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32354.shtml
来源：亚洲周刊
张洁平／第六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在香港大学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出发，共同辨析中国互联网现状的假象与真实，关注国家监管网络言论、博客冲击传统新闻业，忧心多变而复杂的网络民意。 (
来源：亚洲周刊
张洁平／第六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在香港大学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出发，共同辨析中国互联网现状的假象与真实，关注国家监管网络言论、博客冲击传统新闻业，忧心多变而复杂的网络民意。 (
唐山大地震发生的一九七六年，整个中国陷入惶乱。甘肃的知识青年住了整整半年防震棚，四川的人逃难逃去了北京，几乎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发生了什麽，还会发生什麽。这是天涯社区总编辑宋铮在第六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上讲述的亲身经历。二零零八年，大灾再次降临。只是这一次，地震发生不到一分钟内，宋铮就在天涯社区上看到了网友的留言：「非常紧急！哪＿妫o生了大地震？」
紧接着，武汉、北京、郑州、成都的网友纷纷回应，半小时之内，新华网就已初步发布震中震级。远离震区的人立刻恢复镇定，投入救援。数百个偏僻乡镇的名字一夜之间为全国所熟知，哪＿??n什麽，哪＿?钺驮岸侦礴A网络上的配对迅速而有效地进行，这是三十多年前的唐山所无法想像的。
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点点万幸，也是互联网正在造福中国的已知事实。那麽，除了资讯通达、广开言路，乃至哺育民间社会之外，网络之於中国，更大的意义在哪＿堙H又或者说，是否存在更大的假象？互联网真的给中国带来更多民主吗？互联网上真有言论自由吗？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是否在网上更好整合？??在科技飞速进步之下，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甚至难以准确评估互联网的意义所在，因此，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选取了「中国和互联网：神话与现实」这个主题，迎接来自世界各地学者的讨论，共同辨析中国互联网现状的假像与真实。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十四日，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新加坡、中国等九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相聚香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层面探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互联网年会自德克萨斯A&M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密芝根州立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依次承办，如今，主办接力棒交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手中，也是年会首次在中国香港举行。会场间西方与东方面孔各半，大会以英文进行，配合普通话同声传译。但有意思的是，老外学者们放下话筒，往往立刻转用流利的普通话与在场中国博客聊起来；中国的博客先行者也中西并用，与外国同行侃得天昏地暗。
美国教授叶叙理（Ashley Esraey），执教於Middleburry大学，他通过对六千个中文博客定量研究，分析华人博客的政治话语。这个讲流利京腔普通话的美国人，每天阅读大量中文博客，通过对几百个博客内容与中国主要报纸的类似内容对比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博客比报纸更具有批判性。在他的研究样本＿堙A百分之六十一的博客是批判性的，其中针对社会风气、中央政府、企业利益的占了大多数，而只有百分之十九的中国报纸如此；另外，百分之三十六的中国博客是观点多元的，他们至少有两个或以上的更多视角，但报纸只有百分之五如此；叶叙理的研究还认为，只有百分之四的中国博客有为国家宣传的倾向，但是百分之二十一的报纸在这样做。
西方传媒一直倾向认为，中文博客在挑战权威与提供官方之外另一种声音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叶＿?z的定量分析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博客已经削弱国家控制言论的能力。博客是未来的参政先锋，但目前还不至於要引发革命。」他的分析方法在第六届中国互联网年会上，遇到同行的质疑，但也引起在场学者和中文博客的兴趣。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客座教授萧强认为，二零零七年博客连岳和厦门PX事件的互动，正是标志着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正在出现的一股新力量，他认为，在论坛与博客中上升的公共舆论力量，与传统媒体中的自由主义因素，正在塑造中国新的公共氛围。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开始飞速增长。根据CNNIC的统计数据，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中国网民总数已达到二点一亿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网民总数增长迅速，仅二零零七年一年就增加七千三百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其中增长势头最强的是农村地区网民，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百，目前中国农村网民数量已达到五千六百二十六万人。同时，中国整体互联网普及率达百分之十六，在北京和上海，这个数字已经分别达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和百分之四十五点八。另外，中国的手机用户达到五亿二千三百万，也居世界首位。在中国两亿多网民中，从年龄结构上来看，百分之三十一点八都在十八至二十四岁之间，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不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这一个庞大的新兴群体，一方面考验着国家舆论监管者，另一方面也考验着中国传统新闻媒体。
年会最后一场的中国记者和博客圆桌会议，将整个讨论推向高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持人钱钢主持讨论，参与者有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李永刚、天涯社区总编辑宋铮、腾讯网专题评论部主编张东生、《壹报》总编辑翟明磊，以及受邀的着名博客石扉客、熊培云等人。相比此前高屋建瓴的学术讨论，这一场圆桌会议的面向更务实，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业何去何从？这一方面取决於监管者的姿态变化，另一方面，也受微妙转变的民情影响。
针对一直是热议话题的GFW（Great Fire Wall，国家防火墙），李永刚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现任政府监管网民的行为逻辑。他将中国式监管比喻为「国家水利工程」，中国政府肩负两重角色：一是内容提供商，企图以最低成本垄断水资源供应，靠生产主旋律纯净水，向上索要巨额运行费和人工费；一旦意见市场开放，垄断收益流失，必将面临裁员裁钱，难以忍受；二是固堤工程承包商，查漏防险，避免溃坝。没有险情，就没有维护经费；但险情过猛，则会被严厉问责。中国政府显然正在变得聪明，容忍渗漏和管涌，减轻水坝压力；选择性打压渗漏和管涌，减轻问责压力。
