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全球化形势下，中国文化发展出现哪些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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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而光辉灿烂的文化，它博大精深，泽被东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及希伯莱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辉煌文化，充分表现了西方民族奔放、进取、民主、自由的独特性格。这两种文化，都是人类优秀文化，它们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文化构成看，中国当代文化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明代以来吸收的西方古典文化和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五四运动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可见，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开放的文化系统，它“是在主体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的营养，在开放的溶汇中发展。即以本位文化为基础，大量汲取、溶汇异质文化的精华，以对异质文化的开放，促进本位文化的开拓。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多维开放的动态结构。”（钟明善 朱正威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第8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尤其是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全球一体化”的加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在加速，以致到了今天，中国文化中的西方因素就十分丰富。下面，我们试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角度，看一看西方文化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具有空间上的统一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时空统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强调整体至上，人伦道德，中庸和谐。．．．．．具有非宗教性的人文精神，具有泛道德性的理想追求，具有儒道互补，内圣外王的完善性。”（董广杰著《龙的传人与龙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透视》第11页，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版）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又有强大的自我更新的机制与能力，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调节、相整合、相超越的更新自我的显著表现。
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指的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科技文明转变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随之发生的深刻变异。在这一长期的尚未完成的转变过程里，无疑近现代西方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文化的不断楔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深远而巨大的震荡。
丁守和先生说得好：“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着血与火涌入中国的。因而西方文化的冲击带有强烈的侵略性质，中国被迫打开大门，承受西方文化，则具有明显的屈辱、被动和非自觉性。一是从天朝上国的尊崇地位，沦于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二是从优越发达的文化传播，转入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三是从积极主动的文化交流，转入消极被动的文化选择。这就使中国文化步入近代历程的时候，蒙上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固有文化向现代化转变的艰难性。”（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第11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中国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变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击的过程中，互相会通融合，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而形成新的文化。中国当代文化就是近两百年来中西文化矛盾与交融的结晶，当代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活跃着大量的西方文化因子。
一、西方文化与中国政治观念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独特的韵味和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史上呈现出复杂的多彩的特色。其中，既有相当的糟粕，也有相当的精华，例如“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廉不贪，为民请命”的“清官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报国报民的人生价值观等，都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儒家思想有封建性的一面，也有民主性的一面。它在中国历史上既起了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作用，又起到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
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结构中，“王权主义”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两大政治观念：“君权至上观念”和“臣民观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秩序。
“君权至上观念”认为： 1 君主是天的儿子，能参天地，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 2 君主是政治治与乱的枢机和决定力量； 3 君主拥有统属社会一切的巨大的权力； 4 君主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判者。（参见刘泽华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第64～7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臣民观念”认为：三纲五常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臣民应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君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在传统社会臣民生活中形成了强烈的依赖和卑屈心态： 1 甘为臣仆与狗马的心态，仰食于君主，甘为君主工具与狗马； 2 向君主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态； 3 对君主的期待心态，寄希望于圣明皇帝； 4 君主面前的原错感和原罪感心态，总是认为君主至圣至善，代表着真理与善良，绝对正确，绝对高尚，自己在君主面前，始终有错，始终有罪。（摘自刘泽华《论由传统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第284～286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王权主义政治观念，神化了君主，压抑了臣民，神圣化了封建君主专制，压制了民主，以至广大臣民思想贫乏，人格萎缩，成为君主的奴隶和工具。这种政治观念，必将随着中国生产力的进步，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辗碎。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剧变，儒说权威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而轰然倒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侵略者，终于发现了他们背后的光辉灿烂的近代西方文明。于是，“西学东渐”与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救亡图存运动有机结合，从器物之学到政治之学，促使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步入了“现代化转型”的轨迹，西方民主观涌入了中国。康有为改良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无不吸取了西方民主观的精神营养。
例如，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及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就其思想渊源，“虽有古代中国‘民贵君轻’、‘民胞物与’等传统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以及历代农民战争反抗封建暴政的革命精神，但主要是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进化论和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以及共和国方案，效法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道路”。（杨群章 何汝泉 许增纮 胡长林 主编《中外文化俯瞰》第282～283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的民主观，成为了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发展的锐利武器。
