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人的本性

        (纪实)

  知青农场六分场的邹昌进本默默无闻,忽然因争风吃醋成为大家的议论中心。一个北京的傻小子为了哈尔滨女青年吴美玲和他大打出手,动了刀子。1970年代的“知青”生活中充满着打架斗殴,可为一个女人还不多见。

  俗话说“色胆包天”!谁能想到是这么三个人的戏?他们三人还有点共同性:难看。吴美玲的腿短。你要见到吴美玲就会不可思议,“想不到这丑丫头腿虽然只有两尺长,还一肚子情种!”北京傻小子和邹昌进,还有吴美玲实际上是一个“质量”级别。傻小子脸长得象京剧中的丑角,八字眉、塌鼻子、极厚的嘴唇;邹昌进一脸的苦象,永远没有表情;而吴美玲则象无锡特产,泥塑阿福娃娃。

  这“阿福”和男人们眉来眼去的很有一套。当然,太丑!谁也不会多看几眼。大田队的在麦地里给联合收割机打道割麦子的时候,傻小子和吴美玲分在一组,两人说说笑笑,干得很慢。那天人们都干得很晚、很累,可傻小子却精神焕发。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得谁跟谁“悄悄地”说,他和吴美玲交了朋友,吴美玲归他了。别人要是显得吃惊,他就动着丑脸,“我吻了她!”厚嘴唇一咧,情不自禁地笑,小眼睛眯成一条缝。

  这算什么呀?可看到傻小子美不胜收的得意,真不忍讥笑他。大概是初吻太甜蜜,忘情的傻小子根本没察觉周围人的嘲弄神情。

  可事情还不到一个星期便节外生枝。吴美玲明显地对傻小子表现出冷淡,人家和邹昌进“压马路”,还手拉手。

  谁?!邹昌进?就是那个成天没一句话,在宿舍里可有可无,永远面无表情的邹昌进?是的,邹昌进在水房干活。人们看见他给洗衣服的吴美玲挑过水后,两个人就“压马路”了。吴美玲也给了邹昌进一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吻,惹得他浑身热血奔流。

  该不是信口胡说吧?这个故事怎么这么俗气?一个不懂得负责的丑丫头用两个吻勾得两个臭小子打得你死我活。真的象当时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抗日英雄,游击队长李向阳那样,在大树洞里朝日本鬼子和伪军各扔一颗手榴弹,引得他们自相残杀?这种比喻太不伦不类。可你让旁观者怎么描述呢?这场滑稽剧到后来大有悲剧的味道。

  傻小子可以用义愤填膺来形容。他在得知吴美玲的“背叛”后,下了工立刻去找吴美玲。然而人家正跟邹昌进遛弯。这让傻小子脸往哪儿搁?这不单单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的问题。他在女宿舍附近等着,晚饭也没吃,终于在晚上将近十点时看见欢天喜地,蹦跳着回来的吴美玲。她刚要进宿舍,猛见黑影里杀出来个人,不禁尖叫。看清来人是傻小子,她又镇静下来。

  “你为什么和邹昌进一起出去?”傻小子低声咆哮着。

  “这事你管不着!”吴美玲说着就想避开傻小子进宿舍的门。

  傻小子一下子挡住她,“你说清楚!到底跟谁?”

  他俩门外这么一吵,女青年一下子拥出宿舍一帮,争着看怎么回事?吴美玲胆子更壮了,“你这是啥话?好像我和你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似的?你想干啥?”

  真让人恼羞成怒。傻小子眼看着吴美玲诅咒着往宿舍里走,顿时失去理智,猛冲上去,照吴美玲鼓鼓的屁股就是一脚。“去你妈的!你臭不要脸!”

