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三.刘少奇化解高饶的联手攻击的奥秘
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遭到了毛泽东强烈的反对。他不能容忍刘少奇的这些看法。正好此时，高岗看出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他授意秘书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该文对刘少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关于富农党员的看法，关于互助的看法，以及对私有制的看法，不点名地作了全面的批判。文章的基本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完全一致。精通帝王之术的毛泽东意识到可以利用高岗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唱反调高干进行反击，防止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一对延安整风时的冤家对头，在对新民主义的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而结为一体，并利用他们负责的政府部门形成自己的势力。
1.毛泽东怂恿高岗和饶漱石对刘少奇发动攻击
有一种说法，高岗一直以来就是毛泽东用来牵制刘少奇的一颗棋子。刘志丹死后，毛泽东曾把高岗作为陕北红军和根据的代表，1940年，任命高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和东南局书记项英并驾齐驱。中共七大，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陕北时，高岗病了，毛泽东亲去看他，高拍着胸口对毛泽东说：毛主席，今后我就是你的保镖！你指向哪里，我就打到哪里！高岗到东北后，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后任东北局副书记和民主联军副政委，林彪率四野南下后，毛泽东任命高岗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成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东北王。毛泽东对高岗特殊关照和信任，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超乎于上下级关系的特殊情谊。两人无话不说，国事，家事，甚至如何搞女人，如何滋阴壮阳也相互沟通。高岗垮台后，毛泽东讲到高岗连洋女人都搞过时还流露出几分自愧不如和艳羡的神情。（25）
毛泽东在下定决心批评刘少奇的右倾主张的同时，已经着手社会主义化的理论准备了。他把自己的看法和进行理论准备的信息透露给了正在北京的高岗。高岗得知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提高互助合作的意见和陈伯达正在起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后，立即电召沈阳的写作班子来京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并抢在陈伯达所写的草决议出来之前于1951年10月14日送给毛泽东，表示要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有重点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认为，高岗的观点是正确的，批发给中央办公厅把它印成小册子发给各中央局学习，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引导农民组成和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26）高岗在农业合作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完全支持。
1952年下半年，中共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调五大局书记进京，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和习仲勋先后来到北京任职。应该说，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高饶几乎没在一起共过事，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从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共文件，文章和回忆录，都把高岗和饶漱石其所以联手反刘少奇和周恩来说成是两人的个人野心膨胀，要取代刘少奇，周恩来，后被毛泽东发现，及时地粉碎了高饶的反党阴谋。这种说法，有些经不起推敲。
高饶1952年下半年调到北京，到1953年底出事，遭到党内批判，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两个刚刚调到北京地方大员，对中央的一切都还不十分熟悉，怎么敢贸然联手向当时中共的大老刘少奇，周恩来发动攻击？
事实上，饶漱石与刘少奇的渊源要比高岗深得多，早在白区搞工运时两人就是上下级关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刻意培养饶漱石，刘少奇调回延安时，推荐他当了华东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应该说刘少奇与饶漱石的关系极为融洽。
有人说饶漱石是毛泽东看中的，曾是毛泽东安插在项英身边的眼线，即使如此，如果他与刘少奇关系不好，刘少奇奉调中央时，只要随便找点理由，饶漱石也不可能顺利接替刘少奇，当上华东局的第一把手和新四军的政委。当时新四军人才济济，以饶漱石的资历和能力并非不二人选。按理，饶漱石调到中央后，应该与刘少奇沟通和联系，熟悉中共上层的运作才是。他一到中央就与高岗达上线，这个牵线之人除了毛泽东，谁也没有这个胆量和力量。没有毛泽东暗中指使和煽动，高饶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公开指名道姓的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
