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后，黄永胜就成了人们揶抡和嘲讽的对象。
权延赤在他的《林彪将将》中借用段苏权将军的嘴说，黄永胜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妓。权延赤写的东西以虚构细节著称，水份太大，不能够认真。
还有一本叫《叶群之迷》的书，借用叶群贴身服务员的嘴，十分细致地描写了黄永胜和叶群是如何苟合，令人恶心。当然，这纯属伪造。
许多人非常喜欢张正隆的《血红，雪白》，有人甚至当做“正史”来读。这本书写到黄永胜时说：“黑土地上的颇有几位会玩的将军，他（指黄永胜－笔者注）是其中之一。打猎，打麻将，跳舞，逛城市，听说玩，后脑勺乐开花。花钱大手大脚，流水似的不把钱当钱。还会赶时髦。有人说街上流行什么，他那儿就有什么。什么好地方都想去看看
，玩玩。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谁也没告诉，由他带头，和两个将军擅自跑去香港玩了三天。玩起女人来，那魄力也不比打仗、花钱、游山玩水差。据说，进城后，罗荣桓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为黄永胜玩女人而发的：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不改，还要不要脸了！？”张正隆的话有几分可信，但说到罗荣桓批评黄永胜时，也用了“据说”二字。因为张正隆写此书时采访了许多“四野”的老人，书中用的材料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一些老人并不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罗荣桓和黄永胜关系很好，二人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黄永胜始终对“教书匠”出身的罗荣桓尊敬有加。文革中，总政的几位和罗荣桓共过事的副主任被冲击的厉害，但总政的大字报中鲜见批判罗荣桓的。除了罗荣桓死于文革前这一因素外，林彪、黄永胜等人没有说过罗荣桓一句坏话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林彪倒台后，一些人把罗荣桓抬出来，把罗说成是反林彪的，顺便捎上了黄永胜等人，其实这是贬低了罗荣桓的人品。罗荣桓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更不是一个对自己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刻薄的人，否则尽管已死，也难过文革这一关。
把审判林彪集团认定是“铁案”的肖思科在《超级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提到了林立果1970年秋录下的叶群和黄永胜长达100多分钟的电话通话，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叶群说：“你的手绢到现在还在我的乳罩里，一天到晚捧着你”；“怕你要追求生理上的满足闯出祸来”；“那个没有来”，“因为没有反应”，“而且我们又采取了那个措施。万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次。”然而，接近林彪和叶群的人都对这样的谈话内容表示了置疑。更为蹊跷的是，这样公然给林彪戴“绿帽子”，涉及到自己母亲极端隐私的录音，林立果自己不保存，而是交给了于新野，放在了空军学院的“据点”。除于新野外，“联合舰队”的其他成员也可以接触到这个录音。林立果不是弱智，就是缺心眼儿。肖思科的《超级审判》一书漏洞百出，贻笑大方的地方太多，不值一驳。
在审判黄永胜以前，黄永胜自己讲的一番话倒是耐人寻味： “今天最后一次谈话，实际上给我戴了一顶帽子，说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犯有严重罪行。人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想法？我走过的道路，看到的一切事物，使我没什么可以留恋的。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什么可以想的？说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之一，你说不是林彪成员，为什么关了九年？我和林彪在一起工作三年，说不是重要成员也过不去。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从大局着眼，委曲求全吧！不过有些问题我想不通，我成了不管部部长，凡是和林彪有联系的问题都成了罪行。我想不通，但又不能申辩。如果我申辩不就是翻案吗？那样不就成为罪大恶极了吗？”这段话最精辟的就是黄永胜把自己称为“不管部部长”。如何理解黄永胜这样的提法，相信读者自有高见。
这里，笔者要讲的是黄永胜的另一面。
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黄永胜的简历：黄永胜(1910—1983)，原名黄叙钱。湖北咸宁人。1927年6月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随部上井冈山。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在中国工农红军任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1932年起，先后任红三十一师、红六十六师师长。1933年任红一师三团团长。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先后任红四师副师长、红二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教导第二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1949年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军长，第十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曾参加辽沈、平津和广西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代司令员、司令员，曾兼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后兼广州市警备司令员。 1951年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和政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1952年任中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195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为中央委员)。196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于 1968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1969年兼任军政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9月被撤销全部职务。1973年8月20日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 18年，剥夺其政治权利5年。1983年4月26日病死于青岛。
可以说，黄永胜的前半生是辉煌的，他完全是凭着战功，一步一步，从战士做到共和国的上将军。黄永胜1910年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高桥镇黄铁村一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1927年7月的某天，黄永胜去了崇阳县城，在崇阳县团防局当了一名民团士兵。那时的黄永胜仅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当兵生涯。以后有一种说法，说是黄永胜染上了赌博恶习，负债累累，债主们日夜上门逼债，黄永胜才决定离家出走。这种说法并无真凭实据，黄永胜家徒四壁，小小年纪，当兵完全是为了有口饭吃。而且那时的民团是离家不离乡，躲不了赌债的。
