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与李莎的革命浪漫
1933年，驻留苏联的李立三邂逅美丽的爱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从苏联来到中国。他们的一生历经沉浮，数经考验。对待历史，苦尽甘来的李莎坦言“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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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回国前，李立三和妻子及女儿英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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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张全家合影，1966年8月
李莎：为了爱情的“叛国”
口述：李莎（李立三夫人）
莫斯科邂逅
1933 年秋天，我刚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里做客。朋友给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高高的个子，头发很蓬松很漂亮。大大的眼睛。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那些警察紧跟着追在他后边。他讲得非常精彩，吸引了所有人的兴趣。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听他讲关于中国的有趣的故事，并被他的谈吐所感染。
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我的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呀！”
在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的时候，学校老师就会经常在课堂上讲一些世界革命的形势，特别是当时革命风起云涌的中国。有一次我无意间翻开一本画报，不知为什么立即注意到一张照片，那是上海的一个大型群众聚会。在人群中间，一个穿长袍、身材高大的人站在台上。他很有魄力，满怀激情地伸出手，慷慨陈词。我就觉得他的姿势很特别，他站在那儿，像是一座雕像。照片底下有一行下面有一行文字说明：这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次工人，演讲者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
当朋友们说起李立三这个名字时，多年前的那张照片再次浮现在我眼前。当时的苏联报章介绍到他时，已经称呼他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中的一员闯将，说他曾经和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也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且在瞿秋白犯错之后，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
但在我的印象里，他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料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
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可是后来当我兴冲冲地将这张照片的故事告诉李立三时，立三给出的答案却令我惊讶。他说他来苏联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共产国际做深刻检讨，反省他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实际上，他是由于得不到回国批准，而被迫滞留苏联。从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到流落苏联成为一个落寞的革命者， 36岁的立三正经历着人生中的低谷。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因为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我不但是当时、而且在以后都从来没想过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我听从的是本能的感觉。
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他的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的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平时他生活中是有点不修边幅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在大剧院旁边见面，突然我看到他过来了，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崭新崭新的。我真的很吃惊
1936年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俭朴的婚礼。这一年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那是很漂亮的白色的花。突然，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然后送给了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
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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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李立三在苏联入狱
1934 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苏联的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就会有些门上被贴着封条盖着章。我们就知道里边的人已经被带走了。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人人都有危机感。那段时间非常难熬。
1937年 “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着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立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
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跨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
我整个人突然就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
李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
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有所谓的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
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所以我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他，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他的案件还在审理中。我们只能等。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儿。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
我就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就下台走了。这个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
自从被内务部抓走后，立三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么？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
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
在近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就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我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么？他们就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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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发言。
去中国
1939年11月6日，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夕。 突然有一个门铃，很长很长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触了电似的，马上跳下床跑去开门。一个军人站在门口，向我行了个礼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
他站在那儿，李明站在那儿。我高兴地大喊，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
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立三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之下，他们单方面停止了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还不允许他回国。于是没有党籍、没有户口，还没有工作，李立三沦为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补贴家用。1943年8月10日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尽管政治前途还是比较黯淡，女儿的出生还是给了立三极大的慰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立三路线”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