  吴美玲没提防一下子摔倒在门口,大声嚎哭起来。女宿舍门口乱成一片,姑娘们出出进进都挤在那儿,异口同声地谴责扬长而去的傻小子。

  傻小子鬼魂似的一个人在公路上遛,拼命地吸烟。连队熄灯后很久他才回来,仍不肯睡,坐在铺边上,烟头的火光一闪一闪,不断地喘着粗气。他是不是想痛打邹昌进一顿?那小子早已躺下,就在隔壁宿舍。甭管他睡着与否,傻小子现在动手肯定占便宜,可偏偏没这么做。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被一阵高声的叫骂惊醒。

  “你他妈的王八蛋!橇人家女朋友!找打那吧你?”这是傻小子的声音。他已穿好衣服过来,指着仍在睡觉的邹昌进破口大骂,浑身发抖。“你他妈的也算人?”

   邹昌进倒显得平静。“想打架?你等我穿上衣服,好不啦?”

  “哥们儿仗义!要打咱们就来公平的!你妈的!赶紧穿衣服!”说着傻小子晃出了门。“我先去吃饭!吃饱了就来收拾你!”瞧他那不可一世的劲头,邹昌进已是小菜一碟。

  我也匆匆爬起来去食堂吃饭。傻小子吃完饭肯定会和邹昌进打架。这场面会让我即作呕,又尴尬。我是绝对不会为这种事劝架的,与其看着他俩厮打,不如一走了之。眼不见,心不烦。

  早饭后我又在外边转悠了一阵。等他再回宿舍知道事闹得挺邪虎,门外一堆人正指着地上大滴大滴的一大片血说着什么。邹昌进用刀子把傻小子扎个满脸花后已主动“投案自首”。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傻小子吃罢早饭回到宿舍时,邹昌进已穿好衣服等着他。傻小子大喝一声:“走!出去!是骡子是马出去遛遛!”立刻,两人肩并肩地走到宿舍外边,颇有决斗的架式。

  到了门外,傻小子猛扑过来,抡起王八拳,恨不得把邹昌进打成肉酱。邹昌进被打得连连后退,也挥舞着双拳打傻小子毫无防备的脸。血很快从傻小子由于激愤变得更丑的脸上流下来。原来邹昌进右手握着一把锋利的折刀!他残忍地用刀子在傻小子脸上大划特划。然而傻小子竟以为是鼻子出血,又发疯般地扑上去,结果又重重地挨了几下。这时他才发现邹昌进手里那把带血的刀子。

  傻小子极其骇然、震惊,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脸,那深深的伤口不断往外涌冒着血。他不得不用手捂着脸。“好啊!你敢动刀子!你敢动刀子!”他就这一句话,站着不动。

  邹昌进胸脯一起一伏地喘着,脸色惨白。他也是不知所措,呆站在那里。昨天夜里,他听说傻小子打了吴美玲,就一直握着这把折刀,时刻准备为他心爱的姑娘,为他的自尊拼命。以后便发生了那愚蠢的一幕。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决斗”有头无尾。

  邹昌进持刀行凶,流氓斗殴,在分场“小号(禁闭室)”里关了两个多月。事情本是吴美玲引起的,可连队、分场的干部问她时,她断然否认与这场打架有任何牵连,根本不承认和傻小子、邹昌进有什么关系。“我根本不认识他俩!”由于吴美玲的父亲和总场的干部们都有“关系”,谁也不想再调查此事,于是两个打架的当事人算是“流氓斗殴”,并非“争风吃醋”。

   两个月后,沉默、孤僻的邹昌进被放回连队。干部们生怕傻小子和他又打架,告诉大田队北京的小子们见他们又打架一定要拉架。其实傻小子也好,邹昌进也好,早没了打架的劲头。吴美玲已在一个多月以前调到总场招待所当了服务员。正像她所说的,和傻小子、邹昌进没了一点关系。

  接着邹昌进又干了件全分场都很轰动的事。他把连队里一户机耕队职工的家给砸个稀烂,还是为女人打架!真有点儿……人不可貌相。

  可他现在搞“破鞋”。这“破鞋”就是全连队人人皆知的“小悦虹”。悦虹不是她的名字,就算是号吧。她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很少有人叫得出来。不过这关系不大,知道小悦虹就行。