黄永胜原名黄叙钱，是毛泽东为他改名黄永胜。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起义。崇阳县民团在此之前改名为崇阳县农民自卫军，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混编，加入到了秋收起义之中，黄永胜随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在一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然打到前敌委员会与红四军军部附近。时任班长的黄叙钱来不及请示连长（连党代表是罗荣桓），立即主动率全班战士向敌人反击，击退了敌人，保卫了前委与军部的安全。战斗结束后，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表扬了他，并问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黄叙钱说：“报告毛委员，我是湖北咸宁人，我叫黄叙钱。”毛泽东笑眯眯地又问“是哪个叙字呀？”他结结巴巴比划着说：“是余字加又字的叙。”毛泽东说：“叙钱，叙钱，还是讲钱呀！那不好，革命战士不能只讲钱，要讲为无产阶级而奋斗。”“这样吧，我给你改个名字，希望你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胜利前进，你就叫黄永胜吧！”由此可见，毛泽东认识黄永胜是非常之早的。
黄永胜打仗的剽悍不在许世友之下。我们不必去详细分析黄永胜参加过的历次战斗。到是一个与黄永胜毫无关联的人的话是最可信的。柳传志，原“联想”集团总裁，当今中国企业界的“龙头”级人物，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军事院校时的班主任讲的一些故事，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辽沈战役中，班主任所在的部队总觉得自己是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团，有一次到黄永胜的纵队里去配合作战。黄永胜跟该团团长约定好占领某制高点的时间，到达目标时，全军发动总攻。但在真打起来时，该团却怎么也拿不下来，眼看时间快到了，再不行的话就要影响总攻了。黄永胜大怒，当场就把团长给撤了，换上了自己的精锐部队，结果快速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他的那些战士根本不怕死，一个个往上冲，部队这种冲的劲头不得了，为达到目标不顾一切。”看看黄永胜的部下如何勇猛，就知道黄永胜打起仗来是什么样的人物了。
黄永胜的为人到底如何？有人说黄永胜是门“大炮”，头脑简单，整起人来专打头阵。例如，1968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后，未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便指示广州军区对军区党委副书记的文年生将军进行专案审查。从4月4日起，将文年生非法关押、审查。51天之内，连续批斗文年生达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却又得不到及时治疗。6月7日，文年生终于被迫害致死，时年61岁。还有， 1968年，黄永胜成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永胜上台以后，曾经狠批赵紫阳，还把赵紫阳的材料报送到中央专案组，结果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对广东的造反派说：“赵紫阳就是个小爬虫，你们斗他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触及要害嘛！另外他一直搞农业的，只会说养猪（众人大笑），不懂阶级斗争嘛。”所以，赵紫阳的专案被压下。但另一方面，黄永胜也敢炮打江青。1967年初，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嗓门地向江青喊到：“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狂潮中，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组织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还发出了“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惹得黄永胜大怒。以后，黄永胜上调中央，对江青始终敬而远之。说起整人，黄永胜不及许世友。许世友在江苏和南京军区抓“五· 一六”分子，殃及几十万人，光是副军级以上的军队干部就关押了几十人。整死和自杀的人少说也要上百。文革之中，当权的人不是整人，就是被人整，谁也不能免俗。
黄永胜的私生活到底是怎样的？“9.13事件”后，许多涉及黄永胜的文章把黄永胜描绘成了一个粗鄙不堪的“色情狂”。然而，黄永胜身边的工作人员对黄永胜有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黄永胜喜欢古典音乐，一台古色古香的老唱机放在卧室，一部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放在洗手间，工作再忙也要不时的听上一段。二是黄永胜平常对人非常严肃，特别是对高级将领，说一不二，难见笑容。但对下属却是另外一种态度，特别宽容。黄永胜的贴身警卫因结了婚不能够再做贴身警卫了，黄永胜要他一定要去军校学习文化，这个警卫不愿意去，黄永胜很不高兴，但还是尊重他，给他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不过，黄永胜留下了一句话：“不爱学习，不能够任正职！”
1969年，黄永胜身边出了个“李必达事件”。文革前，广州军区政委陶铸从全国各地要了140名大学毕业生想要安排到军区司、政、后机关，逐步实现机关工作人员的知识化。李必达就是这140名大学生中的一个。但是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陶铸要来的这批大学生被分配到基层，李必达当上了连副指导员。正巧黄永胜的前任秘书于贯文在这个团当政委。黄永胜自己文化不高，但对能写会画的人很喜欢，李必达擅长诗书绘画，由于贯文推荐给了黄永胜。然而，李必达是一个对毛泽东有着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的绝对的个人迷信，爱屋及乌，对江青也有着深深的个人迷信。竟连续写了两封信给毛泽东，“揭发”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在背后“议论”江青。李必达将其中一封信交给了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温玉成，但温玉成把信转交给了林彪。李必达后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九·一三”事件后，李必达得到“平反”。但奇怪的是，李必达现仍以反对林彪集团的“英雄”自居，但并不敢全部公开自己写的信的内容。道理很简单，因为黄永胜说江青的那些“坏话”，现在看来，都是事实。
黄永胜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离审查”前，家庭的情况大致如下：夫人项辉芳，她是长征干部（2003年去世），文革期间，黄兼任军政大学校长，项是军政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黄从未到过学校，实际是项辉芳负责。他们有四个儿子：长子向阳，“九·一三”事件前在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当参谋，同林立果一起工作，其妻刘小萍，是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刘兴元的女儿；二儿向林，在北京部队某部当连长；老三向辉，在广州部队工作，是搞文艺的；另外还有一个幺儿。
说出黄永胜的另一面，只是心中感慨。逝者如斯，不必往他们身上再泼污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