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人之谈 欲盖弥彰－美国主流媒体“党派性”表现剖析

欺人之谈 欲盖弥彰－－美国主流媒体“党派性”表现剖析


徐人仲　

　　当前西方媒体大都“违避”说自己有党性，而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有党性”。他们提出自己没有党派性大体有四大理由：1，西方主流媒体都不是什么党的机关报，这个名称早已消失了，它们也不是什么的“喉舌”；2，西方媒体的经费大都不是从党派、政府那里来，是“独立的”；3，西方媒体都标榜他们有“西方新闻自由”，说他们的采访、编辑、编排、发表新闻，都是“超党派的”，媒体的活动都“独立在党派之外”；4，西方媒体在人员的使用和撤换上，不受各党派和政府的安排。看起来是这样，但，这仅是“表面而违避了实质”。

　　美国国务院的美国新闻文化处在中国发行的《交流》杂志2001年第二、三期合刊发表的《美国新闻界》一文说：“美国新闻界是一个企业。这一行业依靠公众的信赖获得财政能力。美国新闻业基本上不受约束。”“20世纪中，美国的主流媒体基本上不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几乎都与政治组织、政党或政治运动无密切联系。……新闻报道通常是不带党派色彩，编辑的评论经常是就事论事。”这篇《美国新闻界》是“只看表面，而不谈实质”的典型说法，掩耳盗铃，欺人之谈，欲盖弥彰。

　　美国主流媒体的资产阶级党派性至少有十种表现，现在让我们来剖析它们的真面目：

一，“双重标准”：美国政府、政党及媒体的党派性表现

　　“双重标准”，是美国政党及其新闻党性的突出表现和鲜明标志之一。这种“双重标准”几乎到处都有表演，真是“五彩斑斓”。

　　2008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这是第9次发表美国人权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9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却对美国自身的人权问题只字未提。继续坚持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

　　在世界上，好像美国没有什么人权问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都是人权“记录不佳”，因此要美国专门发表一个报告。美国把自己装扮成一朵花，把别人说成是豆腐渣。这种做既不公道，也不公平，完全为资产阶级政党、政府的私利服务的，对此，中国理所当然要出来说话。

　　2008年3月1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向世界发表了《2007年美国的人权记录》。这个报告指出：美国私人拥有枪支2.3亿支，每年均有3万人死于枪击；2001至2007财政年度，全美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增长了25%；在21个富裕国家中，美国儿童福利状况倒数第一；美国虐囚现象普遍，人均囚犯全球最高；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中已造成66万人丧生；2006年，美国黑人的贫困率为24.3%，西班牙裔为20.6%，而白人的贫困率仅为8.2%；美国是世界上少有几个对青少年判死刑国家之一……凡此种种事实，对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进行抨击。

　　美国发表人权报告，一方面说他们“没有人权问题”，这是一种标准；另一方面，如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所作的《美国人权记录》，又从同一个美国表明它的人权记录并不好。像这样用“双重标准”来对待国际问题，比比皆是；在媒体报道中用这种“双重标准”广泛宣传和传播，也是比比皆是。

　　2007年4月16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联邦法官裁决，释放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这个西半球的著名恐怖分子。1976年，他涉嫌策划炸毁了一架古巴航空公司的客机，造成73人死亡。他还在巴拿马等地参与了多次暗杀卡斯特罗等的恐怖活动。2005年3月，波萨达从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4月申请避难。就这样在美国呆下来。2007年1月，美国以“违反移民法”指控波萨达入狱，但到2007年4月，即释放波萨达，没有说明理由。

　　为什么美国对“双重标准”死抱住不放呢？

　　1，美国政府和政党在许多事情上不“坚持原则”，为他们的一时私利所左右，看问题和处理事情经常不是一种“标准”，而是“两种标准”或“多种标准”，自相矛盾。

　　2，他们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只要喋喋不休地重复它的“双重标准”老调，就能哄骗人。

