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是1970还是1930？--大裂变来了

是1970还是1930？--大裂变来了（之二）

袁剑

2008年3月，在中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评论美国次贷危机时说：“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套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不愧为嗅觉灵敏之人，在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周小川似乎已经嗅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味。不知道周是否真正察觉了这股异样气息背后的东西。在次贷危机飞灰湮灭的财富灰烬中散发出的，是一股秋天的气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比如1980年代的住房信贷危机，19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目下的历史处境。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及道德力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霸主。由此，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心也正式迁移到美国。继荷兰、英国之后，接续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血脉的任务落到了美国人头上。通过创制一整套的规则（如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一整套组织机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美国在惨烈的战争废墟上迅速重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不仅帮助老欧洲恢复了繁荣和增长，也孵化了新东亚的经济奇迹。虽然有冷战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对峙，但毫无疑问，及至冷战结束之前，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资本主义版图，在美国体系时代已经远远超出荷兰及英国时代。资本主义在美国体系时代的这种黄金般的成功，实际上也是美国最终取得冷战全胜的关键原因之一。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轰然倒地，美国体系时代以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方式全速进入鼎盛时期。美国体系时代的这一历史盛景，被两个重要的特征强有力地呈现出来：其一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无论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东欧、中国，还是以前徘徊在两大阵营之间态度暧昧的如印度等国家，都在上个世纪末期毫无保留的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型人口国家的加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一时刻，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再能幸免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渗透、规制和裹挟。尾随全球大国的这一历史性的集体转向，市场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唯一共享的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尊新神的普照之下，世界似乎又一次跨越了“史前的黑暗”而终于进入大同时代。福山言之凿凿的“历史终结”暗示的就是这一情形。全球大国在市场资本主义上的这一高度共识——后来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正式确认，不仅是美国体系时代处于鼎盛时期的又一重要表征，而且也反过来推动了这一体系在空间上的迅速扩张。从这个维度考察，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既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也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人口以及越来越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更成为这一体系扩张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大陆被国际投行兴奋的概括为“金砖四国”）对这一体系的卷入，将资本主义的美国体系时代推向了顶峰。然而，正当人们将增长和繁荣当作一种历史常态并乐观地以为：增长和繁荣还会像过去60多年一样一如既往的持续下去的时候，美国体系——这个扩张了60多年并且直到最近还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无形帝国，却可能正在发生所有帝国都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

没有一种统一的货币，任何市场体系的扩张都是难以想象的。检视战后60多年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没有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接纳、认可，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就不可能扩张到像今天这样无远弗届的地步。正是美元——这个可以穿透国界的幽灵，将这个星球上被国界分割成碎片的民族经济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无缝对接，粘合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布什，但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美元，不知道美元背后所隐藏的坚挺的购买力。美元这种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由IMF提供的下面这个数据得以确证：截止2007年9月，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之中，美元比重高达64%。（虽然这已经比2002年72%的峰值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占比远远超过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如果说美国的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多少有些疑问的话，那么美元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货币的地位则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就其本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体系，乃是一个美元的帝国。美元，为这个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市场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信用基础，是这个体系得以成立的基石。否则，这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就可能在一刹那轰然解体。当年，中国的始皇曾经以“车同辄、书同文”一统天下，而美元只是凭借一张绿纸，便建立了远为庞大的隐形帝国。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曾经使全球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并将其触角延伸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美元，可能也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

