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任中敏先生

在下《周末聊天谈音乐和宋词起源》中提到任中敏先生，他的一生富有传奇性，特撰此文加以介绍：
任中敏 （1897年——1991年）名讷，字中敏，名字出自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任氏祖籍安徽，世居扬州，父任恭，字守谦。任中敏生于淮安，兄妹十人，中敏行六，1909年任家举家迁回扬州，1912年赴常州，考入江苏第五中学，同班同学有瞿秋白、张太雷、李子宽等人。五中成立学生会，任中敏为理事。五中学生不满于军训教官的旧式教育，在1915年演变为学潮。复课后校方不肯善罢甘休，要学生交出为首者，并扬言如果不交出来就全班解散。担任学生会理事的任中敏与李子宽、钱乃安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情愿接受开除学籍的处分，从而保全了全班同学。（李字宽后来成了《大公报》创始人）。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与他一同考入的，有他的同乡好友朱自清，与任中敏同住一舍，他们的至好学友还有匡互生。任中敏在北大第三学期分专业时，受到词曲主讲教授、曲学大师吴梅的赏识。吴梅是20世纪初戏曲理论研究的最高权威。
1919年初，“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首先激起北京大学学生的无比愤怒。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许德珩召开临时紧急大会，任中敏作为学生会理事之一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次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5月4日，北京13所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新华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震撼了北京城。会后，开始游行示威，走到东交民巷西口，遭到帝国主义巡捕和反动军警拦阻。学生们更加激愤，直奔东单赵家楼。曹汝霖见势不妙，躲进夹墙。学生们激愤己极，以为曹汝霖逃跑了，就呼喊：“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烧掉这贼巢！”匡互生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任中敏接过火柴，与其他同学燃起了赵家楼的熊熊烈火。北洋政府下令抓人，军警共抓了32人。其中北京大学20人，其他学校10人，围观群众2人，任中敏也在其中。5月5日，北京全市学生总罢课，强烈抗议反动政府抓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教授四处呼吁，蔡元培校长亲自出面，与当局交涉，要求放人。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组成联合会，发出通电，要求放人。当局不得不把32人全部放出。5月7日，北大师生在红楼前集会，欢迎20勇士胜利归来，蔡元培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任中敏亦立志以蔡校长为表率。
大学毕业后，他曾留居苏州吴梅先生的“奢摩他室”书斋，用两年时间，尽读老师精心收藏的各种词曲典籍，受到老师的悉心指教，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7年，任中敏编成《元曲三百首》和《荡气回肠曲》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他最早的笔名和别号二北即寓意为北宋词合金元北曲，《元曲三百首》与《荡气回肠曲》标志着任中敏从此走上中国的学术舞台。数年以后，结合在上海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大学等校教授词曲的经验，35岁的任中敏以系列学术著作：《词曲通义》、《散曲丛刊》、《曲谐》、《词学研究法》、《新曲苑》等向学术界宣告“任氏散曲学”的建立。
1925年，任中敏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出版科科长。其时宣传部长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1928年，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聘任中敏、王镜吾为秘书。任近70年相濡以沫的夫人王志渊即王镜吾之妹。任中敏在胡府任职期间发表言论评击官场黑暗，常常使胡汉民在政治上处于被动。胡汉民对任中敏说：“你性格耿直，不宜服务政界，不若弃政从文。”于是，任中敏从1930年起脱离政界，任镇江中学校长。
火烧赵家楼的两个点火者都为中国20世纪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特殊贡献。北大毕业后，匡互生分配到长沙，不久担任著名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任中敏担任镇江中学校长后不久发生“九一八” 事变。任中敏颁发新的校训：“一切为民族”，他还亲自撰制了校歌：
时日曷丧，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还我河山，还我河山，永固我金汤！
一息尚存，此仇必报，铁血撼扶桑！