　　他们信奉“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真理，用美丽言词掩盖可耻的行径。如若不搞他们不从“双重标准”中吸取教训，想在“迷惑”中“欺骗”，在“恐吓”中“把水搅浑”，但是，世界人民是有认别力的。

　　3，“双重标准”是在长期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结果。他们趾高气扬，颐指气使，摇唇鼓舌，以黑当白，以错当对，以对抗代替合作……这样就以“双重标准”作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工具之一。

二，炮制“中国威胁论”等“议程老汤”

　　在西方报道中，有一类报道是事先经过“控制者”的设计，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制造由头，组织力量，在世界舆论市场中，铺天盖地，造成误导。

　　“中国威胁论”，是美国媒体制造的、并进行歪曲宣传的一个主题，是美国媒体的新闻党派性的一种突出表现。

　　2008年3月3日，美国五角大楼发表“中国军力报告”，渲染、夸大中国的军事力量，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继续。

　　从1990年起，美国就挖空心思捏造了这么一个“中国威胁论”，成为它的“国策”，根据情况变化，不断制造“话题”。

　　1996年由美国《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分社社长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美国《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罗斯·芒罗合著一本关于中美的书，杜撰谎言，大肆攻击中国，散布“中国威胁论”。1997年3月，又发表《“黄祸”幽灵再现》。1999年又由《纽约时报》带头，制造“李文和案件”，《考克斯报告》，捏造所谓“中国间谍”……。到现在，总要摆出一副“对中国可怕”的样子，始终不断……

　　一般来说，由政府制造“中国威胁论”，美国主流媒体即紧随其后，有的用所谓“客观报道”的手法，但倾向明显；有的则“赤膊上阵”，肆意歪曲捏造。这类花样翻新的宣传，把一锅“中国威胁论的老汤”，不断加些佐料，搞得纷纷扬扬，耸人听闻。

　　这不由得要问：这种报道难度是“不受意识形态所左右”，难道是美国媒体“与政治组织、政党或政治运动”没有联系，难道是他们的媒体“不带有党派色彩”，难道他们“写报道经常就事论事”。通通不是这样的。

　　由“政府官员精心‘烹制事实’，或者政府和报纸记者共同‘烹制事实’，”通过媒体广为发表，在制造这锅“老汤”上他们是不遗余力的。

三，捏造世界级的谣言

　　捏造世界级的谣言，在全球扩散，例证之一：2002年到2003年，美国政府、政党冒天下之大不韪，凭空捏造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级谣言。这成为美国打这场侵略伊拉克战争的理由。美国同时还造了“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谣言。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等政要，多次发表谈话、搞录像，喋喋不休地说明，他们的造谣都是“真实的”，用各种“证据”，像骗一个小孩那样千方百计制造陷阱。结果，他们造谣成功了。全世界人民都“落入了那个汤姆逊的小屋”，竟一时受骗了。

　　历经几年时间，造谣者“脸不改色心不跳”，还厚着面皮把那个“天大的谎言”，寻找各种理由把它“圆”了。

　　世界级谣言之二：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制造罗马尼亚的“大屠杀”的谣言。美国国务院下属的“自由欧洲电台”在1989年12月20日 广播一则“消息”，说是罗马尼亚保安部队领导人向总统夫人埃莉娜·齐奥塞司库呈交了代号“E2”的一份秘密报告，统计了蒂米什瓦拉市暴乱中的伤亡人数，计有4630人死亡，1282人受伤，13214人被捕，1282人被判死刑。这个数字是由一名流亡柏林的作家托托克提供的，托托克说是蒂市一位作家告诉他的，他记不清这位作家的姓名了。

　　“自由欧洲电台”杜撰的“E2”报告，立即在罗曼尼亚到处“发酵”，说“蒂米什瓦拉市（罗马尼亚西北部的一个30万人的城市）屠杀了4630人”，煽动点火，把人们的激愤情绪极大地挑动。为了增加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他们还在蒂市搞了一个“展览会”，把医院刚死的属于自然死亡的尸体找了十多具（没有枪伤），说是保安部队“杀害”的“罪证”。