自尼克松震荡之后，美元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羁绊，自此，隐藏在美元背后的货币发行基础不再是可以测度的黄金，而是不可测度的“实力”和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并接纳美元，是因为人们相信隐含在美元中的美国的实力和信用。实力和信用虽然可以通过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媒体以及美国伟大的历史被明确地“感受”到，但却是一个无法被准确测度的东西。这就为美元的超越国界的无限发行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润滑剂，无限发行的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元的购买力（注意，不是美国的购买力。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事实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庞大过剩产能都是通过美元购买力而得到吸收的。这不仅支持了这些体系中新伙计的经济扩张，也使这个体系本身的边界大大扩展。而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加入这个体系之后，美元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没有美元在全球市场体系内提供的信用基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央行里堆积如山的巨额美元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路径的明证。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那么，它却绝对不足以支持中国、印度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过剩产能。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大大的放大了。数据表明，最近十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的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所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国、印度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难以持续的。实际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机，就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表现。揆诸美国体系60多年的扩张史，美国的这种不堪重负事实上早已暴露。美元兑日元在1970年代之后的急剧贬值，就是同一种危机的早期症状。只不过，这个危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盖了。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全胜，这将美国的软实力膨胀到了巅峰。在一个货币发行已经失去了可测度标准的时代，不可捉摸的软实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基础。第二个原因则是：1990年代在美国发轫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不仅推动了美国1990年代超长的增长周期，也使美国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模式竞争中获得至尊地位。到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仅仅是相信美元，而几乎是在膜拜美元。由于这个缘故，不仅美元的危机被掩盖，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货币竞争中的地位。然而，这两个因素对美元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逐渐销蚀。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威胁被消除，体系内部的纷争和美国模式本身的问题开始逐渐浮现，美国已经不复是以前的美国，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看不到美国发动另外一场（像信息技术那样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说，美国很难再现1990年代的超级增长。如此一来，一直支持美元滥发的“魅力”和经济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尽。

以一个民族国家名不副实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消费能力被美元大大的放大了）来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产能，进而维持整个体系的扩张，是目前这个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而这个体系更加深刻的悖论则在于：美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美联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强烈的影响着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却无须对此负责。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发行从来就是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首要考量（这是民选政府必须遵从的铁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则从来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正如美国的前财政部长的康纳利那句著名调侃所揭示的那样：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在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中，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这个悖论，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当体系内其他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资产泡沫、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却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这其实是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深渊。美联储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引发问题，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推动全球市场体系的经济发展，但正如“911”之后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将给全球经济体系未来的剧烈动荡埋下伏笔。指责美联储以邻为壑是荒谬的，因为它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负责，尤其是在美国国内问题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问题相背反的时候。而随着体系的扩大，这种背反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之不同以及国内问题之千差万别，将会越来越成为常态。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深刻的领会了这个体系的悖论所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外一幅世界图景则是：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泾渭分明，全球政治远未统一之时，各主要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却在努力推动着全球经济的统一。讽刺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型的乌托邦。

从逻辑上讲，要想消弭目前全球市场体系的这个悖论，无非两个方案：要么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并对全球选民负责；要么美元从目前体系中退出，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前一个方案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单位的世界中无疑是一个幻想。后一种方案，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货币是不能退出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国突然停用人民币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我们就能洞悉这种发展将可能引发多么巨大的混乱。

作为一种衡量商品及服务的价值尺度，货币必须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货币本身处于动荡之中，那么，生产与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无以为继。目下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即处于这种有由货币而起的大混乱之中。不具备任何生产价值而且早已退出货币领域的黄金如今受到神经质般的追捧，并不表明投资者真的重新发现了黄金的价值，而是暗示我们：全球货币财富的拥有者们已然处于莫大的惊恐之中，正在四处寻找着财富的避难之所。透过这种惊恐，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市场体系濒于解体的噩兆。在评论糖价飙涨时，一位糖生产商断然说道：“糖价必须上涨，这样才能弥补美元疲软造成的损失”。这种货币综合症说明，货币动荡已经给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了何种程度上的紊乱。