  她是广东人。六十年代初她丈夫刑满就业后,回老家娶了她。刚来农场时她二十挂零,人长得漂亮,性格又外向,真招人。干部们一个个瞧她瞧不够,色迷迷的,惹出些桃色事件。这是“破鞋”的由来。

  青年进场后不久,她丈夫被调到小兴安岭里专门为江峰农场装运木材。一去四、五年,只有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家里只有小悦虹一个人撑门面,真不易。她有四个孩子,最大的男孩十四,最小的四岁。人们不说她有多么能干,说到她总琢磨那几个孩子到底象谁?最后感叹:“这么能生养的‘破鞋’不多见!”这话可别让小悦虹听见,她的利害不一般!觉得自己受了欺负,她谁都敢骂,骂得很花。记得北京青年刚到农场那年,连队里有个北京女知青和她发生了口角。那女孩儿自恃街头学过几句骂人话和她对骂。

  “*你妈!”那北京小丫头说得利落乾脆。

  小悦虹冷笑一下,两个胳膊往怀里一抱。“你这小X养的小臭丫头,开口闭口的就说‘X’!那是你说的吗?你是没见过所以想找X了吧?找三个老爷们儿X你个三天三宿你就舒服了!”

  那北京女“知青”顶不住劲,便跑回宿舍哭。小悦虹追到宿舍外边继续骂,招来男男女女一大帮在看热闹。真象赶庙会,就见小悦虹一个人耍。按理连队的干部该出面干涉才对。小悦虹一个农工的老婆敢破口大骂北京来的女“知青”。可连队干部后来谁也没提这事。或许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老娘们儿吵架骂街。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干部们和小悦虹有旧的证据。

  人人都说小悦虹是个“破鞋”,可并没有听说连队里哪个男的去找他。大家有话:“搞‘破鞋’的人能让你看见?”在邹昌进成了小悦虹家的常客后,人们更有了根据,“你看看。连‘知青’她都敢勾搭!”

  邹昌进是怎么认识小悦虹的?简单!但并非人们想象的“苍蝇不叮没缝的蛋”。邹昌进是水房烧水的,小悦虹常到水房的井给自家挑水。每次邹昌进在总帮她把水从井里打上来。小悦虹看见小伙子的衣服、裤子又脏又破,便主动提出给他洗洗补补。小悦虹家有台缝纫机,衣服补得很像样。邹昌进也不是那没心没肺的人,于是常帮小悦虹干点儿活。先是挑水,后来垛柴火垛,割烧柴,摘猪食菜,什么都干。渐渐的,他每天晚上在小悦虹家消磨时光。其实也就是简单地坐着,喝几杯热水。小悦虹有干不完的家务活,也没时间陪邹昌进说些什么,即使有时间也没什么好说的。

  宿舍里人都说邹昌进和小悦虹关系不正常。但我很疑问:“他每天都在宿舍里睡觉,去小悦虹家的时候还有四个孩子在屋里呢!”

  “这你都不明白?”好事者一下子从靠着的铺盖卷上坐起来。“休息日,邹昌进和小悦虹一人拿个麻袋上地里摘猪食菜。你知道他们在地里干什么?”