　　事实上这个市没有发生“大屠杀”，杀死4650人更是荒谬。但是，许多人被煽动起来，卷入暴乱之中，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乱枪打死，“自由欧洲电台”等终于实现了它的“希望”，他们要推翻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的目的达到了。

　　世界级谣言之三：美国捏造越南的“北部湾事件”，挑起越南战争。2008年1月8日 ，美国家安全局解密一批情报档案中透露，1964年8月，所谓的越南“北部湾事件”是美国捏造的战争挑衅事件，而不是越南制造的。美国捏造的这一事件，成为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

　　从2008年1月8日 解密的档案，记录有当时美军军舰之间的通话，这些“通话”，没有越南人民军向美国军队挑衅的记录。美国历史学家史蒂汶·阿福特古德说：“越南历史将因此而改写。”

　　制造如此弥天大谎，而且竟是“世界级”的！

四，预制新闻、潜伏“鼹鼠”、搞“托儿”

　　《美国十大记者成为政府的“托儿”》，这是2006年9月8日 美国有些报纸透露的内容：佛罗里达州至少有10名记者被收买当了政府的“托儿”，给古巴“抹黑儿”。这10位记者从2001年到2006年，收受了美国政府的“报酬”分布有1550美元到17.5万美元不等。他们在对古巴广播的“马蒂电台和电视台”担任“嘉宾主持”，公开批评古巴政府。对古巴广播处负责人佩德罗·罗伊格承认付给这些记者报酬，他说：“雇佣这些记者是为了提高报道的质量。”

　　《布什当政，一个预制新闻的新时代》，这条新闻在2005年3月15日 在美国报纸上披露，消息说：近四年来，共有20家联邦机构（包括国防部和人口普查局）制作并发布了数百条电视新闻，在全国电视台播出。政府与媒体“共谋”，在这些“新闻”中，传统新闻播音员和“公关专家”之间的界限已经含糊不清。比如，公关人士卡伦·瑞安（一个非记者充当了一个记者），就在政府制作的“预制新闻”中当了“女记者”。这种“预制新闻”，淹没在卫星传送、辛迪加经营、网络提供的新闻节目之中，这也是“一个令所有参与者受益的世界”。但是，却“向电视观众隐瞒或不清楚说明联邦机构是消息的来源。”据美国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的统计：联邦政府的“公共关系”合同所涉及的经济费用从克林顿时期的每年3900美元，增加到布什时代的2004年的8820美元。除了炮制新闻，布什政府收买了多位“名嘴”，著名评论员、黑人阿姆斯朗·威姆斯以每年24.1万美元，当了政府的“脱口秀”节目的主持。著名专栏作家玛姬·盖乐格收受2.1万美元，为政府写专栏。

　　在美国白宫团在新闻界中，经过精心安排，安插了的“卧底”，这被称为“鼹鼠记者”。2003年以来，以“塔隆新闻通讯社的独立派”记者的面目出现的杰夫·坎农，就是和白宫“密切配合”的“鼹鼠”。这个共和党下属一个组织的雇员，真名叫詹姆斯·古克特，既为美国政府政党“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事，而且还和一个同性恋卖淫网站相关，他本人甚至就是一名同性恋妓男。从2003年到3005年2月，这是“坎农”活跃时期。到2005年2月，“坎农事件”被揭露，才被迫丢掉了“鼹鼠”的职业。

五，“脏雪堆砌”——歪曲，再歪曲——一条道走到黑

　　“脏雪堆砌”这种现象在美国政党和媒体中是经常发生的，他们以“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不断对自己的所谓“敌手”进行“描绘”。尽管情况已大白天下，可是，他们总是“顽固”坚持己见。这里仅以西藏报道作为一个例子。