这一年的12月31日，全家正准备团聚迎接新年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苏共委员会一趟。我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八点、九点、十点，他还是没回来，我越来越担心又有什么不测。可是也只能继续等待。在1946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他终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抱起我说：“你猜猜，发生什么事了？”我当然猜不出来。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又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了！”
我怀里抱着我的女儿妮娜，心里冰凉。我想完了，就要剩下我一个人了。尽管当初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国去的。因为他是一个沉浸在政治中的人，政治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但是我感觉到这一切可能都完了，我们分别的时刻来临了。
立三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要相信我，等待国内的局势稍稍安定一些，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接到中国。你同意吗？”我说当然，心情很复杂。但我对他依旧坚信不疑，因为他是一个从来都不违背诺言的人。
1946 年1月，在阔别祖国15年之后，李立三终于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沿。如游子回到母亲身边，他被压抑多年的工作激情，像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在哈尔滨，李立三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与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我们分离了8个月之后，立三终于办好了一切手续。然而正当我准备启程时，东北战事又起。 驻扎在哈尔滨的中共领导团时刻待命，准备撤离。 一周后，我接到了立三给我的电报：
我亲爱的立扎：
昨天，我本想给你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形势复杂，暂勿启程。发完电报，我的情绪十分低落，去找一些同志谈心。他们异口同声，劝我把电报收回。我果真把电报收回了。现在又感到后悔，我怎么能这样做呢？你在莫斯科正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 我却叫你来到战火纷飞的地方来，让你再一次经历战争的艰辛和恐怖。可是我又想，假如现在不叫你来，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国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我相信你是不会感到畏惧的。等到我们重新团聚，我们就不仅是恩爱夫妻，还会是共同斗争的战友。我们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战争生活中找到我们的幸福。
得知我决定去中国的消息，我周围的有不少朋友都对我说：“你疯了么？！你还带着孩子要跑到中国，中国刚开始国内战争啊！ 你怎么还没受够战争生活？”但是我回答他们：“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就在中国生活。我的女儿也能在那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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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第3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第1排左起：周恩来、李立三、贺龙、陈毅。
为了爱情的“叛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李立三站在了毛泽东的右侧。建国之初，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他的消息频频出现。而我们组成的这个新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家庭，也吸引了很多的注意。
新中国百废待兴。身为部长，李立三公务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这个饱经磨难、来之不易的家庭。五六点钟下班回到家，他有时会拉着我和孩子们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还是一直保持着外国习惯，手挽着手聊天。他知道我喜爱丁香花，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丁香树，他到中南海去开会的时候，他就半路让司机停车。他就下车摘那个树枝，然后摘了一大把，带回来送给我。我有的时候还怪他，说：“你看，你不是在破坏环境吗？在那怎能随随便便地摘丁香花？”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淘了气的小孩，低着头，但是下次还是故伎重施。
但幸福总是不长久，灾难往往接踵而至。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退援华专家。中苏关系宣告破裂， 我们家里的安宁与和谐再度被打破，生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嫁给中国党内干部的一些苏联妇女都一个一个地走了。我们平时都是在一起，还带着孩子一起玩，本来是一个小的社交圈。这个时候，却一会儿听说这个准备走了，一会说那个准备走了。很多人顶不住这个压力，绝大多数中苏婚姻家庭都拆散了，最后就剩下那么两三家幸存者。
中苏关系破裂后不久，有谣言传出，说我是苏联的特务。很快立三被叫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离婚，要么让李莎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 立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说，我知道李莎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他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做担保。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老同志们很关心立三的政治生命，建议他与我离婚。但立三毅然拒绝了。他向同志们解释说：“我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莎都没有抛弃我，还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以仇报。”我得知后非常地感动。立三对我的情感，真正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格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一个和李立三有旧怨的干部站出来揭发说，李莎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而且还把这件事正式上报到中央。这一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当时的苏联法律，要想退出国籍的话，必须要经过苏共中央同意，否则就会以叛国罪论处。而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管道来办理相关手续。所以简单地说，加入中国籍，就意味着叛国。
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这么做。但是我同时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加入中国籍以后，好像就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就绝不允许再回去。我从小生长在苏联，受到这种教育的熏陶，从感情上讲，我对自己的祖国、对国内的亲人也很难割舍。但是为了爱情，我又不能不做出痛苦的抉择。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站在山顶上看日出，云雾缭绕，渐渐地雾气消散了，太阳也变得越来越明亮。我心里很高兴，亮堂起来。醒来后，我把这个梦告诉给了立三。他很严肃地说：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实生活中周围这些乌云正在逐渐散去。
1964年7月，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周恩来亲自批准了这一申请，两个月后我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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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李立三和李莎在北京新居。
迟到九年的死讯
1966年，文革爆发。我们的家庭马上再度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当时华北局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站在高台上，站成一排，全是这个局的书记。（批斗者）让我们做“喷气式”。会议后，丈夫被弄得筋疲力尽了。但是，他还有力气跟我开玩笑说：李莎，你的级别提高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你现在跟中央委员会、华北局的书记们平起平坐了。很苦涩的笑话。但是我非常高兴，立三居然还能开玩笑。