  邹昌进在宿舍里根本没人理,连上海人也很少和他讲话。或许你会认为人们不应该疏远他,孤立他。可邹昌进似乎从不希望人们介入他的生活。对宿舍里的人和事他也不感兴趣。上海人都办“病退”,他就不办。在宿舍里呆着的时候只是坐在铺上抽烟。他的脸更长更扁,头发竖着,人变得更瘦,缩在角落里,眼睛盯着地面。你要是好心问他,“干嘛呢,邹昌进?”他会反问你,“你问这干什么?”看看,这不是自讨没趣?何况人人都认为他是个毫无情趣的人。

  或许邹昌进在小悦虹家用不着充满戒备心理。在这里总算有家的感觉。可小悦虹这个家也不那么清静。不知怎么搞得,小悦虹的邻里关系总是很糟,吵架是经常的事。邹昌进也不介入,就是听到外边吵架也不参与意见。但这次休息日,他帮小悦虹摘猪食菜回来在门口呆着,忽然邻居的一个四、五岁的男孩指着他说:“你理那老破鞋头子干啥?”邹昌进一愣,跟着上去就是一巴掌把小男孩儿打倒在地上嚎啕。小男孩儿的母亲,一个白薯一样的女人冲出来指着屋里的小悦虹大骂,“你个老破鞋头子!”十分凶悍。那“白薯”虽然只是个农工子弟(刑满就业的农工的孩子)的妻子,可撒泼骂街也是连队里著名的。

  这本不是小悦虹的事。但“白薯”认为肯定是小悦虹唆使邹昌进打了她儿子。小悦虹并没有辩解与此事无关,她冲出门高声道:“谁是老破鞋头子?!”小悦虹这话一出口,“白薯”更认为小悦虹招野汉子打她儿子,于是开始跳脚大骂。小悦虹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劲头,一边使劲推着梗梗脖子的邹昌进赶紧走,一边和“白薯”你一句,我一句的对阵。邹昌进哪里肯走?他绰起一条木棍指着“白薯”,“再骂一句我就敢打你!”“白薯”当时丈夫不在家,一见“野汉子”真要打,心里便憷了,不敢再吱声。邹昌进这才悻悻而去。

  等“白薯”的丈夫回来,“白薯”立刻诉说自己如何被“破鞋”招来的“野汉子”欺负,孩子也被打。可作为农工子弟的丈夫并不发作,他要息事宁人。这使“白薯”很失望。事情好像就这么过去。没想到星期一下午,“战火”又重新燃起。小悦虹和“白薯”都在自家的园子里干活,看见对方就互相挖苦。“白薯”的丈夫开拖拉机夜班翻地去了,并不在家。但“白薯”也不怕小悦虹,因为“野汉子”不在,一对一地打架,小悦虹显然不是个儿。

  两个女人骂得急眼就隔着栅栏互相吐唾沫,随即从各自的园子里冲出来捉对撕杀。两个人互相扯着头发在地上翻滚。赶巧小悦虹在分场上初中的大儿子放学回家,见状便发疯般地冲上来踢打“白薯”。这使处于下风的小悦虹勇气倍增,母子二人合力将“白薯”战败。

  “白薯”披头散发、满脸血污地跑到机耕队,想起丈夫上夜班,就坐在地上哭天呛地。几个机耕队的看不过去,扶着“白薯”去找小悦虹理论,没想到小悦虹就是一个劲地高声叫骂。机耕队的小伙子们和小悦虹展开对骂。很快对骂又演化成真正的冲突。小悦虹挨了几脚后忙和儿子“退守”屋内,可她嘴上还是不饶人。机耕队的想冲进屋,门又反锁着,一生气把小悦虹的小仓房给踹倒。小悦虹一见就冲出门去。这下犯了兵家大忌,“孤军深入”,冷不防被“白薯”抱住压在身子下狠狠地又掐又撕又打。机耕队的在边上站着起哄,小悦虹的大儿子已经吓傻,只是坐在屋里哭。小悦虹被打得一塌糊涂,“白薯”解了气得胜而归。机耕队的也散去。这时邹昌进赶到。

  屋内炕上小悦虹躺着,脸肿着,鼻孔塞了棉花,哼哼唧唧。邹昌进没听小悦虹的大儿子说完,转身出去,拿个棍子冲到“白薯”家门前,挥棍把玻璃都打碎。“白薯”“嗷嗷”乱叫,领着儿子大放悲音,眼看着“野汉子”逞凶。