　　中国的西藏先是英国制造了歪曲的舆论，它增经企图作把西藏作为“殖民地”，后来，英国势力衰落，美国插进来大肆进行“歪曲、诬蔑”西藏的报道。这就像“雪脏了，黑黑的”，可是，他们继续制造这种“脏雪”。对西藏的歪曲，西方报道多如牛毛，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但仍在制造，他们要一条道走到黑。

　　下面是收集他们的报道一部分：

　　美国合众国际社1985年8月24日 报道：达赖喇嘛希望1985年访问“中国人占领的有争议”的西藏，并说，“西藏人在共产党统治下根本不幸福”，“非常悲惨”。中国人要“暗杀或绑架他”，就像菲律宾的阿基诺在马尼拉被暗杀那样。

　　这样的事实根本没有发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

　　1993年5月12日，合众国际社又报道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要“对中国施加压力，争取西藏独立”。这一天，法新社报道说，西藏“没有人权”。路透社报道说，“西藏住着汉人700多万，藏民只有600多万，向西藏移民是一大悲剧”。报道还说，“灭绝”西藏文化，“掠夺”西藏资资源。

　　这样的报道也是诬蔑，西藏文化没有“灭绝”，在西藏也不是汉族多余藏族。

　　法新社1995年4月4日 报道说，“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将面临分裂”，“三年之内，达赖就可能通向拉萨。”像这样说“要三年之内”“独立”的说法很多，完全是为了“壮声势”。这种“老调子”到了21世纪还是继续。

　　2003年8月25日，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达赖要中国“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基本权利”。说他的分裂活动又将在“两三年时间取得成功”。

　　这真奇了，怎么西方主流媒体对“三年内中国面临分裂”这种空穴来风极为感兴趣，这不是为了他们的“分化”、“西化”中国的目的吗？

　　2003年9月10日，美国总统在白宫接见达赖“重申对达赖的支持，并作出承诺”。胡说中国正在“灭绝西藏文化”。

　　2007年美国总统又接见达赖，支持他的分裂中国的主张，西方媒体立即加以报道。

　　2007年夏，德国总理不仅接见达赖，而且大肆为达赖分裂祖国帮腔……，西方主流媒体也大力宣传。

　　2008年3月14日，在达赖策划和挑动下，拉萨发生打砸抢烧的事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2008年3月17日 刊登一张照片：军车在街上行驶，旁边有一辆汽车在焚烧，前方在有人在奔跑。这张CNN发的照片原来是经过“精心剪辑”的，把向军车掷石块、搞打砸抢烧的不法分子“剪”掉了，细看这照片，还可以看到“石头”在空中飞舞的痕迹。 “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成员在3月24日 希腊奥运点火仪式捣乱，他们的经费来源与美国政府的国际民主基金会、绍罗申基金会以及自由古巴中心，美国国务院特使奥托·赖克是自由古巴中心的理事，他们是在履行与美国政府的协议。这说明了美国等的“机构”“出钱”和一手策划的，充分反映了“党派性”。

　　2008年4月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议长佩洛西提出涉藏反华决议案，不顾事实，对中国西藏自治区政府依法处理拉萨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进行无端指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西方的一些政党和政府的“党性”或“党派性”在这次西藏达赖集团操纵的打砸抢烧事件中暴露无遗。这种“党派性”是颠倒黑白，用心叵测，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西方一些反对中国的势力要“一条道走到黑”。

六，“隐性党性”——从补贴、制裁到封锁

　　“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一切费用完全由政府“供给”，据法新社1998年1月17日 电：美国“国会两院17日批准在1998财政年度为自由亚洲电台拨款2410万美元，以扩大对中国的广播，上财政年度仅为930万美元。”（1998年1月18日法新社电）以后，它的拨款逐年增加，现在一年约3-4亿美元。其他一些主流媒体也在财政、税收、广告等方面有多种优惠。

