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我相信迟早会搞清楚的"

我相信迟早会搞清楚的
　　到了石家庄，杨小平和北北被专案组领到一个招待所里。到现在，北北也不知道是在石家庄的什么地方，只记得是个好大的院子，里面有几座楼。奇怪的是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更显得院子大得不得了。
　　这时杨勇还没到。等了两个多小时，天都黑了，杨勇来了，后面跟着专案组的人。杨小平第一个印象，是父亲很瘦，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此时的杨勇，体重已经从文革前的80多公斤下降到仅50公斤。他穿着一身破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的军棉袄，扣紧风纪扣，整整齐齐。但能看出是他自己缝的针线，那么大的针脚。
　　杨勇神态自若，步履坚定，一边上楼一边用眼睛四处搜寻，像战争年代察看地形一样，成了职业习惯。
　　他见两个儿子，猛一愣，说明他事先并不知道。
　　可以看出他极力克制着激动，眉峰抖颤不止。
　　杨勇问，你们怎么来了？
　　两个儿子也同样激动，跑上去一人一只握住爸爸那双瘦而布满老茧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专案组的人也跟了进来，杨勇说，这是我们家里人说话，你们离远点。
　　专案组的人无奈，只好打开了房门，坐在门口。
　　两个儿子和爸爸含着泪相视笑了。
　　当杨小平说到这次见面是在总理和先念同志的帮助和亲自过问下才争取到的，杨勇眼角潮湿了，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
　　杨小平开始讲这三年以来的种种情况，从二月逆流、王关戚、杨余傅一直讲到“九大”毛主席的话。杨勇用手势示意他隔墙有耳，让北北在门口听动静。
　　杨小平告诉父亲，中央开了华北会议，整你的人都下台了，你还不把他们的罪行整理几条报告中央。
　　杨勇说，那种投机的事决不能干！这几年我被关起来，对他们的事一无所知，我不能凭空捏造，他们的问题由中央处理去。
　　杨小平说，5月14日，总理向党政口传达了毛主席在会上的几次重要讲话， 其中就有关于您的内容。
　　杨勇气愤地说，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
杨勇细问了“九大”召开的时间和有关会议的情况，久久没有说话。
　　他脸上的表情极复杂。
　　此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专案组从4月开始，白天让他去田里劳动， 晚上整夜搞疲劳轰炸，似乎一定要搞出点什么材料来。有一次，连着几天不让睡觉，杨勇说，好，我按你们说的交代，拿笔来。
　　话刚说完，他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睡了整整一天。
那时杨勇被关在西山一座小楼里，夏天山里蚊虫多，还要按上边的意思点亮一个200瓦的大灯泡，引得蚊虫乱舞，却不许挂蚊帐。 杨勇写条子从家里要了一个大布单。家里还奇怪他要这个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用大布单蒙住头睡觉。
　　杨勇被关到楼上，窗户大开着。不知什么意思，桌上放着一瓶安眠药。以后，又有意无意在床头放过一根背包带。刚开始杨勇没理解，放了好几次，杨勇对专案组表示，我不会死，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他挥笔在纸上写了曹植的一首五言诗：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专案组来催材料，杨勇说，有些问题很复杂，关系到党内重大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年轻，对有些问题的复杂性不了解，不要跟着人云亦云。我的问题，党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这样的态度当然得罪了专案组，有一次罚杨勇站了16个小时，脚肿得连鞋也穿不上。半夜他们吃夜餐去了，杨勇说，你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也跟着去吃。