  热闹!带家职工的妻子们很多来自农村,她们骂街,甚至殴斗都不新鲜,可这次中间掺着个上海“知青”。“白薯”到革委会找到干部们哭诉小悦虹招“野汉子”砸了她的家。

  不太好办。涉及男女问题的事一向不好办。这样吧,有关“野汉子”的说法缺乏根据,但打架的事要追究。全连大会上,所有参加打架的人都被批评。小悦虹家和“白薯”家各罚二十元钱,作为连队修理两家的费用。邹昌进参与打架,要在全连大会上作出书面检查。

  王连长刚刚说了连队革委会的决定,邹昌进众目睽睽之下站了起来。“我没什么好检查的!”他公然地退出会场扬长而去。王连长真恼火,“不检查就停职反省!”

  过后谁也不敢拿邹昌进怎么样,他仍旧在水房上班。说实在的,干部们都有点儿怕他,他是敢动刀子的主儿。此事虎头蛇尾。王连长让木匠给两家的门窗和小仓房修好就此了事。

  此后邹昌进更是在小悦虹家扎了根。小悦虹有时也到宿舍找邹昌进,开口闭口“我那昌进兄弟”如何如何,做了点儿好吃的一定要叫上“昌进兄弟”。每当小悦虹一进宿舍,大家就相互挤眉弄眼,会意的一笑。

  他们真会像人们说的那样搞“破鞋”?真的!一个休息日,我闲着没事按惯例到场区后边的小落叶松林遛达。落叶松林边上是收割过的麦地。在地头的落叶松林边上堆了很多麦秸垛。麦收结束后,带家职工的家人们都往地头背麦秸。拖拉机要赶在秋天上冻之前把所有的麦茬地翻掉,那地里很多联合收割机脱小麦剩下的麦秸堆,由于没时间用大车拉出来就得放火烧掉。现在有家的职工常常是一家老小出动,自己把麦秸背出来垛在地头,等冬天农闲时再用大车慢慢拉回来。我随意地爬上一个麦秸垛躺在上边。上午的太阳并不很热,我懒懒地瞪着蓝天发呆。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听到小悦虹的声音,还有邹昌进的声音。原来他俩正从地里往落叶松林边上背麦秸。这声音由远而近,在我躺的麦秸垛附近停了下来。我知道那儿有个小麦秸垛,大概是他俩背出来的。

  躺在麦秸垛上并陷在其中,知道边上的那两个人不会看见我的。现在我只想等他俩再去背麦秸的时候走掉,并不想探听他们的什么秘密,只是懒得和他们讲话。可没想到这两人不走,坐下来休息。我也只好忍耐。

  “兄弟!先休息会子吧!”这是小悦虹的声音。“你可给(我)家里帮了大忙!等咱们背上一大垛麦秸,姐姐请你吃饭喝酒!”

  没邹昌进的声音,只听见“哗啦啦”的草响。接下来又是小悦虹的声音,“你要来也得让我把下边铺得好点!把衣服铺在下边!”又没说话声,只是麦秸的翻动的声音。这下我尴尬了,知道不到十米的地方正发生着什么,真后悔没在刚才这两个人背麦秸过来的时候走掉。现在怎么办?只好躺在麦秸垛上流汗,我可不想来个当场捉奸。

  过了好一阵,才听见小悦虹笑道:“姐姐对你怎么样?玩得痛快吗?想不想吃口奶?”