高岗调到中央前后毛泽东多次召见他，两人无话不谈。原东北局第二副局长张秀山的回忆录提到，毛泽东曾要高岗去查敌伪档案，了解刘少奇在奉天被捕的情况。（28）多年之后，高岗遗孀李力群说，毛泽东曾提出让高岗当部长会议主席或总理。高岗回家对李立群说：“主席说，高岗，你来做总理好吗？高岗说，我不行，还是林彪行。毛主席说，‘林彪在经济上不行。他会打仗。过去，蒋介石也怕他三分；斯大林对他很欣赏’。” 李立群的话虽是孤证，但符合逻辑。毛泽东不放出这种承诺，以高岗的资历和在党内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要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
饶漱石正式调到中央前，在北京治眼疾时，凌晨三点要见毛泽东，都能立即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两人一直聊到天明。据后来透露出来的内容是，饶漱石担心毛泽东对他已不信任，陈毅要整他，想用谭震林取而代之。谈话时，饶漱石表现出心胸狭窄，居功自傲，和极度追求个人权力的野心。这种说法，在批判饶漱石时，已获得毛泽东的认可。然而，既然饶漱石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让毛泽东看到和感觉到这么多严重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这次谈话后不足四个月，饶漱石却被毛泽东安插到中共的核心部门任组织部长呢? 从两人谈话后，毛泽东对饶漱石的安排来看，披露出来的谈话内容极不可靠。饶漱石随时心血来潮都可见到毛泽东，并被安排到刘少奇主管的组织部门，不仅反映出两人在这一时期建立的特殊关系，也看出毛泽东对饶漱石的特殊期望。
2.高饶在经济和组织系统攻击刘少奇
1953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是高岗在毛泽东的怂恿下对刘少奇和周恩来进行的一次比较有威胁的攻击。
1952年12月31日，财政部搞了一个税制改革，制定了新的税制取代老的税制。并且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当时，毛泽东并没提出反对意见。为了抢在元旦期间多收点税，新税制赶在195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税制简化了税收的手续，改变了过去对国营企业和集体合作社的税收优待，国营和集体企业在税收上与私营企业一律平等。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经济规则。新税制受到私营企业的欢迎，但遭到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反对。1952年1月9日，山东局第二书记向明等人联名给中央写信，反映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思想混乱等状况。他们在信中说：“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画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开始说话了。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只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薄一波，周恩来对毛泽东作了解释，采取了补救措施，并且都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但毛泽东仍然不满意。毛泽东指出：“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新税制从两个方面冒犯了毛泽东。一是没有经过中共中央的讨论通过，政府部门就单独行事，分散了毛泽东的权利，或者说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二是没有体会到毛泽东对新民主义看法发生的改变，不符合毛泽东要着手消灭资本主义，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维。整个新税制体现了刘少奇对资本家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看法。
毛泽东心里明白，新税制的思想根源在于刘少奇，周恩来对于中国社会现状的评估。他认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中出现了脱离党中央领导的错误倾向脱。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强调：今后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批准。 5月19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提出书面批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决定将经济工作由原来政务院统一领导，改为由5个方面的领导人分别负责：（1）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2）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3）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和合作总社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领导；（4）劳动部划归中组部部长饶漱石领导；（5）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及物资储备局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改组后，周恩来仅仅负责外交部。这一时期，周恩来实际是已被解除了政务院总理的职务。
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批评，特别是在组织上对周恩来的处理，对高饶来说无疑是续毛泽东与他们个别谈话后更加明确的进攻信号。在高岗和饶漱石看来，下一步就是要处理刘少奇了。