一批幼稚的市场信徒认为，只要美元对其他货币有足够的贬值，市场就能够出清美元的滥发，就像过去美元对日元以及其他货币所作的那样。因此，这一次的美元危机同样可以安然度过。然而，无论对那些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还是对美国自身，美元的贬值都是有其政治和市场底线的。一旦超越这个底线，目前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所面临的，将不是出清，而是崩溃。对于那些巨额美元持有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不仅会给国民财富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失，而且也会触发他们加速抛售美元的强烈动机，而这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的贬值；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会引发美国国民购买力的急剧下降，继而大幅拉低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上收入水平，这在政治上是不堪忍受的，事实上，美元目前的贬值所造成的购买力下降，正在美国国内引发政治上的麻烦。更为重要的是，美元急剧贬值所造成的美国国内实际消费能力的萎缩，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意味着，在这个体系中，将不再有一个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调节器。其后果是，这个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萧条。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美元持有国，尤其是那些美元持有大国，都不能忍受美元的过分贬值，甚至必须支持美元的某种强势。有趣的是，在1920年代联合王国霸权衰落的时候，美国也曾极力维护英镑的地位。这种历史的雷同，对于今天的全球经济来说，大概不是什么好兆头。它暗示着，全球霸权体系已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

有人借助冷战术语，将目前的美元形势，非常精当地比喻为“恐怖平衡”。意思是说，无论美国还是那些巨额美元的持有国，都不敢轻易打破目前美元的平衡。因为美元一旦不可控制的贬值，将意味着系统的瓦解和全输的局面。以中国为例，如果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元，美元就可能在瞬间急剧贬值，而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财富也将立即大幅缩水。中国在美元上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是这个体系中其他大大小小的美元资产持有者的处境。正如金融市场中那句著名格言所说的那样，美元实际上已经“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down）。然而不同的是，在冷战棋盘上对峙的，是两个对核武器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冷静的对手，而在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却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参与者，其博弈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美元目前的“恐怖平衡”，实际上也要比冷战中“核威慑平衡”脆弱的多。谁都无法保证，某些国家不会出于政治或者财富保值目的而突然抛售美元。而在金融市场中，任何初级投资者都知道这种抛售所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意味着什么样的资产灾难和财富损失。很清楚，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元会不会崩溃的问题，而是美元何时崩溃的问题。

作为二战之后建构出的全球市场体系的象征符号，美元的危机并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的危机，而是这个体系的危机。这种体系危机可能表现为美元贬值，但却绝不是美元贬值可以化解的。要想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长期的经济动荡与政治较量将是不可避免的，毫无悬念的是，这其中一定会险象环生。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由美元所支撑的美国消费需求，实际上起着维持世界贸易正常循环的作用。这种作用，创造许多国家的经济奇迹，推动了全球市场体系的膨胀，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惠于此。然而，现在可能到了我们要为此买单的时候了。随着美元崩溃式的下跌，美元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能力将会急剧收缩。美元——这个曾经在过去六十多年中推动全球市场体系不断扩张的关键发动机，正在逐渐熄灭。

不幸的是，推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张的另外一架发动机也处于事故频发的灾难之中。