  还是听不到邹昌进的声音,只有喘息声。

  渐渐的,一切又都平静。“走!时间不早了!”又是小悦虹的声音。“咱俩再背一趟去!”他们远去。

  我一直等到确实听不见一点声音,才探头探脑地张望。见小悦虹和邹昌进已消失在地的尽头,迅速地跳下麦秸垛逃之夭夭。不,是落荒而逃。

  我不想声张这事。或许这很正常,一个孤独的男人加上一个孤独的女人。这事对还是不对?还是别用对与不对来评价吧。人有兽性的那一面。平日只是用各种道德观念约束自己的行为。但这些道德观念不再对一个人有约束力时,或者没一点儿好处时,他的行为就……

  大秋的活忙完后的十一月底,分场计划在草甸子上挖个排水沟。把草甸子的渍水排掉后,连队里可以在草甸子上开些新荒地。北大荒的冬天来得早,草甸子里已冻下一、两尺深。王连长决定用炸药炸。他通过关系从部队农场搞来一批雷管。分场里有不少硝酸铵化肥,自制些硝铵炸药很简单。炸渠的活让大田队的小子们干。

  王连长知道炸渠这活危险,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干多干少我不在乎!万一出了事,炸伤了人,我可不好向你们家里交待!早晚你们都给我离开农场回你们家去!来的时候活蹦乱跳,回去到爹妈跟前也不能缺胳膊少腿!”他不能总在炸渠的地方盯着,便让我带着大田队男青年打眼放炮,规定了对未响哑炮的处理,严禁再用哑炮的炮眼。“那里面可能有没响的雷管!有八十公斤的压力就炸!你们这帮小子爱胡闹。这事情可不能胡来!”

  其实部队农场拿来的雷管质量都很好,绝少有未引爆的想象。炸渠是有哑炮,但都不是雷管没炸。至于为什么硝铵炸药不炸,谁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再者,在哑炮的炮眼上很清楚地看出雷管是否炸了。如果雷管炸了炸药没炸,会把封炮眼的泥巴都崩开一些。

  臭小子们往往不愿放弃偶然出现的哑炮炮眼。这到不是打个炮眼很难。在冻土上打眼,把钢千放在火上烧得烫烫的,用锤子猛砸,一会儿功夫就打一个炮眼。可如能利用哑炮的炮眼会制造一个更响的炮,炸起来更过瘾,会给臭小子们制造乐趣。

  重新利用哑炮炮眼很容易。先把烧得暗红色的钢千钉进哑炮的炮眼,引着硝铵炸药。硝铵炸药在八百公斤的压力下会爆炸,光烧是炸不了的,但可以引燃。等炸药烧光,炮眼周围的冻泥会融化不少。这时你可以用“大掏耳勺”一样的工具把化了的泥都掏出来。这下炮眼就扩大了许多,这时就可以填进更多的炸药。放上雷管炸上一炮,跟小地震似的!足能炸出两米见方的大坑。

  小伙子们是喜欢恶作剧的。如果哪天他们用个哑炮炮眼制造了一次小“地震”,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快意。

  炸渠的活一直干到年底。每天打眼、放炮,不时地来个“地震”,但谁也不会喜欢干这活,只有邹昌进是个例外。他是水房烧水的,可水房的活干完后,总要来炸渠的地方“义务劳动”。怎么他就觉得那么过瘾呢?特别是制造了一次小“地震”,他会大为兴奋,很久都没见他这么乐过。

  邹昌进很会打锤。一来炸渠的地方就抡圆了“叮叮当当”地打锤。他非常卖块儿,还要亲自点火。在他眼里这简直是一场游戏。你难得见到一个人这么有兴趣地干这种活。你要是不让他干简直是罪过。看到他如此的全神贯注,我确实有点儿嫉妒他。

  这天下午,大家正在打炮眼,邹昌进又来凑热闹。我正准备弄上次没炸的哑炮,可炮眼口糊的冻泥太多,一时不能把烧热的钢千很快钉到炸药上。邹昌进看见立刻拖过一个最粗的,烧得暗红的钢千过来,让我扶着钢千,他轮锤就打。