在1953年6月13日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借批判薄一波，影射性地批判刘少奇。高岗在代表中散布消息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他认为，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中共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根据地的党，即军党；一是白区的党。江山是军党打下来的，现在坐江山的却是白区党。白区党的代表刘少奇并不成熟，他的地位在七大后被抬高到了不适当的地步。
在会议上，高岗把刘少奇对资本家的看法，对城乡私有制的看法，对新富农的看法以及巩固新民主义的看法都当作薄一波的观点来批判。饶漱石也出来帮腔，支持高岗的观点。同时，高岗还动员一些过去对薄一波，刘少奇有意见，有看法的中共高干发言。据后来陶铸揭发，高岗曾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做他的工作，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这些人搞不清深浅，虽然不敢按高的意思发言，但是从薄一波的检讨，几乎无人鼓掌，总是通不过，更没人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的情况来看，高岗的拉拢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的一举一动都如指掌。他的指示不断的传达到大会。他要求大会对薄一波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高岗，饶漱石的鼓噪，毛泽东不断的点火，对薄一波的批判越来越严厉，越来越上纲上线。薄一波在做了第二次检讨后，还是过不了关。他意识到，如果再检讨下去，刘少奇将自然而然的暴露在大会的火力之下，既然矛头是对准刘少奇，无论他怎样检查都过不了关，因此他拒绝了第三次检讨。薄一波硬顶起来，大会几乎开不下去了。后来，大概毛泽东也觉得财经会议还不是批判刘少奇的适当场所，发话给大会，让薄一波不要再检讨了。会后，薄一波的财政部长和其他职务都被撤销，仅保留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一职。但是，高岗和饶漱石还没有善罢甘休。毛泽东也在考虑最适当的场所和时机。
1953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饶漱石又提出他在财经会议上揭发安子文所拟定的两组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问题，试图把战火烧向刘少奇。现在所看到的中共官方文件和薄一波等人的回忆录，都把这一事件说成是：高岗向安子文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要改组政治局；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并征求高岗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岗拿不准，没有表态。安子文就主动拟了这么个名单供高岗下次与毛泽东谈话时参考。
除非将来中共公布的原始档案可以证明这种说法，否则，难以令人置信。从中共的组织原则来看，高岗不是分管中共组织系统的，他有什么理由找安子文谈组织工作，安子文与高岗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特殊私人关系，他凭什么听高岗的。分管组织工作的是刘少奇，安子文这份名单，从组织关系上，应是刘少奇按毛泽东的意思，授意安子文准备的。其实，草拟名单仅供内部讨论之用，并没有什么错。这一事件错就错在把非正式的讨论方案，在讨论前泄露给了高岗和组织系统以外的人。对此，安子文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即使草拟名单并无大错，安子文也不愿意扯上刘少奇。薄一波晚年写的回忆录都还在撇清刘少奇与这份名单的关系。
饶漱石重提此事，意在揭露安子文后面的刘少奇。在次会议上，原东北局副局长张秀山也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刘少奇主管的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同时他也对安子文的思想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29）
3.刘少奇被迫检讨，保存实力
刘少奇在毛泽东对他关于新民主义问题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特别是周恩来被毛泽东架空之后，为了自救，也为了避免一批与他工作上有密切联系，或者说圈圈里的人受到牵连，只好向毛泽东当面认错。尽管后来刘少奇由被批判者转为了胜利者，他与毛泽东的谈话并没公布，但中共批判高饶的一些文件和近年来一些当事人或家属的回忆录中，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蛛丝马迹。
张秀山在回忆录中说，他与毛泽东谈到将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内容时，毛泽东曾对他说：你对中组部的批评，有些涉及到刘少奇同志，你可向他沟通一下，他会作自我批评的。毛泽东其所以知道刘少奇会作自我批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向毛泽东认过错了，毛泽东早就知道刘少奇的看法了。
刘少奇不仅向毛泽东认错，而且也积极主动地与毛泽东的打手高岗和饶漱石沟通认错。陈云7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把看到和听到高岗反对刘少奇言论和行动, 告诉了刘少奇。刘少奇放下身段，于11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据王光美回忆，刘少奇曾找过高岗两次，征求高岗的意见，但没有得到高岗善意的回应。在中央组织工作会上，刘少奇也曾当着饶漱石的面，对自己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上的看法做了检讨，承认是个错误。
高岗自恃有毛泽东撑腰，在攻击刘少奇的同时，四处活动，着手布置拱倒刘少奇后的权力安排了。他活动过的人，在军界的有彭德怀，林彪，在政界的有陈云和邓小平。