　　美国政府、政党和媒体之间，它们内部接受“补贴”有什么“默契”和“奥秘”？那是不公开的。

　　1，美国执政党以及政府，对本国媒体总是有亲有疏的，表面上对所有媒体“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实际上不是。有的媒体在骨节眼上，在响应西方官方舆论上，“用得上，很得力、出大力”的，为执政党“巧妙地、高明地唱了赞歌”，这样的媒体是要在经济上予以“保证”，给以优厚的“报酬”的。

　　2，美国政党对媒体的“补贴”，一般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等形式，加以“固定化、合法化”，在这方面已经“总结”了几百年的经验，做得相当“隐蔽”，使人们和整个社会便于“接受”，有的在参议院讨论某些法规时已经明显表现出来。

　　3，美国政党与媒体的关系，有很多媒体对政府是又捧又骂”，看起来媒体具有“独立性”。但是，要看它骂什么，捧什么，是大有文章的。政治与经济是密切相关，政党与媒体的经济关系，也是不断“调整”的，并不断提出新的“补贴”和优惠措施，甚至让人感觉不到这是在“补贴”和优惠。

　　美国的补贴——所谓“黄箱政策”

　　美国对棉农的补贴超过中国的400倍，体现了它的“党派性”。

　　2007年11月13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钢铁企业7年来已经从美国政府获得了170亿美元的补助。”这样，使这些企业获得了“不公正的利益”。

　　在补贴之外，还有一种武器叫做“制裁”。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9年9月15日文章，题目为：《美国的制裁：多一些精确，少一些笨拙》，它说，在1933年至1996年间，美国对35个国家实施了单边贸易或援助制裁不下60次，受制裁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40%。几乎所有制裁与其说是推动了美国的目标，不如说是使这些目标受挫。自1996年以来的十多年间，美国继续大肆采用“制裁”手段，对付其他国家。

　　另外，又一种重武器——“封锁”

　　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许多国家进行了“封锁”，不应该忘记，美国曾对中国进行了长达22年的“封锁”。另外，对越南、老挝、朝鲜、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封锁”。现在，古巴就是继续被“封锁”的国家之一。对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1995年），对一些伊斯兰国家的“达马托法”，《对古巴的电视法》、《对古巴的广播法》等等都包括着美国对别国“封锁”的内容。

　　古巴已经经受了40多年的封锁，至今仍被美国封锁着。

　　封锁，是一种强权的典型表现，根本不讲道理。

　　2007年11月24日，美国总统发表讲话：要进一步要求美国国会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加紧对古巴进行“和平演变”。由赖斯和美国商业部长负责西方对古巴流亡分子、持不同政见者“赶快推翻古巴政府”。有一批媒体执行着这种“封锁”，强烈地表现为正当的国家主权被侵犯，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党派性。

七，用淹没来操纵：“玩记者于股掌之上”

　　用淹没来操纵，“玩记者于股掌之上”。这种情况当然对西方某些记者有些“不尊重”，但事实确实发生了。

　　这一篇报道是在台湾《新新闻》周刊上发表的，它说：

　　美国白宫采取了“策划新闻，控制新闻流向，决定公共议题……，用泛滥的消息来淹没记者，用淹没来操纵’。”文章又说：‘前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是所有三家电视台新闻的幕后制作人’。”“使新闻界变成为白宫政治圈的‘人质’，新闻界无形中变成为宫廷记者。”“白宫用泛滥的消息来淹没、来操纵，以这种技巧，把新闻自由的方向扭曲了，充斥着误导和隐瞒。他的新闻操纵技巧，几乎到了难以察觉的程度”。

　　西方记者自己承认：他们的很多报道是受制于“政治家”

　　德国一篇调查提出，“关于每天的报道内容由谁决定的问题。有40%的德国记者说是政治家；有33.3%的美国记者认为是由政治家决定的”

　　西方的“政治家”都属于政党、政府执政的和在野的人，他们能够决定“每天的新闻报道”，这也表明他们的报道反映了资产阶级党性。

　　这一调查又提出：“美国记者的稿件经常送交编辑部编审，37%的人说，他们的稿件经常或问或被改动，为的是提高‘读者的兴趣’。”在美国编辑部中有三类人：收集信息的记者、作修改工作的编辑。从中可以感到，美国媒体受他们的“政治家”的左右是显然的，他们的稿件要经过“修改”，里边就包括了观点的“修改”。这表明，美国新闻界不受政府、政党的约束，事实要大打“折扣”的。