  “我看还是先把冻泥抠一下再用钢千往下打!”我扶着钢千说。

  “没问题!”邹昌进锤子抡得又猛又准。他把大棉袄都脱了,绒衣上都结了霜,头上的白气从皮帽子里冒出来。

  等钢千被钉得能立住了,我站起来看着邹昌进打锤。他抡得确实好,铁锤抡圆了一下下准准地打在钢千上,真有点艺术性。不过也该把钢千拔出来看看。“得换个钢千了。”我说。

  “对!”邹昌进说着并没有停下。

  我又看了一眼这根粗粗的,正一点点钉下去的钢千。一丝丝清烟正从子边的冻泥上冒出来,忽然有些不安。我转身去火堆拿钢千,刚走两步,身后猛地一声巨响!猛一回头,见邹昌进随着一团白气一下飞起两米高,在空中来个后空翻,一屁股摔坐在地上。跟着大大小小的冻土块儿雨一样地落下来。顿时在场的人们没有不抱头撅屁股的。

  “哑炮响了!!”我声嘶力竭。一个拳头大的冻土块儿打在背上,但并没有打伤我。人们都探着头往爆炸现场看。邹昌进正在地上翻滚。他坐起来又倒下去,跟着又挣扎住要坐起来。“哎呀!哎呀!”他大声呻吟着。“我头晕呀!头晕!我的眼睛!谁帮我一下?!”邹昌进的皮帽子被炸得无影无踪,血水从右眼涌出来。整个脸都是血和泥。

  太突然,太不可思议!怎么会爆炸呀?压力!这都是因为压力。极热的钢千在猛烈的锤打下和下面的炸药产生了高压气体。而这气体又无法从炮眼散出,爆炸成为必然。

  现在别想为什么爆炸吧!救人吧!然而在场的人们都傻了似的不动,一时竟没用人去扶一下在地上扭动的邹昌进。半疯狂状态下的邹昌进正用他的脏手探进右眼眶内。“我的眼睛哪去了?我的眼睛哪去了?”有人在距爆炸点十几米开外的地方发现了邹昌进的皮帽子。他迅速地捡起走过来,先把帽子扣在邹昌进的血糊糊的头上,并用没炸掉的帽耳朵挡住那血肉模糊的右眼,免得被炸得糊里糊涂的家伙又把手伸到右眼框中找眼睛。

  人们现在才方梦初醒,都拥上来搀起邹昌进就往连队这边来。这时又发现,邹昌进的绒衣都被炸坏,右胸露了出来,皮肤上都是紫斑。我迅速地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让邹昌进穿上。

  可邹昌进搀着走到一半就走不动了。人们只好抬着他,抓着他的胳膊腿跑,把已半昏迷的邹昌进一路抬到连队的医务所。在那儿分场大夫迅速地给邹昌进简单地包扎了伤口。这时王福泉也赶来,分场的卡车一到,他立刻叫两个青年随受伤的邹昌进上总场医院。看到卡车远去,王福泉拉住我问:“咋回事?!”没等我说完,他一下蹲在地上。“后悔呀!知道你们这帮嘎小子来邪的,还是让你们去炸渠!后悔呀!这我怎么和他(邹昌进)家里人交待?”

  小悦虹风风火火闯进医务所时,邹昌进已被送往总场医院。“我兄弟怎么样了?他被炸着哪了?啊?是谁让他去炸渠的?啊?他是水房烧水的,为什么到那打炮眼?啊?”嗓门又尖有亮,吵得医务所直震。

  屋里的人对小悦虹和邹昌进的关系早又所闻。现在见她这样毫无顾忌地打听邹昌进的伤势,还一口一个“我兄弟”,个个侧目而视。大夫简单地告诉她,邹昌进没生命危险,但右眼肯定瞎了。小悦虹一听,泪如雨下,“我那可怜的兄弟呀-!”忽然她又急匆匆冲出门去。人们都摇头,说这个“破鞋”不要脸到什么程度。