　　杨勇没有对孩子们说这些，他坚定地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真理，相信正义！
　　杨小平说到母亲准备带北北和京京去宁夏干校。
　　杨勇对北北说，几年不见，你还是本本主义，运动一来，娘老子都靠不住了，只好自己动手，这样摔打摔打，你们就知道日子的艰难。过去我最担心你们养尊处优，现在我倒放心了。干部子女，从小顺顺当当，受点挫折，吃点苦，多接触接触群众好。冀平跟妈妈去宁夏我赞成，你和京京去我也不反对。走留由你们自己拿主意。总之，无论在哪儿都要踏踏实实地干，使自己生活得有意义。
　　杨小平是哈军工的高材生，杨勇劝他，你学的是导弹专业，现在让你去当锻工，这是很不合理，可话又说回来，这对你个人也不是没有好处。过去，我就有个想法，让你大学毕业后到工农中去锻炼几年，不懂得工农，怎么为工农服务？莫得牢骚，这种状况长不了，我相信国家迟早会考虑如何发挥你们这些大学生的专长。你要打起精神来，现在最难过的是没有工作做啊……
　　父子相对无言。
　　杨勇忽然翻开棉衣，从里面小心地取出一叠钱交给杨小平，说这是我三年来攒下的100元钱，就算祝贺你们的结婚礼物吧。
　　杨勇每月25元的生活费，除去吃饭，还要抽烟。为了省下这点钱，杨勇常常捡树叶子当烟抽。杨小平说，钱爸爸留着用吧，知道爸爸身体好，我们就放心了。
　　谈话顶多进行了半小时，杨勇站起来，想了想，说回去告诉林彬，我相信我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停一下，又说，我不会死，除非……
　　说完，头也不回，大步走了。

周总理决定立即派专机
　　宁夏的日子在沉重的劳动中一天一天过去。
　　这中间，杨勇来过一封信，六七页的信纸已经被墨线分割，好在还有断字残句。
　　林彬和孩子们商量给爸爸写回信，大家一致认为要捡高兴的话说。青海骑兵看上了身材高大的杨冀平，不管爸爸怎么样，都要把他接走。在几个儿子中，杨冀平长得最像杨勇，性格也像。他很小就想当兵，杨勇也很希望他能当兵。冀平上了初中，每个寒暑假杨勇都要把他送到部队与战士一起吃住，一起训练。
　　再写上孩子们的体重、身高，就连最小的京京，也蹿到一米六了。
　　一封信几乎写了一夜。
　　之后，又没了消息。
　　1971年春节后，林彬接到署名“王长树（老杨）”的电报：我不慎在1月31 日将右腿骨摔断，已送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战士小姚同志照顾我。伤处发炎，持续高烧，医院已经决定给我开刀……你可否尽快向组织请假来医院……你若能来，照这个名字可以找到我。若你处组织不能给你假，也打一个电报给我……
　　林彬慌慌忙忙找了干校的军代表，总算请准了假，但无论如何不放北北走，林彬只好带着女儿上了路。在北京中转换车耽误了一夜，路上两天两夜，林彬没有合眼。到了石家庄和平医院，林彬才知道，杨勇不同意就地手术，让他们立即向中央报告，请求回北京治疗。但医院坚持马上手术。
　　事情紧急，林彬连夜到北京，想方设法把信送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马上打电话给总参，立即派专机把高烧不止的杨勇接到北京治疗。
　　半夜，西郊机场起飞了一架专机。
　　机长是女飞行员汪云，她只知道执行紧急任务，连块擦脸的毛巾也来不及带，就上了飞机。起飞后告诉她到石家庄落地，她在想，接谁呢？偷偷往后舱一看，笑了，原来是很久没有消息的杨勇将军，老熟人了。
　　杨勇住进三０一医院，医院决定第二天就手术，医护人员忙着做完了术前检查。进手术室时，杨勇安慰林彬说，一会儿就完了，不会出什么事……
　　手术很顺利。
　　术后第二天，杨勇就要来一副木拐，缠上绷带，说医生讲拆了线才好练习走路，我可不能等那么久，这东西我会用。

杨得志说，到我这里来吧
　　王猛从三十八军调到北京军区担任副政委，刚到北京，听说杨勇在三０一医院，就赶来看他。在王猛印象中，杨勇的体质明显不行了，面色憔悴，只有眼睛还是瞪得大大的，声音也依然宏亮。
　　王猛看他拄着拐，伤腿不敢用劲，行动很不方便，就说，这样好不好，我给你调个公务人员来照顾你。
　　杨勇不要，说我放出来养伤，并没解放。
　　王猛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想连累别人。
