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九年周年后祭
在十九年前的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还没有 在军队武力”镇爆”的枪声中醒悟过来。当时，各行各业，从学生，工人，到农民，机关干部包括一些法官和检察官，警官学校的学员，还有一部分军人，都走上了街头，支持学生，反对“官倒，”追求自由权利。他们手无寸铁，没有武装。一夜间，军队的坦克占领了天安门，有人倒在了“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他们不相信 那流的血是“人民子弟兵”的枪口射出的子弹所为。北京人说，从段祺瑞到蒋介石，军队都没有向学生开过枪。共产党怎么会干。可是共产党真的干了。枪响之后，全世界都惊愕了。随后，柏林墙倒塌了。
十九年后的今天，某些人开始否定那场运动正义性，多维博客竟出现了《六四是一场祸国殃民的运动》文章， 有的为“镇暴”叫好。一场思想的混乱就这样在“奥运圣火”的照耀下笼罩着中国文明的发展。
这种思想的混乱，虽然是少数人的声音，必须要以反正。首先，这种“祸国殃民论”的声音是对绝大多数“六四”参与者的否定， 刺伤了他们的心。当时，如果要进行统计，同情和支持学生的，应当占有99%， 其比例，远远高于今天的“奥运爱国”热潮。
其次，这种混乱的声音是对“不可对非暴力的 和平示威者进行武力镇压”的基本正义规则的践踏。在这点上，这种混乱的声音发出者比共产党走的还远。共产党的高官们自己都认为这种镇压没有必要，到今天没有一个敢出来承担当年下达开枪的命令的责任。邓小平的子女还在为“老头子”辩护，说他没有下达开枪的命令。在这个基本的正义规则前，共产党在干完镇压后都往后缩，这些博客们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可见思想混乱之极端。那么这些人的误区在哪里？
第一， 只看到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 没 有看到这种发展是共产党背负着“六四”血债负罪的结果，是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的结果。“六四”给共产党的一个强烈信号是，你共产党不再是“大救星。”你的过去，对人民欠债太多。你干不好，就下台。共产党不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带领人民通向”共产主义“的永恒执政党了。这是“六四”的功劳所在。共产 党19年来的一点点进步，都是在这种危机意识下做成的， 是在国内国际的压力之下做成的。对“六四”正义性的否定，就是让魔鬼远离了上帝， 如此，中国人就会遭受“二茬罪”。
第二，忘却正义，呵求“民运人士”， 用对个别民运人士的否定来否定人民对民主正义和自由的追求。在多维博客上，非羊博客曾经诚恳地问“sean”博客，到底民运人士的问题在哪里。他没有说民运人士的追求是错误的。后来非羊博客，又以《向王军涛提几个问题》一文向博客们提问：“六四”错在哪里，民运错在哪里， 我们还要不要民运。没有几个人说，“六四”以来的民主和自由的追求的目标有问题。在此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六四”的基本主张。1989年约18日学生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提出的七条要求，基本反映了学生在政治上的要求。 它们是：
一，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未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三，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四，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六，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七，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这七条没有什么过分的，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需求。这七条要求不但基本上没有做到甚至有些走得更远。比如，中国的报禁非但没有放开，甚至增加了网络警察。
那么对民运人士的苛求，这些个别人没有看到共产党的打压和民运人士生存的压力， 还有那些民运人士之外的人们那“犬儒主义”和追求金钱的冲动等等。即便某些民运人士素质低，那么，我们也不能以此否定“六四”以来的民运基本追求。忘却或放弃正义追求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第三，亵渎人民的选择权，强将民主运动当成 是民运的人士的夺权运动。他们在否定民运的时候，总是说“如果王丹上台”，如果“王军涛上台，”他们还不如共产党，等等。这是对民主的亵渎。谁让他们上台了？是你们这些思想的混乱者？那些民运人士最多是在提倡一个原则，让人民来自由的选择公共官员。如果他们有野心，没有什么害怕的，因为民意是自由和公开 的，人们可以不选他们。他们在提倡建立一个可以否定自己的制度。记住，有个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广场附近的演说中说：
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民主制度，不是让你们选我上台，而是给你们一个机会不选择我，或选了我后来罢免我。
第四，淡化对平民进行军事镇压的非正义性， 强化抗议人群的非秩序性。有些博客以当时抗议群众的某些非秩序行为来为军事镇压辩护。对此，一个道义的底线和政治原则是，群众性的抗议，只要是非暴力和非武装的，不得诉诸军事武力。中国当时是派出了集团军来镇压北京和学生非武装抗议， 并造成了流血事件。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京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动乱，没有打砸抢。 当 时有报道说，北京市小偷罢偷。这话是夸张，但当时北京市治安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对此无可否认。北京市民表现了最大的热情，关怀，和克制。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是一种非秩序的行为，但是，在人民没有有秩序的表达的条件下，对此过分的指责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个非秩序的行为，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没有妨碍工厂的生产秩序和市民的基本生活秩序。人民也知道它是临时的。但是，不管怎样，此种非秩序的行为不足以辩护军队的镇压。
那么军队强行进军天安门后的所遭到的抵抗包括烧车等，是镇压的结果，不是镇压的原因。对此，我们必须要头脑清醒。在中共档案资料里，我们只看到人民对军队的抵抗，也不是武装的抵抗。但是，没有看到北京的市民或学生在军队来之前的打砸抢行为。共产党19年来就是如此搞乱人们思维的。
强调抗议非秩序性的人没有去谴责执政党的私心： 政 权的得与失高于一切。人民走上街头占领广场是不得以而已，是人民没有别的正常表达方式下所作出的和平抗争的手段之一，是人民改变政府的基本权利。这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基本原则。面对人民的抗议，对统治者来说，说白了，不就是下台吗。执政党除了下台或向人民妥协外，没有镇压的道理。 赵紫阳不与镇压者为伍，是开启中国现代政治的智者。
第五，强调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忽略矛盾中的道义底线。这个道义底线正如前面说的，就是不得用军队的坦克和冲锋枪来解决非暴力的抗议运动。但是寒竹博客在《1989，中国社会必须翻过的一道门槛》一文中却说：
对这场悲剧进行反思，我们不能把责任简单地归咎于学生。把六四的流血悲剧归结为学生的不妥协实际上是掩盖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造成的祸害。实际上，广场上学 生的不妥协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到六四前夕，学生已经成了各路政治野心家的工具。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对运动失去了主动权，无人可以控制事态的发展。从一个多月 的事态发生看，六四悲剧最大的责任还是在政府一方。执政党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政府在1989年的四五月间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街头抗 争运动最后演化为民众和戒严部队激烈的街垒冲突，最终导致上千民众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韩竹博客在其结论前说，赵紫阳拒绝和党内其 他人合作来和平的解决当时的危机，反对戒严，使得邓小平等认为危险来自于党内，于是一场军事镇压不可避免。韩竹的文章意图说如果赵紫阳照顾大局，那就没有军事镇压。这种观点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不要邓小平退，那是当时人民的呼声，反而要赵紫阳妥协？按照韩竹的观点，反过来推演，如果邓小平尊重当时党内总书记 的意见，那么也不会有后来的“六四”血案。最重要的是他忽略这场党内斗争中的道德底线。就算赵紫阳是搞阴谋，利用学生运动来解决党内问题，但是他的在5月4日的亚银年会上所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 远远高于邓小平的军事镇压的方法。这点，韩竹没有评论。
尊重历史，坚持正义的原则，走出误区，才能正确的解读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