利润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氧气，是资本主义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开疆拓土的引擎。没有了利润，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就会停止呼吸。为此，资本主义必须不遗余力地开拓任何潜在的利润来源。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一直在两个维度上开拓其利润流。一个是空间维度上的扩张，其主要手段就是开拓各种新兴市场和边陲地区，这种新兴市场不仅包括新兴的民族国家市场，也包括各种新技术带来的新的产业市场。然而，新兴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在资本积累已经相当充裕的情况下，无论是新兴国家市场还是新兴的产业市场都迅速被各种竞争者所拥塞。于是，资本主义必须竭尽其想象力在时间维度上另辟蹊径。这就是现代金融。就其本质而言，现代金融是一个向未来索取利润并将未来的收入流折现为当期利润的一个行业。无论是按揭贷款、各种期货衍生产品，还是资本市场，都是将透支未来预期收入并折现为当下利润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晚期，“未来”才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利润金矿。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的利润被多锁定和透支一份，资本主义企业在未来的“利润矿藏”就少一份。在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金融的这种魔术性质就成为资本主义扩张和维持活力的最关键手段，资本主义越是扩张，金融的重要性就会愈加突出。以美国为例，早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服务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制造业，而到2007年，金融服务部门的所创造的利润更是占到全美公司利润的40%。美国对金融业利润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国家，担负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枢的功能。华尔街正在越来越等同于美国，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命脉所系。一个让人警觉的历史镜像是，在荷兰及联合王国的霸权衰落时期，金融扩张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换句话说，金融扩张乃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扩张乏力及最后阶段的显著标志之一。资本主义在空间及地理维度上的开拓潜力越是被竭尽，在时间维度上的开掘就越是疯狂。全球金融体系当下有目共睹的几乎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规模膨胀及复杂程度，表征的就是资本主义利用金融工具向未来掘进的狂热程度。然而，金融体系越是向未来掘进及延伸，其面临的风险就越是增加。其中道理是：越是久远的未来，就越是难以预测，就越是充满不确定性之迷雾。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对未来的想象的现代金融，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信心游戏，天生就具有高度不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十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洞察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贪欲以及监管者的疏忽所酿成，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内在强制使然。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像鞭子一样时刻驱使金融家们去疯狂冒险，也同样驱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放宽监管尺度。更加通常的情况则是，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金融家们甚至是故意设计许多（很少人搞得懂的）复杂的金融产品以便给自己发奖金。而监管当局也乐得装聋作哑。这种疯狂使得传统资本主义时代所培育出的金融纪律及投资智慧都被抛到脑后，而向未来冒险，遂成为这个时期金融最真实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晚期，金融往往居于支配地位，成为企业之王，在这种情势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就被迫以暧昧的态度鼓励金融的冒险以获得维持资本主义前进的利润动力，而一旦这种冒险变成了灾难，由于现代金融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任何金融企业的倒闭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从而累及它业已覆盖完毕的千家万户），政府就必须以纳税人的金钱为此买单。这反过来鼓励现代金融业道德风险的泛滥。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十年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一位财经评论家正确的评论道：“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与其为内部人士创造的巨额回报的结合，将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合理性”但这位评论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现代金融的这种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恰恰是深嵌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内在逻辑之中的。）金融从业人员的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或者具有更多的智慧，而是因为金融在创造利润继而维持资本主义生命中的不可取代的位置。一个真实的幽默是，一位国际投行的职员在领取了50万英镑的年终奖金之后，高声表达他的不满：“这哪里是奖金，这简直是小费！”对于一个在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输送氧气的现代金融从业人员来说，他的确是有底气发出这种抱怨的。

不过，正如资本主义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开掘是有尽头的一样，金融在向未来攫取利润同样面临着某种极限，金融的利润来源不可能向未来无限延伸。当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当所有地方的资本主义公民都债台高筑，并将自己的未来都抵押给金融资本家的时候（各类按揭贷款不要说在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兴市场中的中产阶级当中也达到了极其普遍的程度），资本主义还能够从什么地方吸取能量，并继续向前呢？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美国一直是靠吸纳全球储蓄来维持金融膨胀的，但是，这种能力却在这一次次贷危机中受到重创。在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储蓄纷纷涌向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寻求避险，而在美国爆发的新经济浪潮，恰好为这些避险储蓄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思科、雅虎、微软这些神话般的公司对于全球储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高峰时期，美国的股市的市值占到将近全球股市市值的50%。新经济不仅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金融膨胀提供了动力，也为全球巨量的过剩美元提供了一个蓄水池。它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是，美元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贬值之后，开始回光返照。然而，随着新经济归于沉寂，以及在次贷危机中的美国本身金融市场脆弱性的暴露，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也出现逆转。在当下还在继续的金融危机中，全球储蓄不是在追逐那些在1990年代熠熠发光的所谓“软资产”，而是将投机想象力疯狂倾注于那些新兴市场急需的“硬资产”，比如石油、农产品等等大宗产品，其中的历史转折意味相当浓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金融市场很难再复制一次类似新经济的奇迹，美国金融市场将不再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它甚至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风之处。如此，过往源源不断涌向华尔街的资金就会出现历史性的断流甚或倒流。在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标志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扩张的动力临近衰竭危险，这也会间接加速美元的崩溃（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一直是吸收过剩美元从而间接支持美元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简单的意味着其他某种货币走强或者资金流向某个其他金融市场，接下来的麻烦反而是：全球资本流动将愈发失序，失去家园的热钱的走向也将更加漂浮不定，而金融动荡也将更加频繁。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的发作，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一座活火山，正在进入活跃期的明确迹象。次贷危机并不是一次那种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次贷危机不是一个单独的危机，而是一连串危机的一个部分，是全球市场危机的一个明确信号。它象征着现代金融，因而也就同时象征着现代资本主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代，同样，它也可能象征着金融为全球市场体系提供扩张所提供的动力正迅速滑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时期。看来，资本主义美国体系时代在冷战之后荣耀加身的快乐时光真的要结束了。而更令人担心的一种前景则是：二战之后为期六十年的美国体系时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我们对二战之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猜测恰好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走在全球巨变的前夜。沿着已经出现的线索，不需要任何想象力，我们首先就看到了一幅全球滞胀的可怖图景。具体来说，就是发达国家之滞和新兴国家之胀。