另一方面，网民特徵的多元与飘忽不定，也让传统媒体精英大呼「不适应」。他们会站起来高唱爱国歌、抵制家乐福，也会打华南虎、揭政府的短。如学者胡泳所说，网络民意能否代表民意，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必须承认和面对的是，民意本身正在变化，传统媒体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有效应对。
紧接着，武汉、北京、郑州、成都的网友纷纷回应，半小时之内，新华网就已初步发布震中震级。远离震区的人立刻恢复镇定，投入救援。数百个偏僻乡镇的名字一夜之间为全国所熟知，哪＿??n什麽，哪＿?钺驮岸侦礴A网络上的配对迅速而有效地进行，这是三十多年前的唐山所无法想像的。
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点点万幸，也是互联网正在造福中国的已知事实。那麽，除了资讯通达、广开言路，乃至哺育民间社会之外，网络之於中国，更大的意义在哪＿堙H又或者说，是否存在更大的假象？互联网真的给中国带来更多民主吗？互联网上真有言论自由吗？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是否在网上更好整合？??在科技飞速进步之下，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甚至难以准确评估互联网的意义所在，因此，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选取了「中国和互联网：神话与现实」这个主题，迎接来自世界各地学者的讨论，共同辨析中国互联网现状的假像与真实。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十四日，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新加坡、中国等九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相聚香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层面探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互联网年会自德克萨斯A&M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密芝根州立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依次承办，如今，主办接力棒交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手中，也是年会首次在中国香港举行。会场间西方与东方面孔各半，大会以英文进行，配合普通话同声传译。但有意思的是，老外学者们放下话筒，往往立刻转用流利的普通话与在场中国博客聊起来；中国的博客先行者也中西并用，与外国同行侃得天昏地暗。
美国教授叶叙理（Ashley Esraey），执教於Middleburry大学，他通过对六千个中文博客定量研究，分析华人博客的政治话语。这个讲流利京腔普通话的美国人，每天阅读大量中文博客，通过对几百个博客内容与中国主要报纸的类似内容对比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博客比报纸更具有批判性。在他的研究样本＿堙A百分之六十一的博客是批判性的，其中针对社会风气、中央政府、企业利益的占了大多数，而只有百分之十九的中国报纸如此；另外，百分之三十六的中国博客是观点多元的，他们至少有两个或以上的更多视角，但报纸只有百分之五如此；叶叙理的研究还认为，只有百分之四的中国博客有为国家宣传的倾向，但是百分之二十一的报纸在这样做。
西方传媒一直倾向认为，中文博客在挑战权威与提供官方之外另一种声音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叶＿?z的定量分析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博客已经削弱国家控制言论的能力。博客是未来的参政先锋，但目前还不至於要引发革命。」他的分析方法在第六届中国互联网年会上，遇到同行的质疑，但也引起在场学者和中文博客的兴趣。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客座教授萧强认为，二零零七年博客连岳和厦门PX事件的互动，正是标志着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正在出现的一股新力量，他认为，在论坛与博客中上升的公共舆论力量，与传统媒体中的自由主义因素，正在塑造中国新的公共氛围。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开始飞速增长。根据CNNIC的统计数据，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中国网民总数已达到二点一亿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网民总数增长迅速，仅二零零七年一年就增加七千三百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其中增长势头最强的是农村地区网民，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百，目前中国农村网民数量已达到五千六百二十六万人。同时，中国整体互联网普及率达百分之十六，在北京和上海，这个数字已经分别达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和百分之四十五点八。另外，中国的手机用户达到五亿二千三百万，也居世界首位。在中国两亿多网民中，从年龄结构上来看，百分之三十一点八都在十八至二十四岁之间，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不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这一个庞大的新兴群体，一方面考验着国家舆论监管者，另一方面也考验着中国传统新闻媒体。
年会最后一场的中国记者和博客圆桌会议，将整个讨论推向高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持人钱钢主持讨论，参与者有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李永刚、天涯社区总编辑宋铮、腾讯网专题评论部主编张东生、《壹报》总编辑翟明磊，以及受邀的着名博客石扉客、熊培云等人。相比此前高屋建瓴的学术讨论，这一场圆桌会议的面向更务实，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业何去何从？这一方面取决於监管者的姿态变化，另一方面，也受微妙转变的民情影响。
针对一直是热议话题的GFW（Great Fire Wall，国家防火墙），李永刚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现任政府监管网民的行为逻辑。他将中国式监管比喻为「国家水利工程」，中国政府肩负两重角色：一是内容提供商，企图以最低成本垄断水资源供应，靠生产主旋律纯净水，向上索要巨额运行费和人工费；一旦意见市场开放，垄断收益流失，必将面临裁员裁钱，难以忍受；二是固堤工程承包商，查漏防险，避免溃坝。没有险情，就没有维护经费；但险情过猛，则会被严厉问责。中国政府显然正在变得聪明，容忍渗漏和管涌，减轻水坝压力；选择性打压渗漏和管涌，减轻问责压力。
另一方面，网民特徵的多元与飘忽不定，也让传统媒体精英大呼「不适应」。他们会站起来高唱爱国歌、抵制家乐福，也会打华南虎、揭政府的短。如学者胡泳所说，网络民意能否代表民意，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必须承认和面对的是，民意本身正在变化，传统媒体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有效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