　　以后，王猛又去三０一医院看了杨勇几次。偷偷塞在衣袋里几份中央文件带给他。如果让人发现了，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杨勇会意，赶快放进抽屉里。神不知鬼不晓，隔两天，王猛再取回来。
　　王猛详细给他讲了陈伯达犯的错误，批林整风中揭出了哪些问题。
　　杨勇听完，说问题远没有解决。
　　王猛当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不好问。但看来杨勇想得很远很多，他知道抓他远不是北京军区所决定的，也不是陈伯达所能决定的。
到了4月底，杨勇的腿在三０一医院基本痊愈。他不想再住院了， 不少人也劝他早一点离开北京到外地去。
　　可在那种特殊的时候，他到哪里去呢？
应该说，杨勇摔断腿是坏事，也是好事。如果不摔腿，还只能在裴堡农场继续关押。因为治腿，在夫人林彬的努力下，事情发生了转机，周总理批准回北京治疗，并且与北京军区脱离关系，由总政直接管理。
　　但是，还没有人表态你没有问题。
　　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表态你没有问题。
　　所以，杨勇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自由。
　　杨勇办了出院手续，暂时住在西直门171号总政招待所。
　　杨勇用毛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还给中央写了几封信要求工作。
　　林彬在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帮他琢磨，每一封信都要写很长时间。
　　杨勇的字很大，他知道毛泽东眼睛不好，看不了小字。
出院的前三天，警卫员孙启增请假从邯郸赶来看他。这是他在杨勇京西宾馆被抓后第一次见面。
　　很少能见到杨勇如此激动，他流着泪说，小孙，你受苦了。
　　小孙也流着泪，首长你，你也老了，瘦了。
　　孙启增问，出院以后准备去哪？
　　林彬说，还没有地方。
　　“九一三”之前，曾思玉就曾邀请杨勇去武汉。
　　孙启增说，一是到沈阳，沈阳陈锡联在那儿；二是到济南，杨得志在那儿。反正别在北京休息。
　　杨勇连连点头。
　　到底去哪里好呢？
　　正在济南军区任司令员的杨得志来看望杨勇。
　　老杨哥干脆地说，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来我这儿吧。
　　于是，5月中旬，在杨得志这位老杨哥的盛情邀请下，杨勇架着双拐， 由夫人林彬和女儿京京陪同，来到青岛海边。
　　小孙表示要跟着去，杨勇说，你也成了家，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去了。我再弄起来，你还要吃苦头。
　　小孙在京西宾馆没救下杨勇，反而被弄成“三反分子”的爪牙，几经迫害，连新婚的妻子也不能逃脱，这使小孙一度精神受了刺激。
　　杨勇不愿意再牵连小孙了。
　　可以说，青岛是杨勇一生中最悠闲的一年。
　　杨勇在北京军区任职的八九年间，仅去过有数的几次北戴河，他不愿意去，越忙越累他越是心满意足。他不愿意闲着，每天无所事事，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在北戴河电报电话老追着，他还是不习惯，匆匆住几天就走。
　　可是，现在，自由相对来说有了，却没有职务，没有工作，只能闲着。
　　杨勇把孙毅寄赠他的曹操的诗《龟虽寿》压在玻璃板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他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却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苦苦思索。
　　在准备出来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杨勇的思索越来越深，这使他在以后对江青一伙的直接斗争中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的精神。
　　中央在北京开会，在周总理的建议下， 毛主席提名增补杨勇等三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1972年7月中旬，杨勇接到任命，去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