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而复
新华社北京(2004年）1月9日电，著名作家周而复因病医治无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周而复，安徽旌德人，青年时期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193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夜行集》。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当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这部175万字的巨著，是周而复亲身经历了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用17年时间精心创作的。他还著有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长篇叙事诗《伟人周恩来》、长篇系列小说《长城万里图》等。
没有人怀疑周而复作品的价值。但对他本人来说，作家的荣耀并不能使得他的晚年安宁。他是夹杂着恨事和憾事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的。
“严重错误”
1986年3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发了主标题为《中纪委决定开除周而复党籍》的报道，并且配发了“本报评论员”题为《严守外事纪律维护国格》的评论文章。报道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周而复1985年10月20日至11月12门率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网格人格，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周而复中国共产党党籍。
报道这样描述周而复的“严重错误”——在代表团访日期间，周而复身为代表团团长、高级干部和入党多年的党员，无视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不听劝阻，擅自参观子供奉有战犯亡灵的日本靖国神社，丧失民族气节，损害了我国的尊严；对待日本友好组织傲慢无礼，损害友好关系；在生活作风上严重败坏了共产党员的道德，影响恶劣。
1963年3月周而复在北京西便门寓所续写《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的声誉就此发生了和以前天壤之别的变化。直到1999年11月，山西青少年报社主办的《山西青年》杂志在发表《谁是最贪婪的人一一世纪中国巨贪“梦幻组合”》的文章，将建国以来涉贪人物刘青山、张子善、盂庆平、王新民、褚时健、陈希同、禹作敏、王宝森等人进行足球比赛场上位置排列时，还将周而复安排为守门员。文章说：“严格说来，周而复并不是一个‘贪宫’，至少不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贪官，他的贪婪表现在满足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意义的角度上。”“作为一名从事对外交往工作的领导干部，他的本职：工作应是树立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成为—名真正合格的‘守门员’，但是这位并不安分的守门员却在这点上栽了个大跟头，1985年10月，由他率领的中日政治家书法展代表团在访日日期间不听同志的多次劝阻，擅自参观靖国神社，并拍照留念，开且在活动中的正式场合，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日方友好组织，损害了友好关系。他还在宾馆收看有淫秽节目的闭路电视。并要求女翻译陪看，而且还到药店购买春药，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国格、人性。1986年 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周而复的党内外—切职务并开除党籍。”该文后来又被《作家文摘》全文转载。
关于“最贪婪的人”的争辩
2000年3月6日，周而复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状告山西青少年报社以及作家文摘报社侵害其名誉权。周而复认为，所谓“贪婪”一词，在中文只做“贪爱财富”讲，而所谓“最贪婪”则是“无比贪爱财物”的意思，既然该文说周而复“并不是—个贪官”，“至少不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贪官”，却又将周而复与该文中的其他10人并列为“最贪婪的人”，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是有意损害他的名誉。
在法庭上，周而复认为《谁是最贪婪的人》所举关于自己的事例，未经核实，颠倒是非，恶意诬陷。为此他进行了论辩发言。
针对文章中周而复“不听同志的多次劝阻，擅自参观靖国神社，并拍照留念”，周而复回答，我因为撰写反映8年抗日战争的小说《长城万里图》，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军阀有关侵华的资料，为此准备去参观。参观前，我将日程表报我驻日大使馆，送出4日，没有接到大使和文化参赞等其他人劝阻勿去的通知，我就理解为同意我的日程安排。于是我便于11月10日由日方安排参观了靖国神社，开且向日本老人了解当时的情况。没想到当天晚上，文化参赞才对我说，最近国内有通知，不要去靖国神社参观，如果工作需要，需中国大使馆批准，但是我并没有接到通知，而贝已经去过了。文化参赞说，去过就算了，我们大使馆通知迟了也有责任，你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此事。周而复强调，当时有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李海卿先生在场。而《山西青年》中的义章称周而复“不听同志的多次劝阻”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没人通知我中央的通知，也更没有人劝阻。另外拍照也不是为了什么“留念”，而是为了写作的参考。
为此周而夏及具委托代埋人当场功向法庭出示了一份周而复1985年访日时由日方提供的用日文打印的日程安排表，以及周而复的作品《长城万里图》(注：该书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三部《逆流与暗流》第77章中有关东条英机参拜靖国神社的描写。
1999年的周而复
记者看到该日程表中确实在11月10日有“参观靖国神社”一项，而且周而复《长城万里图》中对于东条英机参拜靖国神社的描写，如果不是作者亲自参观过，的确很难描绘得如此逼真。
周而复还在法庭上解释说，日本政府官员几乎每一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我驻日的各大新闻单位的记者，为了发消息，了解何人去参拜，每年都有人去，在此之前，中国许多访日代表团，包括部长以上代表团和我驻日本大使也去过。另外，参拜和参观是两个概念。但是周而复在法庭上，并没有具体指出都有何人参观过，记者在事后采访周而复的时候，周而复也同样没有举出具体参观过的人。
就周而复提供的两份证据，被告律师认为，原告提供的日程安排表难辨真伪，至于原告提供的《逆流与暗流》中对于东条英机参拜靖国神社的描写与本案无关。
谁的傲慢?