高岗在抗美援朝时，在后勤方面，对和彭德怀全力支持，彭德怀非常感激高岗，他们之间建立了很友好的工作关系。林彪在东北时，也得到过高岗的支持，彼此间合作很愉快。而这两个人，都对刘少奇有过意见。
1945年召开的华北军队地方同志座谈会，批判了彭德怀，说他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执行王明左倾和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按彭德怀的说法，是被骂了43天的娘。虽然这次会议的幕后指挥是毛泽东，但前来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却是刘少奇，康生等人，主持大会的是薄一波。由此，彭德怀对刘少奇，薄一波有些怨气。
林彪在东北时则与刘少奇的爱将彭真，林枫等有矛盾，他也怀疑后台是刘少奇。高岗先后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和财经会议上对薄一波的批判和处理，向彭德怀和林彪作了传达。主动要求和这些井冈山系统的所谓军党建立一个大圈圈，来对抗刘少奇的白区圈圈。
据后来揭露出来的资料表明，彭德怀当时对高岗的挑拨不置可否，但没有到毛泽东或刘少奇那里出卖高岗。他建议高岗当面向毛泽东反应。当林彪听到高岗说安子文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没有林彪，他非常生气。表示支持高岗的看法。高岗还向他透露，毛泽东准备要他自己主持政治局，他推荐林彪主持部长会议，即政务院，林彪拒绝他的这番美意，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这一工作。
高岗向陈云，邓小平吹风，反对设总书记，特别是由刘少奇当总书记，他认为刘少奇太右，不适合做中共的第二把手，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他们三人都搞个副主席当当。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陈云和邓小平并不愿意成为他的圈子里的人，他们两人早就对高岗的狂妄自大，专横跋扈看不惯了，不愿意高岗上台取代刘少奇。他们也许觉得高岗上台将比刘少奇难相处得多。陈云和邓小平分别向毛泽东汇报了高岗借着批刘少奇的错误，私下四处拉帮结派，谋取个人权力的活动。毛泽东也从他的特殊渠道得到了高岗暗中活动彭德怀和林彪的消息。高岗的这些活动犯了毛泽东的忌讳：
中共获得胜利后，熟读中国朝代更替历史的毛泽东，最不放心的就是那些帮他打下江山的骄兵悍将。他对军队高干私下的串联尤其敏感。他感觉到，高岗与军人的结合比刘少奇的右倾圈圈，对自己的危胁性更大，将来更难化解。
4.毛泽东幡然省悟，刘少奇化险为夷
刘少奇向毛泽东，高岗和饶漱石作检讨时所表现出的老实和谦逊的态度与高岗饶漱石对刘少奇批评时的咄咄逼人，横蛮霸道，并暗中夹带个人利益的行为行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泽东从比较中，看到了他重用的高岗和饶漱石一旦得势，将比刘少奇还还不好驾驭。毛泽东不能容忍高岗背着他去谋权争利，封官许愿。毛泽东心理的天平又改变了方位，倾向到了刘少奇一边。他把刘少奇和高岗，饶漱石相比，刘少奇似乎还要诚恳和可靠一些。
就在此时，毛泽东曾就高饶的问题对罗瑞卿说过，有些人睡觉是谁在床上，有些人是睡在鼓里。所谓睡在鼓里，是湖南人对某人犯糊涂的一种乡俗的说法。毛泽东在这里，既是说罗瑞卿嗅觉不够灵敏，没察觉高饶的问题，也是自己大梦咋醒的惊叹。毛泽东其所以会有大梦初醒的惊叹，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在于高岗触动了他内心中一直未能彻底解决的疑问。
毛泽东对外一直号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还常常鼓动民众砸庙毁寺，破除迷信，但是，他毕竟是在充斥着迷信和玄妄的传统文化中熏陶出来的凡人。有时他是唯物主义者，有时他又陷在他无法解释的迷信和玄妄之中不能自拔。
他十几岁时，为了她母亲的病，曾到南岳衡山去求神拜佛。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暑期去宁乡游学，还专程到禅宗之后五家九宗最早开宗成派的一代宗师—沩仰宗开创的大沩禅寺和当家的主持探讨了两天三夜的前世今生。（30）张国焘在与毛泽东共事时曾发现，“他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语言”。（31）毛泽东晚年临死前，中国吉林省下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掉下三块陨石，最大的有1770公斤，地下被砸了一个3米深，2米宽的大坑。当工作人员把这个新闻读给毛泽东听时，他对工作人员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工作人员不知所云，说这是迷信，是古人编造出来的。毛泽东却若有所思，神情恍惚，自问自答：古人为什么要编这些？这叫天人感应，你们不信，有人信。（32）而这个有人信，也许正是他本人。
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苏联苏联大使尤金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暴露了他内心的秘密。毛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着陕西籍的师哲），楚就是我们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33)
其实，高岗不仅从来没有反过毛泽东，还处处向毛泽东表示忠心，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但他哪里知道，毛泽东看了他反刘少奇的表现，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秦王朝灭楚王朝的历史，已陷入了历史的宿命思维中去了。他认为现在培养高岗这个秦人之后，犹如养了一只凶悍的老虎，吃掉楚人刘少奇，下一个目标就是他这个楚人毛泽东了。毛泽东这种神秘的历史宿命思维或者说对历史宿命的恐惧，不仅师哲这个俄语翻译听不懂，捷沃西安和尤金更不懂。据师哲回忆，两位俄国人回到自己的寓所，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让他听到，对他态度都变了，因为他们误解为是师哲要打倒毛泽东。（34）