如今，民主、自由与平等的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权在民”、“社会主义”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二、西方文化与中国经济伦理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结构在近现代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19世纪中期，由单一型的封建经济逐渐转变为自然经济、民族资本经济、外国资本经济、官僚资本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并存的复合型经济；第二次是20世纪中期，由前面所述的复合型经济，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单一型计划经济；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单一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多种经济并存的复合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中，除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因素外，西方的经济模式和经济伦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伦理是一个专门用来表述经济行为与伦理规范两者关系的边际概念。……它即是人类对经济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一种辩证把握与价值判断，又是积淀于人类心灵深处，通过实践媒介得以凸现的意志自律与行为规范；既是社会经济得以运转、调适、置换的文化轴承，又是社会制度、组织原则、目标管理、政策导向得以确立、完善、重构的文化模板。”（陈钧著《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世转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一书第301页）。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有四大特点： 1 主张用“以义制利、勤劳敬业”去规范生产行为； 2
主张用“恪守礼制，以德驭众”去规范经济管理行为； 3 主张用“抑制竞争，讲求诚信”去规范商业行为； 4 主张用“重农抑商，排斥工商业”去规范产业结构形态。这种经济伦理，与我国是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一度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持续增涨与繁荣。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兴起，这种经济伦理就沦落为阻碍中国经济前进的绊脚石，不得不在近现代中国经济结构的三大转型中发生裂变，渐趋现代化。
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中，西方的许多经济伦理观念，如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大力发展国内外贸易的重商主义，主张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崇尚垄断的垄断资本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观念（斯大林模式），接连不断地涌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生活发挥巨大影响，促使中国人经济思想观念发生爆炸式剧变，“无商不富观念”、“市场规律观念”、“多元经济观念”、“股市观念”、“博彩观念”、“金钱观念”、“新型择业观念”、“知识经济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观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观念”，已为大众普遍认同。
三、西方文化与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中国在古典世界中，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商周到南北朝，一些主要的学科，如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等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隋唐到宋元，我国科技进入持续繁荣的黄金时期，而同时期的欧洲处于中世纪“最黑暗时期”。我国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许多“世界之最”，尤其是“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加速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
到了十五世纪，由于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阻碍以及传统中的许多反动的僵化的社会意识的束缚，中国科技从传统的顶峰跌落了，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产生近代科技。欧洲却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推动下，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以天文学革命为标志，开始踏上近代科技发展道路，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西方先后掀起了三次伟大的科技革命，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落后的庞大民族，近现代中国人深入持久地开展了“西学东渐”运动。中国人放下了唯我独尊的架子，虚心向西方人学习，全面吸收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莘莘学子前往发达国家的“留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勇直追，有的领域冲到了世界的前列。当代中国科技已大大缩短了与西方科技强国的差距，并进入了与国际科技全面接轨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尖端科技———信息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核能技术，纳米技术等，一有新动向中国就紧紧跟上，甚至在有的学科与技术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大成就。当代中国科技与西方科技在互动式的碰撞中已产生了强大的亲和力。“科学无国界”正成为现实。当代世界科学的整体综合发展趋势，为中国人聪明才智的发挥和中国科技的新突破，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新机遇，也为我们带来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四、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的双重性
当代中国文化中的西方因素是极为丰富的，除了在政治观念、经济伦理和科学技术三大方面表现突出外，在军事、哲学、史学、宗教、教育、文学、心理学、医学、体育、舞蹈、音乐、美术、影视、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有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兵种复合化、装备高新化，国家创新系统启动，北京申办奥运会，中国优秀高中毕业生考取美国哈佛大学，西洋音乐美术在中国生根开花，许多青少年迷恋“网络空间”，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的生意在中国越做越火，《泰坦尼克》、《角斗士》、《第六日》等美国大片掀起“完美风暴”，……这一切都证明，当代中国文化再也不是一个排它性、封闭性、迟滞性文化，而是一个亲合性、开放性、发展性文化，中国文化正在大规模的高速地吸纳西方文化等所有域外文化，以不断丰富和越超自我。
不容置疑，西方文化因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建设性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破坏性的一面。
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授明确指出：“西方文化正是和西方列强的鸦片、炮舰等一起涌入中国的，其中的某些方面又是用来作为侵略的组成部分．．．．．．．近代输入的西方文化并不都是精华，而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夹杂着大量腐朽性的糟粕，诸如弱肉强食的侵略理论、白人至上的种族论、欧洲中心论，以及西方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等等，传入中国有害无益。”（龚世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第8～9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想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长期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新闻媒介，是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主要工具。美国主流媒体肆无忌惮地“妖魔化”中国，美国等国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留学生进行思想影响，企图使其完全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观”，而通过他们逐步使中国演变为资本主义。把希望寄托在亲西方的下一代和“未来领导人”身上。西方的基督教机构也在高叫“向中国10亿人传福音”，要使中国“基督化”。西方敌对势力还支持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不断对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渗透。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居然将崇高的神圣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授予顽固的分裂主义分子达赖喇嘛。这一切说明，西方文化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具有侵略性的一面。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一定要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金鑫先生曾提出一个精辟论断：“如果说领土、领海和领空只是硬国土，是有形国土，那么由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及其影响所及则是它的软国土，无形国土。我们不能忽视文化国土的安全和建设。”（金鑫著《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第3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在中国大开放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国不得不警惕西方的“文化和平演变”战略，抵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防止“电脑黄毒”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捍卫祖国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与人才安全，保护和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是维系一个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千万不能泥足于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