关于《山西青年》文章中称周而复“在正式场合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日本友好组织，损害了友好关系”，周而复答辩说，那次是中国友协代表团专程前往日本祝贺日本新制作剧团成立35周年，当时代表团代表中国政府，规格很高，而日本新制作剧团是一个民间组织，这已经给了日方一个好大的面子。中国代表团到达时，按照日本的礼仪，新制作剧团的团长是应该亲自迎接的，但事实是，新制作剧团团长真山美保不但不出来迎接，反而让工作人员通知下午3点他才接见我，我当时就很生气。到下午3点，日方又通知，真山没空，改在下午4点。到了4点，日方又通知，真山有事改在5点。到了5点日方又通知真山今天不能接见了，改在第二天庆祝大会上接见，日方如此傲慢，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接受的。第二天去大会现场恰巧我与真山在电梯门口见面了，真山和我握了一下手，就算“接见”了。一个日本艺术团团长对中国部一级的代表团团长的态度如此傲慢，世所罕见。
不仅如此，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写信祝贺新制作成立35周年，我通知了日方，他们准备在庆祝招待会上宣读，不久，却通知王会长的贺信不必在招待会上宣读。而等到举行招待会时，又要宣读，根本不重视王炳南会长的贺信。在庆祝招待会上，日方冷遇、压低友协团和我驻日文化参赞王达祥，安排他在倒数第二排无名次卡的座位，而一般的日本客人都安排在前排，座位都有名次卡。团长真山以自己的名义举行欢迎我团的宴会，主人席上有她的名字，她却谎称临时有事，要宴会先进行，她晚到一会，但她始终都没有出席。本人出面宴请，而自己却不出席，可见傲慢到了什么程度。我团举行答谢宴会，表示感谢之意，真山又称有事拒绝出席。为了多做友好工作，我决定答谢宴会改期，请她指定时间，她才出席。
周而复
当时中国青年代表团访日，部分青年也在新制作，真山通过另一个译员王庆英转告我真山要宴请青年团和友协团，友协团地位高，以友协团为主，请友协团全体出席。可在第二天宴请的时候，青年团却坐首席客人的位置，而我们却被安排在第二客人的位置，真山的讲话也是以欢迎青年团为主。宴会结束，青年团代表表演小节目后，王庆英译员宣布演出结束。我向真山赞赏宴会与演出并且告辞，真山未挽留。当我将要走出宴会厅的时候，日方来人告之，日方还要演节目，请你们回来看，我立即回到了原来的席位，直到演出结束，大家一起离开宴会厅。而真山过后却不顾事实真相，诬我中途退场，我事先并不知道这个宴会怎样安排，宴会完了，青年表演结束了，我向真山告辞时，她也没有说日方还有演出，当我们知道以后，还没有走出宴会厅就立即返回原位，这怎么仍算是中途退席，这又如何谈得上“态度傲慢”呢?
周而复接着解释，当我们访问完新制作之后，友协团曾经开会讨论真山的冷遇和离座的问题，经友协团秘书长留炳培综合讨论情况，写出了《对外友协代表团参加新制作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小结》，全体团员通过。笔者看到这个活动总结，总结得出的结论是，“态度傲慢”等是日方对中方的误会，并且中方已经向日方做出了澄清。
《对外友协代表团参加新制作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小结》的复印件，被周而复当作证据之一，出示给法庭。但被告律师认为，此文件没有签名和公章，且真假难辨，因此不足以作为证据出现。
只道歉了一点
针对《山西青年》文章中，周而复“还在宾馆收看有淫秽内容的闭路电视，并且要求女翻译陪同，还到药店买春药，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国格人性”等。对此，周而复辩解道，那次从日本回来，女翻译张莉莉曾诬陷我在旅馆看淫秽电视，要她为我翻译，稍有常识的入都知道，淫秽电视节目，无非就是男女的床上动作，一看知，不需翻译，当时在核实会议上，我曾当面质询张莉莉对我的诬陷，张不得不承认并无此事。另外我也没有买过舂药。众所周知，不要说在国外，即使在我国，多年以前北京机场和免税商店等都有经我国工商局批准出售的性保健商店，出售各种春药和淫具，既然批准出售春药，购买者又何罪之有?这和外事纪律又有什么关系?况且我也根本没买。
周而复
周而复还指出，文章“伪造”中央决定，说什么我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事实是，我1986年受到处分，而并未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我继续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92年因为年龄的关系，才和一批老同志一起退下来，我还继续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换届后该会顾问，此外还继续担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常务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其他的社会团体兼职就更多了，我至今仍享受着副部长级的待遇。
根据这些中辩，周而复的代理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泌学教授杨林青在法庭上认为，被告应该停止对于周而复先生的名誉侵害，停止发售侵害周而复名誉的报刊，两家报刊除在本报刊显著位置公开赔礼道歉外，还必须在《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显著位置刊登道歉声明，以消除给原告之名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赔偿原告名誉及精神损失费10元人民币。