  送走受伤的邹昌进,大田队的小子们都回到宿舍。已快下午四点,太阳已落山。连队里还没发电,加上玻璃窗上厚厚的冰霜,屋里很暗。人们都靠在行李上抽烟,烟头的火光一闪一闪的,没人说话。忽然门外小悦虹的声音,“能进来吗?能进来吗?”说着她就推门进了屋。小悦虹一身出远门的样子,戴着皮帽,系着围巾,穿着短大衣,一手拿着个包袱,另一只手竟拿着个锅。身边还跟着她已经十四岁的,但看起来仍象个小孩子的大儿子。

  她准备亲自去总场医院护理邹昌进,家里的事就让放寒假的大儿子管。当然,大田队的人们能帮一帮她将感激不尽。小悦虹来大田队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帮着求情,让连队的干部马上派“小红车”(胶轮拖拉机)送她上总场医院。“我要给他(邹昌进)做饭!”她晃晃手里的锅。“看!这是挂面和红糖!”

  叫连队用“小红车”送小悦虹上总场医院?简直是开玩笑!可小悦虹就敢这么想!她还以为大田队的这帮小子有多大面子呢。看来她比臭小子们更有自信心,一点不自卑。哎!强人所难了,真让小伙子们难堪。可她这是上总场医院护理她的“野汉子”呀!然而此刻人们的钦佩多于轻蔑。

   小悦虹第二天赶到总场。邹昌进他们已连夜转到齐齐哈尔的一家医院。她二话不说又坐火车赶到齐齐哈尔。护理邹昌进的两个青年正在气愤。医院根本没地方让他俩住,来的头一天晚上竟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邹昌进的右眼已做了简单的摘除手术,只等伤好后装假眼。他右胸没受重伤,过些日子就会好。小悦虹来了以后,两个青年立刻回了农场,由她护理邹昌进。当然,她也是天天睡火车站候车室。

  过了几天王连长让人们去炸渠的地方收拾一下。我们又来到爆炸现场。我仔细看了看那个突然爆炸的哑炮。地上有个直径五十公分,直上直下的坑,一米多深。看来爆炸得不充份。一般雷管引爆后,能炸个一米见方的大坑。如果真是那样,邹昌进肯定一命归西不说,我起码也得受重伤。在收拾工具时,我发现了那根引起爆炸的最粗的钢千,在距爆炸地点二十米处,都被炸弯!或许使邹昌进瞎眼的只是一个冻土块儿,不是这个可以打碎他脑袋的钢千。

  邹昌进后来死了,不知跟被炸掉一只眼睛有没有关系。这应该是分场的一件大事,可并没引起太大的震惊。夏天的时候,安了一只假眼的邹昌进向分场提出回家探亲。因为他有一年多没回家,干部们立刻准假,并破例在农忙时给了他四十五天的长假。谁都有同情心。

  邹昌进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喝酒,喝得醉了就来到车厢连接处用水果刀扭开车门,大概是想凉快、凉快。结果他没站稳,从飞驰的列车上跌了下去,当时了结了性命!列车员被告知有人掉了下去,就拉了紧急制动闸。一个副列车长下去处理,车又继续开。邹昌进摔死时,身上没有任何证明。要不是列车到了上海发现了邹昌进的上衣和手提包,找到探亲证明,以此断定死者,邹昌进没准得列为“失踪”。

  铁路局将邹昌进的死讯通知农场,农场有通知了分场。干部们没在任何正式场合说到这件事。王连长得信后,第二天早上到大田队叫出工,进门就说邹昌进在火车上喝醉掉下去摔死了。每个人都吃惊,七嘴八舌地问细节。仅此而已。几天后,邹昌进的行李、箱子被搬到了分场的仓库里。那个小悦虹呢?她也搬了家。她丈夫从农场在小兴安岭的伐木点儿调了回来,但没回六分场,去了别的分场,家就搬了过去。邹昌进死了,消失了,不存在了。没几天,分场里再没人提这事儿。没兴趣。因为“知青”早晚在这儿“消失”,邹昌进虽然“消失”的途径和别人不同,但总归是“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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