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回顾（三十八）- 怀念亲爱的父亲钱三强 - 钱思进

        下面是钱三强伯伯之子钱思进从瑞士日内瓦发给我缅怀他父亲的第一篇文章，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也和其他中关村三座灰砖楼的老一辈科学家一样，尽管他把全部身心贡献给祖国原子能事业，但在五、六十年代也经历过坎坷的人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也就是为什么温总理在几次看望他母亲何泽慧时说“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是不能忘记的”。“三强和您，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 


                                                             怀念亲爱的父亲钱三强     
                                                                        钱思进
       
        爸爸走了，匆匆地走了。走得这样急，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感到。当他5月底住进医院时，人们都还以为和以往几次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息，他会度过疲劳，恢复较正常的活动，继续做他想做而未做的事情。6月中，在他病情稍有好转时，他还带口信给身边同事，嘱托再过几天待病情更稳定，医生允许后，就邀到医院来谈谈他正关心的几件工作。爸爸在生前的最后这段时间里，仍然思维清晰，但是他的心脏未能承担起重荷，在6月下旬几次出现反复，病情愈来愈严重。就在逝世前几小时（即6月27日晚6时许），他在病床上还幽默地对妈妈说：“今天感觉还可以，你先回家吧！我在8点左右还有最后一次战斗（指大便），就没事了。”　没想到，就是这次“战斗”引起再次心力衰竭，抢救无效，于28日零时28分爸爸离开了我们。当妈妈和姐夫赶到医院，已晚了３分钟。爸爸在心脏停止跳动前十几分钟还对深夜赶来抢救的主治大夫说：“钱大夫，这么晚还打扰您来，真对不起了。”这是爸爸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爸爸走了，走得这样急。他的同事们感到极其遗憾，因为他病情恶化，医生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谢绝探视，既使是他身边最亲近的同事。这样，爸爸想的很多事情只好永远留在心里，他是带着许多没来得及交待的工作和没来得及说的话匆匆地走的。爸爸在家里的办公桌上，摊满了夹着许多小条的待阅待写的文稿，摆着许多等待回复的信函，还有一袋袋为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准备的资料和照片。当我们赶回家中目睹这一切，仿佛看到爸爸还在伏案工作，我们积攒多时的话，有些还是他听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好消息，都没来得及向他老人家叙说，使我们终生感到惋惜和遗憾。　　

        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每当夜深人静回首往事时，爸爸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在这里，我先追忆一些爸爸生前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其他方面（如长期谆谆教育我们子女不能依赖父母，要走自己的路，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将另文撰写。　　

        我们得知爸爸这次患病住院的直接起因是参加5月29日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领导我国科技工作事迹的座谈会。爸爸为了准备发言稿，不顾身体不适，自己动手加班查找有关历史资料。特别是由于他的大量资料笔记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未能追回，他只好通过费力的回忆，一直写稿到半夜二三点钟。为了核对一个领导人的名字，他抱病在夜里11点多钟还打电话到他过去的秘书家里询问。发言稿写好后，他又被往事激奋得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在座谈会上发言后，本该离开会场回家休息，可爸爸一直坚持听完所有的发言。正是由于过度的疲劳和激动，本已患过两次梗塞的心脏又出现不适，以至彻夜末眠，次日（即5月30日）入院后就发生了严重的心力衰竭。　　

        爸爸做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一直为我们所耳闻目睹。例如撰写文章和讲话，他总是习惯自己动手，特别是退居二线以后。爸爸写东西，不写则已，若写就反复推敲，力求真实准确，负责到底。他书桌上的台灯亮到深夜已是常事。记得去年（1991年）8月底北京最闷热的那几天，为了准备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的有关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材料，爸爸曾多次修改推敲到半夜二三点钟。连我们三四十岁的壮年都疲惫地睡了，而他却还在伏案工作，使我们倍感心疼、钦佩和无奈。为此，我只好把刚两岁他第一次见面的小孙子带到姥姥家，希望能不打扰他仅有的一些休息时间。　　

        近年来，请爸爸写稿题辞的事接连不断。只要是应该做的，他都尽力满足要求，并且认真对待。妈妈告诉我们，有一次为某校题“求是”二字，他足足用了一个晚上，写了不知多少遍，最后交给学校一大叠题字，请他们从中挑选。　　