1967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那时立三跟我讲：“你知道么，莉萨，我现在身体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把我带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交谈，当着红卫兵们的面。那些红卫兵突然骂道：“你们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言说什么呢？！”我就反驳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是这样说话的，难道他们也是用修正主义语言说话的吗？”他们马上就住嘴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健康每况愈下。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做最后的申诉。在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之下，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搞垮。有一次，李立三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知道吗，李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
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写完，李立三就被造反派带走。几天后，在华北局的批斗现场，我见到了丈夫，在整个批斗过程中，身体虚弱的立三，一直坐在椅子上。那次批斗会结束以后，我们被带上了车。刚开始，他们让我俩坐一辆车。快到北海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下车！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而立三使劲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了一句：“保重！”
我却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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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苏修特务罪名，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初入监狱迎接我的便是无休止的审讯，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睡眠。精疲力尽。我非常想睡觉，这样坐着，眼皮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但是我想说，在那些看守当中，有不少人心眼儿挺好的。当我坐在那儿打盹的时候，他就敲敲门，打开门说：“你困了吧？”我说：“是。”他说：“那你赶快去用凉水洗把脸，要不你就在这个牢房里头来回走走，可以舒服些。”我就听了这些话，很感动，心里很温暖。
为了适应环境活下去，在来到中国二十年之后我在监狱里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学习中文。我看报纸，大部分我看不懂。有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什么字我就敲门。那个看门的士兵问：“你要什么？”我说：“我要请你，我看报的时候听不懂，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哎呀，这个老太婆、这个坏蛋开始改造了！” 他们心想是这个苏修特务、这个坏蛋还挺积极、改造思想。
1975年春天，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开始分期、分批地释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获准离开生活了八年的监狱。没有和家人团聚，也没有见到日夜思念的立三，我被送到了山西运城的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另外一种新的生活。
农村里来了个“老外”，当地人一开始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只是对我很好奇。但是住的时间长了，他们习惯了，我们还成为了朋友。村里的邻居们还经常过来帮我垒鸡窝，告诉我应该怎么喂鸡、怎么养鸡。而我的女儿送我一台电视机，很小的那种9寸的电视机。每天晚上有很多很多人，跑到我家来看电视，热闹得跟俱乐部一样。
我的心里却还是一直惦记着我的立三的下落。我认为，说不定丈夫还活着，我还能见到他。村里的人告诉我，根据当地的风俗，要用双人大床睡，这样可以带来好运气。
可是坏消息还是来到了。1976年春节，英男来运城探望我，她问我：“爸爸的消息你知道吗？专案组跟你说吗？”我问：“有什么消息？” 英男说：“有一些消息。”我就跟她讲：“没事，你都直说吧。我都能够支持得住。” 英男说：“爸爸已经不在了。”我马上问她：“什么时候？”英男就告诉我：“1967年6 月，九年前。”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说话。
1977年7月，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年后，我获准从运城搬回北京。 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里，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七百余人的追悼会现场。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悉数出席。在悼词中李立三被评价为一个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一天，恰好是我六十六岁的生日。那天我完全忘了是我的生日。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丈夫，我们两个人走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对他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有上升时期，也有一落千丈的时候。在这场迟到了十三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只有李立三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
1948年10月下旬，李立三与部分民主人士在哈尔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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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李立三、谭平山、沈钧儒、李德全、蔡廷锴。
吃了这么多的苦，从来没后悔过当初嫁给他的选择。立三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我似乎是融入这个国家了。对我来说，这里已经变成了我的祖国，我甚至愿意说这是我的第一个祖国了。经历了很多的风雨，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不完全是由自己决定的，有很多事情是命中注定，就好像是命运安排。这就是我的命运。而我对我的人生，不觉得后悔也不觉得惋惜。有不少人问我：“您在中国受这么大委屈，不打算回去吗？”我总是坦然地笑着回答：“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受到过打击迫害，现在他们正努力拨乱反正。给我们一家落实了政策，我很满意。再说立三同志在苏联蹲过监狱，我在中国坐过牢，我们算是打了个平手。”
少一人的团聚
口述：李英男（李立三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从事俄罗斯历史、社会与文化方向的教学与研究）
1975年5月的一天，我和妹妹雅兰来到秦城监狱。在这里，我们曾度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涯。此次故地重返，为的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团聚。
我们惴惴不安地坐在接待室等待。只见到有两个看守押着一个囚犯，从监狱长长走廊的尽头一点一点地走过来。那个囚犯人很瘦、几乎没有头发，他穿着一身黑色囚服，腿脚似乎不是很灵便。从远处逆着光看去，似乎是个男人的身影。只是很奇怪他鼻子怎么那么高，难道也是个外国人？我还转过身对妹妹说，这里怎么还会关押着其它的外国人？猛然间我的眼睛一亮，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高鼻梁的外国“男人”，竟然是一个憔悴苍老的外国老太太，我的母亲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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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20日在李立三同志追悼会上邓小平亲切慰问李莎及子女。
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见到我们，她差不多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们见到爸爸了吗？”我低着头，说：“还没见到。”她有点失望，但立刻又安慰自己，分析说：“你看现在已经批准你们看我，估计可能以后也会批准你们看爸爸。如果那样的话，你们一定要去看他。我现在最担心是他的头疼病，你爸爸有神经官能症，在家的时候是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的。而且最怕光，所以在家里，就包括白天休息，也要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要有一点光，他就睡不好觉。你看如今在秦城，二十四小时不关灯，他怎么能睡好觉啊？”
听到这里，我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悲痛，嚎啕大哭起来。这是我们家人分离八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但我的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我被释放的那一天，我就已经知道了父亲的下落。我的母亲在监狱里思念了整整八年的丈夫李立三，早在1967 年，也就是那一次批斗会之后和她分别的第二天，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母亲说话很艰难，一字一句，说一会儿就得停一停。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你们去看爸爸的时候，除了带吃的以外，别忘了给他带一条中华烟。你爸他就爱抽中华烟。我在牢房里头还一直想着，他在这里抽不上中华烟会多难受。”
from so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