原告《山西青年》的代理律师扬厉首先代表《山西青年》对于此文的发表所引起的周而复先生的不安和最终以诉讼方式解决问题，表示理解。但扬厉认为，这篇文章没有侵害周而复先生名誉权的故意，因为此文的基本事实出自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反腐败大事纪要》—书，书中涉及周而复先生的部分，来自中纪委对于周而复的处分决定，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早有定论的。但两家被告也承认，文章中涉及开除周而复先生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说法与事实有误，事实正如周而复先生所盲，处分中只是开除党籍和党内—切职务。所以，他们一致表示就这一点愿意郑重地向周而复先生道歉。
对《新中国反腐败大事纪要》一书，周而复认为，即使是书中的内容也不能作为根据，因为它毕竟不是法律条文。而且文章外没有注明引自何种书籍。
最后原告代瑚律师认为，第一，该文将周而复先生与其它10人并列，是违背常识的，其他10人犯的都是经济罪行，而周而复犯的则是政治和外事错误，其他人都已触犯刑律，而周而复先生并没有，周而复先生与他们不能同日而语。第二，原告坚持认为贪婪指的是经济上的行为，周而复先生的行为即使是真实的，能叫贪婪吗?第：三，文章350多字，有多处涉及对周而复的人身攻击。第四，中纪委的处分决定中只是说周而复先生“有损国格和人格”，而文章中则说有损国格和人性，人格和人性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根据社科院《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人格”是指人的道德情操，而“人性”则是指人的本性，道德和本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尊重中纪委处分决定的基础上，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对于周而复先生的名誉侵害，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给子周而复先生以精神和名誉损失赔偿。
被告代理律师扬厉最后陈述则认为，第一，文章发表的目的是抨击当前的腐败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和典型事例加以抨击。第二，文章发表的出处是根据《新中国反腐败大事纪要》一书，而该书则是摘录中纪委对于周而复的处分决定，书中的主要内容基本属实，法庭已经当庭认证。第三，法庭经过调查，认为周而复先生不是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对此被告已经确认，郑重表示道歉。第四，我国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是要看主要事实是否失实，经调查主要事实属实，虽然有个别出入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尚够不成侵害。第五，被告认为，人性和人格没有太大的区别。第六，被告对于原告的经济赔偿不予承认、清法庭依法驳回。
最后法庭认为，原告和被告双方分歧较大，待合议庭合议之后另行判决。2000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作家周而复状告山西青少年报社、作家文摘报社侵害名誉权案作出一审判决，周而复诉讼请求被驳回。他表示将提起上诉。
恢复党籍观念进步
2003年S月17日，笔者与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的夫人梁佩兰女土一同拜访了周而复先生，周而复拿着中纪委的决定告诉笔者，前不久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组都部的有关同志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决定，宣布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他说这是他多年来不断上诉的结果，他相信党会还他一个清白，虽然目前组织上还没有提到为他平反。他说他还要继续向上反映，平反是他有生之年最大愿望。
90高龄的周而复已经老态龙钟，但谈及往事依然唏嘘不已。关于当年他参观靖国神社所受处分一事，他说姜文作为艺术家要拍“鬼子来了”，去日本靖国神社参观，虽然在国内引起了一番争论，但是舆论民众都给予了理解，政府也没有追究，应该讲是历史的进步，也是观念的进步，姜文是名人，在当时我也是名人，他为了拍电影，我为了写小说，都是为了艺术，艺术家要深入生活，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我当初在《黄河东流去》中写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日常生活，为了了解他们的生活起居，曾经走访了他们生活过的所有地方，甚至他们在庐山别墅“美庐”中睡过的床的长度我都丈量过。
周而复为读者签名
笔者反问周而复先生，我也过去靖国神社，我是一个旅游者，可您当时对靖国神社是部级干部又是代表团的团长，是有官方身份的。他回答，去参观过靖国神社的，有官方身份的人去得多了，况且我当初是以个人身份去的，我是去参观而不是去参拜，这是两个概念，况且我参观的目的是为了写作一本反映中国人民8年抗战的小说。
当笔者提及周先生对日本友好组织做慢无礼一事时，周而复告诉笔者，1985年和1986年，是当时我们十分希望与日本方面修好的时期我的所谓“傲慢”态度是与当时的政策气氛不合拍的，况且我是一个感性化和情绪化的人，我跟随毛泽东参加过抗日，(周先生随手指了指客厅上他与毛泽东和刘少齐奇延安时的合影)，我是恨日本人的，在任何时候，对于日本人的傲慢和无礼我都十分气愤。
由于中日关系在历史上特殊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在审视许多夹杂其间的事件和人物时，都无法完全做到理性和公正。周而复晚年的悲剧性命运，有其自身过失的一面，也有时代的因由。他的党籍的恢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的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