        另外几件事发生在“文革”时期。运动一开始，爸爸就被抛出当做“靶子”，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和斗争。后来被下放到陕西五七干校，在那两年半多的时间里，接近花甲之年的爸爸天蒙蒙亮就要起床出操跑步和行军拉练。他白天要和年轻人一起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晚上有时还要写检查材料。他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问题想不通，强压着心头的苦闷，加上劳累，患了心脏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爸爸仍坚持做事认真负责的准则。一次，他赶牛在打麦场上碾麦子，突然发现牛翘起尾巴要大便，临时找不到接粪的工具，他急忙之中用双手接住臭哄哄的牛粪，捧到打麦场外。事后有人问他有什么光辉的一闪念，爸爸说：“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我负责碾麦子就不应让麦子弄脏或浪费掉。”干校中逢年过节要开联欢会，每个班排都出节目。爸爸也和班组里的年轻人一起认真排练唱歌和跳舞，按说在合唱中较容易扮演南郭先生，但他说，年轻时参加过合唱队，有功底，好好练，节目不会砸。不过他从没在台上跳过舞，为此还专门认真练了好一段时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描述了学会打快板后的欣慰心情。　　

        爸爸1971年10月3日从干校给我的信中写道：“我这一生也无其他长处，也只有‘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这一条”。这条朴实无华的准则伴随着爸爸坎坷但有意义的一生。循着它，40年代爸爸在巴黎居里实验室和妈妈一起进行严格细致的核裂变的研究，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50到60年代，爸爸服从组织安排，忍痛搁置专业研究，用全部心血为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进行了大量艰苦而有效的组织领导工作。那时我和我两个姐姐都还在幼儿园和小学，平时住校，每周或每两周才回一次家。即使这难得的家庭团聚，也有时因爸爸出差或加班而未能实现。在60到70年代，我们步入青少年，初明事理后，爸爸却在接连不断的政治风暴中受到冲击。后来我们才逐步了解到，他在文革中被批判的一条主要“罪行”是认真贯彻执行所谓的“修正主义科技路线”。　　

        爸爸办事认真，同时也总是坚守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记得他曾和我讲过1958年的一些事情。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刮浮夸风，爸爸做为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心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实事求是的科学道德曾使他鼓起勇气拒绝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例如，有人曾提出要搞原子能飞机，他认为从国力和科学技术角度上讲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另一方面，一些组织上决定的事又必须执行，例如，在全国大办原子能的口号下，每省都要搞一(反应)堆一(加速)器，爸爸虽有过顾虑，也发表过意见，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只能服从组织安排，并为此奔走了好几个省。尽管后来上级领导主动承担了责任，可是爸爸仍长久感到内疚自责，他以彭德怀元帅坚持原则为民请愿为镜，勉励自己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实事求是、不讲空话、敢讲实话的人。　　由此，爸爸对那些扭曲历史，践踏实事求是原则的人和事始终不愿苟同，哪怕明知有风险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绝不违背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心。如1958年他就因为“右”和“骄傲自大”等“错误思想和言论”，在党内会议上受到五六次面对面的批判。1963年又因为对某些人盲目搞高指标，提了不同意见，受到批判并招致“缺少工农感情”的罪名，要下放劳动“补课”。由此，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三天之后，他就被派到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爸爸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在家里没有任何流露，甚至连妈妈都一无所知。他的这些遭遇是在逝世后才从有关材料中发现的。尽管心情时常压抑，但爸爸总是那样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公道自在人间。”　　

        爸爸相信人民，一直把自己当做人民的普通一员。在他去世后，前来我们家、前往科学院致哀和向他最后告别的人数以千计，其中不仅有他的亲朋好友和有关领导，也有许许多多普通的工作人员，工人师傅、医务工作者、司机、厨师、幼儿保育员等等。许多人可能从来没和他讲过话，但大家从心里尊重地，亲近他。我想这不仅因为爸爸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而且他和普通群众血肉相连，情感相通。例如，在中关村小卖部门口，他是每天（直到这次住院的前一天）都按时排队领取牛奶的普通顾客；在为中关村小学生办的街道食堂里，他是每天中午（也是直到住院的前一天）按时为外孙、外孙女打午饭的普通家长；在家里，他是慈父，也是好外公好爷爷，在女儿女婿不在家时，晚上他还常坐在床边给外孙女讲故事，直到孩子睡熟之后再继续他的工作。爸爸走得这么匆忙，使许多人都感到这么突然，仿佛昨天他还和大家在一起。在坎坷的路上操劳了一辈子，爸爸静静地安息吧！我们一定牢记爸爸的谆谆教诲，以他为榜样，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努力向前，为爸爸未竟的科学事业贡献出应尽的微薄力量。我们也将认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像爷爷那样做人做事业，把他的传统继承下去。