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之中，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对基础资源的需求可以用“饥渴”形容，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巨型人口国家的工业化，对全球资源的供应已经构成严峻考验。以人口因素计，是次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最后的工业化阶段——全球将近四十亿人将同时跃入中等发展水平。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将完成工业化。所以，它考验的不是这些工业化国家本身的资源承载能力，而是考验整个星球对已经勃兴了数百年工业化及资本主义运动的资源承载能力。或者我们干脆说，它是对工业文明是否真正适合这个星球的一次最终裁决。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目前这场正在上演的全球通胀的历史性质。虽然，在整个工业文明的历史中，人类通过创新制度不断应对工业文明对资源的消耗。但资本主义以及如影随形的现代消费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倾向于掠夺并最终耗尽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市场可以利用稀缺，但决不能消灭稀缺。很不幸，就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现实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是完美的继承了工业文明最糟糕的模式。在中国，资源的消耗、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都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裁判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消费主义的最终命运，而是要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究竟会给全球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通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石油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几乎所有大宗产品价格得到了部分回答。但考虑到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工业化的还远未完成，以及长期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投资竞标中对环境、资源、劳动力价格的极端压抑和透支（新兴国家国内矛盾的加剧，已经不再允许这种无底线的竞标继续下去），我们相信，目前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全球价格暴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这些产品价格接下来的走势，可能还会让大多数人——他们以为基础资源的价格仅仅是周期性上涨，不断跌破眼镜。除非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停止工业化或者出现大萧条，否则不足以哪怕是暂时阻绝这一价格趋势。而显然，这在政治上是一条死路。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不要说萧条，哪怕就是增长的放缓所引发的失业等一系列连锁后果在政治上都是不能承受的。然而，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通货膨胀同样是不可忍受的（哪怕它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通胀与增长之间寻求某种高危的平衡，就像今天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之所以是一种高危的平衡，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缺乏维持这种平衡的调控手段。在全球产业链基本固化的今天，过往封闭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严峻的则是，最需要资源的国家根本无法左右资源价格的国际定价，而这些基础产品恰恰是他们需要天量进口的。换言之，他们无法调控他们最需要调控的资源价格。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是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要面临的最为无奈也最为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胀就可能失控从而连锁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灾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半年之中，马尔萨斯的冷酷预言已经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中复活（比如在埃及和泰国，都因粮价上涨而发生骚乱，这是多年来未见的异象））。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一场全球资源的殊死争夺战。新兴国家为了保障其就业，缓解国内政治矛盾（不管他们会制造多少过剩，这也因此推动了它们在全球争夺市场的努力），将在这种争夺战中扮演特别活跃的动力。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就诉诸政治甚至更加极端的手段，类似事件在全球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历史中，都有迹可循。