八，抛出情报变为新闻，或使新闻变为情报

　　使新闻变成了情报，或使情报变成新闻，她们交替运用。

　　在一些国家“颜色革命”如火如荼之时，人们发现，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于一地一点大肆宣传他们如何“得势”，参加的人民是如何众多……这个新闻立即被“颜色革命”指挥部“扩大”而变为一种“情报”，通过电视、手机等传播到更多地方，成为“制造气氛，扩大势力”的武器。新闻变成情报，这是其一。

　　美国对我国“银河”号轮船进行长达近二个月的围攻，这是“情报变成新闻”。

　　再有：播送“乔治亚民歌”也是把情报变成新闻。

　　“美国之音”经常给被广播的“目的国”播放“特别歌曲”，以对“不同政见者”转发“暗号”。当时有一首特殊的“乔治亚民歌”要按时向目的国播放，并说：这是总统下的命令。由于有的编辑抵制了“有目的广播这种民歌”的活动，他被解雇了。

九，开除、解雇反对“资产阶级某些观点”的人

　　西方新闻媒体认为，它们的“人士变动”，和政党、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报社、电台、电视台在“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方面是完全不受政府、政党的干预的，是独立进行的。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的“暗箱操作”的情况很多，有许多可能永远不会“公之与众”。

　　西方的主要新闻媒体，新闻骨干经过严格挑选，他们认为“不听话”的人，对统治集团“不能使用”的人，从来不客气。《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或“美国之音”绝不能让“不同政见者”在媒体上鼓吹他们的“不同政见”的——即不能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报道，甚至连有一点对资本主义不利的语言也不能。

　　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就解雇了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大牌记者彼得·阿内特，不管阿内特多么能干，多么善于写稿，曾获得美国最高新闻奖，但他在“政见”上表现出和美国政府、美国军方的不同，那怕这“不同意见”还不算多么“厉害”，但这就不能为美国政府、政党所容忍了。

　　像这样的事不少，从已经透露的情况还有：

　　一位美国女记者安妮特·洛佩斯·穆诺斯因在一次总统记者招待会上“不识时务”地提问：“美国会不会同尼加拉瓜断绝外交关系，以向尼政府施加压力？”这个问题一提出，立即触怒了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她被上司告知，白宫不喜欢她提出的问题，说她“是找麻烦”，勒令她再也不得进白宫的大门，并认为她“不称职”，要解雇她。安妮特原属美国新闻署下的美国之音电台管辖的马蒂电台（专门对古巴广播），她提的问题是当时美国干涉尼加拉瓜这一敏感的问题，就因为一句话，她被开除了。

　　美国争取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在1989年度报告中说，老布什共发生340项“扼杀新闻”的行为。譬如美国某电视记者“因为提问不对”而“解职”。科莫尔电视台记者卡雷姆因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激怒”布什而被解职。他参加一家艺术博物馆外面举行的布什的记者招待会。布什和5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和一名部长举行两天的扫毒会议，卡雷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同扫毒人员谈过话，他们不相信会打赢这场“扫毒战”，说这次会议是“开玩笑”。布什说：“我们不习惯你这样提问。”卡雷姆说：“好，我来自圣安东尼奥。”这话激怒了布什。卡雷姆的老板说他“粗鲁”，就解雇了他。

　　美国争取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说：“一位被指定去调查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平民死亡的人口学者在向美联社提供调查细节后一个月被解职。”

　　1999年，一个记者在南联盟采访，讲了一些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话，立即受到政府的“严厉批评”，说他没有达到“一个老记者应有的标准。”这个记者后来就不能干了。

