原”战斗队是文工团的。体工队解散了，处理冰刀冰鞋三毛钱一双，要不体工队也要有个什么战斗队。文工团的“燎原”又分新“燎原”和老“燎原”，老“燎原”是保皇派，新“燎原”是造反派，燎原来燎原去，搞不清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自称“星火燎原”的战斗队，曾在一个月内横扫了三个大军区，他们冲击了北京军区司令部大楼，砸开了档案室，要查抄“华北党”。杨勇命令警卫营把这批人“请”进地下室。康生告了御状，很快毛泽东让秘书要通电话，杨勇嘛，听说你下令抓人了？杨勇听出毛泽东明显不高兴，说报告主席，今天上午有人强行冲击办公楼，威胁到核心机密。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允许他们来，所以……
　　毛泽东缓了缓口气，好嘛，马上放人吧，就当成一次防突袭演习吧。
徐向前说，杨勇是个好同志，是员战将，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对下级从来不摆架子，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样的好同志怎么能成“三反分子”呢？
　　在北京军区和杨勇打交道最多的作战部里，很多人不理解。时任防空科科长的张华夫在运动中是个逍遥派，他回忆说，星期六回家，星期天去了作战室值班，吓了一跳，怎么军区司令就被抓了？很多参谋也是同感，杨勇那时经常到作战室来，话不多，但办什么事很干脆，为什么要抓他？
　　当时政治部是个“翻江倒海”战斗队，司令部是个“红旗攻坚”战斗队，这两个战斗队伙着去京西宾馆抓的杨勇。这边，某副司令召集四个副参谋长在作战室开会，传达抓杨勇。当时文革很乱，但作战部尤其是作战值班还在坚持，某副司令对作战值班参谋说，半夜开始行动，要值班参谋把作战部的人都叫起来。
　　抓杨勇那天晚上，作战部是防空科的参谋刘建林值班，一个司令怎么能随便抓呢？刘建林给军委打电话，说他们好多战斗队要揪军区司令员。军委答复，现在还没有发现问题，不能揪斗。以后作战部开会，举行表决，刘建林投了反对票。
　　作战部的几个人去了京西宾馆，但没找到杨勇。
　　张华夫奇怪极了，怎么都是军事干部，没有一个政工干部，是不是搞政变？
　　以后，杨勇到总参工作，他没有去追究北京军区文革初期的事情。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北京军区是怎么乱的，连我被抓都不知道是怎么抓的。
　　据徐向前回忆，1967年1月间，叶剑英忽然对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说， 杨勇恐怕保不住了。
　　京西宾馆会议刚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漫天贴出大字报，“杨勇何许人也”，1月23日， 战友文工团的某些人跑到徐向前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徐向前接见，不接见不走。徐向前接见了他们，说杨勇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
　　但此话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乱，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这一点，他与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的意见是一致的。
　　1967年1月6日，杨成武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徐向前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他来挑。沉默一会儿，徐向前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
　　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
　　听到是江青提议，徐向前更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吧。
　　回家后，徐向前和夫人黄杰反复琢磨，为什么江青忽然提议？不知出于什么用心。平时与她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徐向前谈工作，江青极少在场。想来想去，既然毛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后来，徐向前见到毛主席，当面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
　　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徐向前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不到三个月，免职后连说谢天谢地。徐向前说，焦头烂额，每天抽两包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 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看后提出三条：
　　（一）新的全军文革未成立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
　　（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空军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空军也把王辉球、成钧、常乾坤抓走。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心里没有底。
　　这一番话很清楚地说明徐向前对为什么抓廖汉生和杨勇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被某些人用来当“傀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