对于由新兴市场国家所引发的全球通胀，发达国家并不具有独特的免疫力，其所激起的效应同样具有灾难性。首先出现的后果就是，全球通胀将会大幅拉低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进而将体系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挣扎在萧条边缘的经济最终拖入深渊。作为发达国家政治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早已经因为全球化过程而蒙受重创，经济停滞乃至萧条必然进一步刺激他们的政治抗议。前不久美国国会要求调查欧佩克操纵油价的事实表明，政治家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某种潜在的政治紧张气氛，并开始提前采取行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金融扩张、新经济增长动力的衰竭（当然也包括199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之后所引致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的衰退将是长期的。而通胀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美国的长期衰退前景变得更为明确。次级债危机之后的美国与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颇为相似。在那之后，日本经历十多年的痛苦的经济停滞。那么，美国呢？不管萧条会导致什么，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对萧条的耐受力比日本要脆弱得多。

发达国家长期的停滞以及新兴国家长期的通胀，组合起来就是全球市场体系未来的图景。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这样一幅图景，让很多人不安的联想起1970年代。同样新兴国家的高增长、同样的石油危机、同样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同样的货币动荡，1970年代初期的这一幕经济危机与今天何其相似。如果说，1970年代初期美国的滞胀以及货币动荡（尼克松冲击）是当时的全球市场体系对日本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所做出的适应的话，那么今天的全球体系则是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将会做出更加痛苦的适应。而它的症状首先就会通过美国，这个体系霸主的经济反应出来。不过，将当前的全球经济仅仅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相比，恐怕过于乐观了。目前全球市场体系内的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内社会矛盾也迥异，这决定了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可能一致，甚至连任何协调的可能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失去调控的功能，是不可改革的。一方面是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另外一方面则是，重建这个体系的努力毫无进展。在这方面，人们经常听到的是毫无紧迫感的官话：加强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如此，今日全球市场体系就面临着一种极其凶险的可能：新兴国家之胀与发达国家之滞形成巨大的正反馈效应，从而最终导致体系的崩解。全球经济这个凶险前途的历史镜像，吻合于英国霸权行将解体的前夜。那时，到处寻找利润的资本家们也曾疯狂地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场体系，结果是一战、二战接踵爆发，体系霸权与体系本身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瞬间崩溃。全球体系的大混乱之中，各民族国家纷纷逃离全球体系，进入各自的逃亡之路。波兰尼曾经提示我们，“一战之后，罗斯福新政，苏维埃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都是脱离正在解体的世界市场，进入国民经济救生筏的不同手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理解，已经有人已经提醒我们：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类似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但在一战、二战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美国体系进入大混乱、大爆炸时期，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是美国体系的秋天季节，一个萧索的晚秋。我们无法预知这个巨大的体系爆炸将将在何时并以何种形式结束，但其中肯定充满了争夺，冲突、乃至杀戮。在这个体系巨变的时候，任何在前面六十多年中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管理智慧都将无济于事。而这，正是处于经济增长兴头上的中国，很快就要面对的。作为这全球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命运与这个体系的荣衰有着深刻的扭结。在相当程度上，体系的命运即中国的命运。但历史闪烁出的诡异在于：中国既无法继续受惠于这个衰败的体系，但也绝不会从这个体系的崩解中获益。显然，这种处境比中国那些幼稚的民族主义者以一种危险的浪漫心态所勾勒出的幻象——他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美国的衰落等于中国的崛起，要不测的多。在冷战即将结束之前，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们曾经乐观地暗示我们：即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及民主价值之下的新世界将是一个长期和平及繁荣的永恒纪元。然而，已经展开的纪元，比那些乐观主义的预测却要远为险峻。历史，几乎从未满足过任何思想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