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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着小雨，临近下午两点 28 分，川流不息的大街上开始有车闪着方向灯靠路边停下，接着就越来越多的车开始靠边停下。全国默哀的汽笛接着响起来了，所有的车都停下了，车上的人都下车站立车边，路上的行人也都停住脚步，就地肃立。细雨霏霏，像是在给空旷的大街洗浴，人们有的打伞，更多的人就这样淋着雨肃立着，向几天来死于川西大地震的罹难者致以哀悼。可以看见的旗杆上，淋湿了的国旗，耷拉在旗杆中央，几十年来，共和国第一次举国向无名的百姓哀悼，第一次为他们下半旗。
电视上清一色都在转播 CCTV 的节目，全国各地包括港澳都在同一个时间里肃立默哀，那场景似曾相识。印象中是 1975 年，首先是董必武，然后是康生，我们从广播电台里知悉了哀乐的旋律，以及各地下半旗的场景。接下来的 1976 年，周、朱、毛相继辞世，“国葬”的规格和礼仪就更具规模了。偏偏，人祸天灾在这两年惊爆，河南遂平县板桥水库崩溃，鄙人亲临救灾现场，那种“排山倒海”留下的惨状却不准报道，记得很清楚的是，京广临时铁路接通之后，路西遂平县城一边搭建了延绵数公里的苇席高墙，用于遮蔽经过客车的视线；接着的唐山大地震，即使歌颂党恩也不得不披露出灾难的一角，且蔓延全国的“防震措施”也捎带着惨烈的传言。不记得过了多久人们才获得官方报道的死亡数字：两处各死亡二十多万人。然而民间传说的数字则远不止这些。
但，共和国的国旗始终高高飘扬，它只为领导人辞世降半旗，老百姓无论死多少人都不可能让国旗低下高昂的头。这回，不同了，国务院 18 日颁布公告：“ 5 月 19 日至 21 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
令我吃惊的是， 16 日，秘鲁总统加西亚、总理德尔卡斯蒂略以及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和劳工部长共同签署的最高政令：“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在中国的强烈地震，不仅是这个亚洲国家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不幸。秘鲁政府对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表示哀悼，将宣布 5 月 19 日为全国哀悼日。”内心脆弱的中国人眼里满世界都在“反华”，恰如同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那位主人公看谁都像是要吃他的主，远在地球背面的那个国家难道不是在“将我们一军”么？于是哑然，不知该说什么好。如今的世界早就不是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那种状况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再是什么“社会主义风格”，而是人性、人权的基本体现。
川西地震，举国哀悼，无论怎么说也属“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国家果真要成为“公民社会”了么？看来有点像，民，第一次享有主人的规格。而且，震灾初起，除了政府救灾行为及时果决之外，民间自主自为的救助规模也属史无前例，只有“公民”才具有自主自为的禀性，“臣民”永远只晓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然后看电视，又惶惑了，三分钟默哀刚结束，慷慨激昂的“中国，加油！”便响起，看见如此众多的人群在那个广场上振臂，使我不能不响起当年他老人家“接见红卫兵”的热闹。我不知道，倘若谁要是死了爹或者丧了娘，一群人跑到丧仪上振臂高呼“某家，加油！”那算咋回事？我更不能理解，怎么就会有那么些人，硬是不会舍弃任何可以表现激昂的机会。
老实说吧，这些天来我一直把电视节目在 CCTV 与凤凰卫视之间来回跳，在前者那里，我不知看到多少领导的关怀、战士的英勇、民众的感激，仿佛我们面临的不是一次空前的惨祸，而是“与天奋斗”的机遇，上苍降临到人间的不是灾难，而是提供了一个表演“革命英雄主义”的舞台。只有后者的报道里，还能看到悲伤，失去亲人、同学、朋友的悲伤。尤其是那位压在废墟下坚持了 79 个小时的陈坚，江苏消防战士用 7 个小时抢救他，他说他要坚强，一定会活下来。可当他被从废墟里救出来，对救他的消防战士说了声：“谢谢你们！”便撒手人寰了。给他做对口人工呼吸未果，消防战士哭着说：“陈坚，你怎么这么傻啊？都坚持了 79 小时了，怎么就不坚持了呢？”令人肝肠寸断。看着这些场景录像，那些守在瓦砾堆旁哭泣的父母、孩子、亲友，总能知道这是一场浩劫而不是别的。我很想拜托我们那些主管宣传的官员们，请你们少一些俗套，多一些人性；我们为抢救灾民的战士们感动，但死难也决不是一个冷漠的数字所能概括的。举个未必恰当的例子，一碗汤里不应该没有盐，但若是抓一大把盐撒进去，那碗汤就不是滋味了。尤其是，多少孩子啊，如果你自己的孩子葬身瓦砾，你还能如此安详吗？有句口号叫做“夺取抗灾斗争的最后胜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胜利”可言，无论我们抢救回来多少生命与财产，那能算“胜利”吗？
哀悼平民百姓的汽笛声总算响起来了，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中国的进步，倘若它果然是迈向公民社会的第一步的话。倘若演绎成“弘扬爱国主义”的手段，那就谈不上什么进步了。在人性意识在世界上越来越浓郁的情况下，以民众的惨痛来张扬什么“爱国主义”，恐怕连天良都保不住，还谈什么进步？
（ 2008.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