        放心吧，亲爱的爸爸。

摘自《中国科学报》（海外版）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５日

后记 

        此文写于1992年秋父亲去世后不久。转眼间16年过去了。这期间，过去父亲在世时鲜为人知的一些他的经历陆续披露出来，使我们了解到父亲坎坷的后半生不是只从文化大革命，而早在1958年开始就多次受到政治上的冲击和批判（参见葛能全著《钱三强传》，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第28章；或《钱三强》2007年版），从而大致得知父亲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实验之后的第三天，没能参与任何庆功活动就消失于人们视野之外的缘由。

        尽管父亲的后半生和祖国的命运类似的那样起伏动荡，但他总是心怀坦然，以能为祖国和人民做了有用的工作而欣慰。正像他1983年1月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中途勉励我的信中所述“到2000年以后，我国将在世界上进入比较先进的行列，这个日子的到来是经过多少人民100多年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后艰苦奋斗得来的，你祖父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场斗争中努力过的。近十多年来你们这一代受了不少委屈，但打倒四人帮以后，形势还是转得比较快，到2000年你大约五十岁，你是可以看到和参加到这个百年斗争的洪流中去的。你祖父和我们都是对社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虽有不少缺点，但是是问心无愧的。希望你们也能做到问心无愧，并对社会做出有益贡献。”

        在我经过5年努力于1985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正值父亲72岁本命年，他在信中提到“孺子牛精神”，又鼓励我“你不久就要过生日，我们远距离也很难给你送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但是还是送一个‘牛’吧，因为今年是‘牛’年，你正好今年得到Ph.D.，这说明你是用了‘牛’劲的。今年你又是开始作Postdoc工作，在新的领域，也需要‘牛’劲才能有所得，有所发展。”“根据我们俩（指他和我母亲）五十年做科学工作的经验，‘孺子牛’确是保证‘出成果’、因而也是‘成人材’必需有的精神。愿你一辈子发扬孺子牛的精神，给人给社会多，取于社会的少，这样才是一个正直的人。你的祖父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是学着做这样的人。”

        父亲去世后，尽管仍有人对他的功过持有异议，但祖国和人民多次给予父亲公正的评价。1999年9月，父亲被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原科学院老领导张劲夫不顾80多岁高龄，攥写长篇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载于1999年5月6日《人民日报》），有针对性地记述了“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和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

        非常遗憾的是，父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积累的几十本日记和工作笔记及相册，文革中被抄走后，至今没有被归还。从父亲去世后10余年中，经过多方努力，包括温家宝总理亲自过问此事，至今仍无结果。但我们并不丧失希望，仍期盼着父亲的宝贵心血资料能最终物归原主，这也是父亲生前的一个遗愿。

        尽管父亲的遗愿仍待实现，但可以告慰的是，祖国和人民一直怀念他：继1999年被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近几年，温家宝总理先后三次看望我母亲，缅怀父母做过的工作，勉励我们后辈向他们学习。2005年9月，温总理在中秋节前看望我母亲时说“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是不能忘记的”。2007年8月，再次在看望我母亲时说“三强和您，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2008年8月温总理第三次看望我母亲时深情地回忆起16年前我父亲去世当天的情景“三强先生去世那天晚上，已过了12点，我去了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温总理那时担任主管科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当时午夜以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的领导，我们非常感激。）总理最后勉励我们年轻人，“什么叫（科学家的）本色？就是求真、特别叫真，有时候有点犟，不计较生活，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您是杰出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国家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年轻人应该向您学习。”

        我想，父亲九泉之下会为此欣慰的。

- 钱思进
2008-8-31，于瑞士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