　　2001年10月，“美国之音”的代理台长因播出对塔利班领导人的专访，使美国政府十分恼火，立即把那个代理台长“撤职”了。这件事被称为“美国之音的新闻自由”。

　　2003年3月以后，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女记者阿什丽·班菲尔德随着一支美军进入了伊拉克，在巴格达做每日要闻，很受欢迎。在第一阶段取胜三个月后，她到堪萨斯某大学作演讲。有人问她，每天怎样报道？感受如何？她说：“我见识了美军的勇猛，他们在坦克开炮的时候，端着M-16开火的时候，，我就在他们的旁边，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打的是谁，我从来没有到战场的另一边去过。”就为这些话，这个女记者被开除了，直到三年后才找到工作。

　　还有，许多记者因为不赞成政府的意见，或者反其道而行之，或者以行动“干扰”了政府和政党的“战争政策”，竟然遭到“杀身”之祸。

　　在巴拿马战争中，西班牙记者等被杀于美军的枪口之下。

　　在南联盟战争中，有几十名记者被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枪杀”了。中国的邵云环等三名新闻工作者就死于美国的“精确导弹”。

　　而且，全世界记者“被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2007年9月28日 。埃菲社日内瓦报道：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披露：近十年来，全球共有1200名新闻记者遇难，还有其他数千名工作在冲突地区遭到袭击和恐吓。仅2007年就有130名记者遇难，他们大部分在伊拉克从事报道工作，其中被美国的军队“杀害”的就占相当比例。

　　2008年3月19日中央社从纽约报道，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从2003年3月到2008年3月的五年间，在伊拉克殉职的媒体记者共127人，远比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及越战死亡的记者要多。另外有50名媒体从业助理人员也因伊拉克战争丧命。美国“自由论坛”基金会统计：历年死于大型战役的媒体记者，伊拉克战争仍属最惨烈，记者死亡人数高于中美洲内战的89人，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98人，越南战争的66人，以及二次世界大战的68人。

　　在当时，美国挑起的越南战争、中美洲的战争、马岛战争中英国和阿根廷的记者死亡情况，都不清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说法”，这表明他们的“党派性”是血淋淋的。

十，写“没有党性的党性”的新闻

　　美国一些媒体要求记者写“没有党派性的党性”的新闻。

　　2007年12月31日，《华盛顿邮报》记者Edward cody采写了一篇题为《新闻检查是中国新闻学院学生的核心内容》的报道，就把“西方党派性隐藏起来”，进行“没有党性的党性”宣传。

　　这篇报道说，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范敬宜和其他副院长“拒绝”接受采访（这就含沙射影的对他的采访打伏笔，当时范敬宜得了脑梗塞，当然不能接受采访）。

　　但这位记者仍然写到“用”范敬宜来“说明”这个记者要说的“新闻检查”他这样写：“说到新闻检查，范敬宜告诉学生，政府必须‘引导舆论’。”把“引导舆论”与“新闻检查”混同起来，那是根本不对，清华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用正确的理念、实事求是地对待新闻，以新闻自由和自律及他律相结合的方法，怎么是“新闻检查”呢？西方记者强辞夺理，用所谓的“巧妙”手法，写了他的一篇“没有写党性却写了党性”的新闻。新闻中到处写道：“他们在教唆”，说清华教授在“课堂上教唆”。却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来证明“究竟怎样教唆的？”。消息反复说“新闻检查”，但仅是重复这样的“字眼”，也没有什么事实来说明，是完全以一个西方记者的所谓“一贯的观点”——偏见来写的，乱扣帽子，含沙射影。

　　通过以上剖析，可以看出，西方新闻中“党派性”是严重存在的。他们时时采用这种或那种的手法，体现新闻“党派性”把事实扭曲，来表达他们想讲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一，要分清是非；二，西方新闻“党派性”中，对于诬蔑歪曲中国的要坚决揭露；三，西方新闻“党派性”中关于阻碍世界和平发展和和谐建设等等重大的问题的，也要坚决批驳，以主持公道。（2008年7月16日）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