刘少奇在新民主义问题上全线退让，不厌其烦的以诚恳，谦卑的态度向毛泽东，甚至向高岗和饶漱石认错，给了毛泽东一个反思和比较的机会，也给了毛泽东和他的部分同僚一个好的印象，退却起到了进取的客观效果。高岗和饶漱石万万没想到，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成功的化解了刘少奇和周恩来联手的可能之后，不但完全接受了刘少奇的认错，而且还帮刘少奇策划如何在中共的四中全会上检讨过关。他的工作重点已转到了防患秦人灭楚了。
毛泽东在1月7日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信建议召开四中全会，同时另外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毛交待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着手准备四中全会作工作报告和自己的检讨。1月16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对这两项准备工作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并决定由刘少奇代理自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己却躲到杭州度假去了。出席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35人，候补中央委员有26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有52人。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没有参加。在中共党史上，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自始至终没有出席中央全会。其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避免在会上与高岗和饶漱石当面对质出现的尴尬，让人看出他的虚伪和权谋。
刘少奇在大会上一次退够，对自己在新民主义时期对资本家的看法；对剥削有功的评估；对富农党员的态度和对巩固新民主义的提法作了全盘否定和自我批判。同时，还代毛泽东受过，对老区土改中出现过左的历史问题，也承担了责任。该认错的都认了，这就使得他的反对者没有空子好钻了。他退够了也就有了反攻的基点。他警告高岗和饶漱石：“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刘少奇对高饶的不点名警告和定性，实际上是他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陈毅等人在幕后讨论的结果。风水轮流转，几个月以前，刘少奇的大将薄一波直面高饶对刘少奇含沙射影的攻击，怎么也过不了关，现在，高饶的检讨总是被与会代表严厉训斥不深刻，没检讨到要害。而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却受到邓小平，陈云和与会代表的交口称赞。不仅如此，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人在会上板着面孔批判高饶的调子越来越高，已经把高饶的问题上升到，野心家，阴谋家，分裂分子的高度了。高饶面对这些批判，也不知道该如何自我批判，他们的观点完全是毛泽东的观点，他们的行动是毛泽东在后面指使，他们透露出来的权力分配格局是毛泽东承诺的。
七届四中全会，2月10日闭幕。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三个文件。向全党透露了高岗和饶漱石受到党内批判的信息。
高岗和饶漱石在四中全会前后，多次写信要求当面与毛泽东沟通，希望毛泽东能拉他们一把，但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要杨转告高岗，不必到杭州来了。有什么问题，直接找邓小平和周恩来沟通就行了。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听了四中全会对高绕的批判后，觉得下手还不够狠，高饶的检讨不痛不痒。下令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对高饶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人大都与高饶共过事，对高饶非常了解，对高饶又进行了十天的严厉批判。高岗对毛泽东的期盼终于彻底破灭，他咽不下被毛泽东抛弃，耍弄这口气，选择了以自杀来对抗毛泽东的无情无义。高岗死后，他和饶漱石被毛泽东定性为反党联盟。饶漱石被撤销党内为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65年8月，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最后也死在劳改场。
高饶事件，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来看，的确有些冤枉，用乡下农民的话来说，是马屁没拍好，拍到了马腿上，给踹了致命的一碲。但是，不可否认，高岗和饶漱石是站在左的立场或者说是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立场上，上充当毛泽东的打手的。刘少奇借毛泽东之手，铲除了高饶联盟，在客观上是为人民作了一件好事。假如他们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助纣为虐的本领，比林彪还要可怕。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还说过，高岗不争气，他要不死我还要用他呢！
刘少奇在新民主义问题上与毛泽东的较量，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换取政治生命的存活，但是，中国或者说我们这个民族，也因此放弃了打开繁荣昌盛大门的金钥匙。从此，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得以肆无忌惮实践。一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国人民才找到走出乌托邦通道，但这一步，付出了几十年的惨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