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委事件:中共地下组织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来源:北京晚报
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用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
中统局长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下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工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
依照徐恩曾所说,国民党特务似乎是共产党骂臭的。可是人们要问,国民党掌握的宣传手段比共产党多得多,你为什么不把共产党的特务也骂臭?
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特务工作,没有采用那些下三滥手段,而是巧妙地将秘密情报工作与公开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广交朋友!
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攻势,国民党一时处于被动。徐恩曾有个概略叙述:“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短,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中统很快就找到打击共产党的新办法,徐恩曾的得意之作始于江西。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
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暗逃脱。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回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
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筷子的绳子又拦在路上。外人经过绊到绳子就会拉掉筷子,毛竹合并就会发出响声,一竹带动一路,响声就会逐步传到省委驻地。这样严密的防卫措施,却防不了叛徒。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就连延安派来的报务人员和译电员也投降了。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突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于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有所警惕。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之后,决心诱捕郭潜,并向谢育才询问南委驻地。谢育才见南委危急,扔下婴儿跳窗逃走。
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
5月26日,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郭潜。郭潜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
周恩来见到电报脸色剧变,连说糟糕。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
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被捕,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暂时瞒着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哀痛之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惟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周恩来惨淡经营,1942年底重新组织广东临时省委,1944年恢复各地组织活动。日军打通粤汉线时,中共在南方的地下组织又发动群众抗击,发挥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