时日曷丧，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校歌慷慨悲壮，催人泪下。每日清晨，任校长率领全校师生，高呼校训，高唱校歌，跑步出操，声震三山，镇江市民无不为之感动。他的学生蒋南翔等数百人走上街头，游行请愿，查封日货。任中敏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还撰写了《革命与反革命》一文，痛斥卖国贼行为。其时镇江为江苏省省会，省教育厅长为周佛海。周佛海勾结地方警察当局抓人，任校长把学生领袖蒋南翔等藏在校园予以保护。后来蒋南翔到北平，参加领导“一二九”以及一系列学运，被北平当局逮捕。任中敏以蔡元培为表率保护学生，支持抗日，就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力保蒋南翔出狱。任中敏运用他的智慧，保护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
1936年初，国民党上层人士为纪念胡汉民，发起筹建汉民学院，在立法院内设立董事会，由孙科任董事长，任中敏任执行董事。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抗日时期，不得不缓办学院，先办汉民中学，由王漱芳任校长，任中敏任教导主任，校址设在栖霞山。汉民中学开学仅一周，上海失陷，日寇进逼。任中敏率师生西撤，跋涉苏、皖、赣、鄂、湘、黔、桂7省，行程8000余里，备尝艰辛，到达广西桂林。新地有址无校，他们就在穿山脚下筑舍建校，又增设小学部。校舍建成，任中敏正式出任校长。1941年汉民中学改为国立，直属教育部。汉民中学在大西南很有名望，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和专家学者。任中敏作为一校之长，主张从严治校。他明确要求全校学生：“聪明正直，至大至刚。严格考试，严正做人。清白鲜明，临难不苟，刻苦耐劳，牺牲奋斗。在抗战期间，汉民中学每天只开两餐。任中敏说：“艰苦抗战，灭此朝食！”用这种方式体现艰苦抗战的意志。他每天同学生一起用餐，糙米饭，青菜汤，从不特殊，直至抗战胜利。”1944年9月，日寇进逼桂林，任中敏率全校师生西渡榕江，入黔东暂避。时值洪水泛滥，瘟疫流行。五百师生，齐心合力，抗洪水，战病魔，顶饥寒，课业不辍，经年而还，无一伤亡。可这时汉民中学又成一片废墟。任中敏意志如钢，锐意恢复。经3 年努力，校园扩至400余亩，建教室、宿舍28座，并辟有体育场、图书馆、大礼堂，购置图书5万余册，及各种仪器设备。因汉民中学办学有方，靠白手起家，成为西南之冠，国民党政府奖励任中敏3000元，任中敏全部交公作办学之资。1946年，他厌恶国民党腐败，不愿重新登记，便自动脱离国民党。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不识时务”而又以教育为已任的任中敏却不知天翻地覆的时刻已经来到，还赶到广州，索要办学经费。任中敏就是这样‘憨’得不知乾坤转，不知荣与辱，只知办教育。桂林解放后，汉民中学被军管。军代表听见各方面都反映任中敏勤敏廉洁、治校有方，就改变停办决定，将汉中改名为桂林市第一中学，并欢迎任中敏回校继续任校长，但一时无法找到他。因为刘邓大军兵临桂林城下时，任中敏误听传言，只身逃离桂林，赶赴重庆，不久转赴成都，一度以替人刻印、写字，甚至摆摊卖五香笋豆维持生计。1951年，经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介绍，任中敏到成都四川大学任教授。
任中敏的学术成就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获得的。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按照他的经历，理所当然地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19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被判处管制2年，留校控制使用，保留教授学衔。1961年撤销管制，次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3年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批斗，40册8000余页资料下落不明，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在1980年以前的近30年里，由于政治的原因，他几乎没有上过讲台；居住在成都焦家巷、壁环村或水井街的一处阴暗狭小的房间里；白天背着装有热水瓶、旧日历纸片的背篓往图书馆读书，晚上整理所抄录的资料，凌晨时伏案写作。在中国的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对萧条的时期，但性格刚强的任中敏却使它成为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1955年，在接受肃反运动隔离审查之前，任中敏完成并出版了《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两部著作。1962年前，任中敏以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撰就了《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优语集》等4部书稿，并出版了前面两部。因为不能再用任二北的笔名，这两部著作署名为任半塘，意思为后半生将以唐艺为研究目标。文化大革命毁掉了他的全部手稿，包括篇幅达数百万字的《唐宋燕乐集成》；但他利用劳动改造的余暇发愤编著了《敦煌歌辞总编》。此书后来伴随他作了两次远途迁徙：1978 年，在旅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兼职研究人员之时，他借助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对全书资料作了校订和补充。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的学生蒋南翔恢复工作，出任教育部长，旋到扬州考察，在扬州师院图书馆前见到老同学。当时正是“落实政策”的高潮，他的老同学们曾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蒋南翔问他们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他们说：“我们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但老师还在四川受苦，希望落叶归根，完成最后六本著作。”蒋南翔回京后即与时任中宣部部长兼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商量，先将任老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作为过渡，然后回扬州。1980年错案得到纠正，同年6月84岁高龄的任中敏回到阔别40余年的故乡，到扬州师范学院任教。终于在90岁那年看到了作为毕身学术之总结的巨著《敦煌歌辞总编》问世。以上7部著作，300多万字，以曲艺、戏剧、音乐之三足，支撑起了一个系统的唐代文艺学，创建了今天的学术界称为唐艺学一门新学科。
高考制度恢复后，硕士、博士层次教育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扬州师范学院接到通知后，试报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并报任中敏为硕士生导师。蒋南翔主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在会上说：“扬州任老不当博导，我们不好意思当博导。”北大余冠英教授说：“我也有同感。”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扬州没有报博士点，结果批准下来的却是博士点。84岁的任中敏创立了中国首批文科博士点之一——扬州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任中敏对学生严格要求贯彻始终，任中敏的独子任有愈当年因为在汉民中学随地扔垃圾，被开除了学籍。任中敏给学生们发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鄙人过去未能尽家长之责，对于有愈未曾作有恒之教导与有效之矫正，以致两年以来，其习性日渐恶化，意志始终颓靡。教室乃学生受业之所，何等庄严尊重，经值班生早晨扫除干净，即应人人保持爱护。今被一二份子任意作践，遗弃粽叶于痰盂之外，招惹多量苍蝇飞集同学头面，既碍公共卫生，又误各人作业，将何以自解？”直到他86岁高龄，培养第一个博士生王小盾时依然如此。王小盾被录取后，任老对他说：“你跟我学习，一天要读书12小时；一年365天，只放春节三天假。你做得到吗？做不到现在还可以回去。”王小盾的爱人来了，他似乎良心大发，说：“允许你明天推迟一个小时，8点钟来上课。”第三天，他在家等到7点半，王小盾还没有来，他就拄着拐杖，到王小盾的宿舍前敲窗户，叫道：“莫道君王不早朝！”（有愈失学后当空军抗日，在一次飞行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中年丧子，任中敏异常悲伤，撰《亡儿有愈墓碣》云：“亡儿有愈，江苏江都人。高中毕业。抗日战争中，矢志以空军报国，百折不回。儿有丹心，坦然留照，俯仰何愧！惟学业未成，生命太促，赉志以殁，含恨何穷！吾当振奋余年，为儿展续，使儿生不短，而志有归，儿其息矣！”，可见任老父子情深）
1991年12月13日，任中敏病逝于扬州，享年95岁。任中敏毕生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著作等身，达500多万言。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词曲和唐代音乐文艺的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新曲苑》34种、《散曲丛刊》15种，《词曲通义》、《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唐戏弄》（否定了王国维的论点，获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教坊记笺订》、《优语集》、《唐声诗》、《敦煌歌辞总编》、《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获第五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1984、1987、1990年三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荣誉奖”。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内，有半方池塘与瘦西湖相连。池塘之畔竖一石碑，上刻“半塘”二字，另有一篇碑文，纪念任中敏先生。另外，最近扬州大学和桂林第一中学校方都有树立先生塑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