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让我喘不过气
我1955年出生在东北长春市，在城里长到16岁下乡，后来到东北另外一个城市当会计，24岁第一次踏入山海关到北京读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31岁从北京到广东谋职，33岁到香港做生意至今，现已45岁。从东北出来就离老家越走越远，越走越靠海，越走经济越发达，越走越受歧视，越走还越想走，现在居然把家搬到澳洲的墨尔本。
年轻时受人歧视很生气，记得79年在北京读书放假赶火车回家，公共汽车人很多，好不容易挤上去手提的旅行袋没处放就挤在人中，在我旁边一个梳短发30多岁的北京女人拼命推我的包，我问：“咋地了？”她大声并夸张地学着我的东北口音说：“还咋地了！”周围有几个北京人轰地笑了起来（东北话在北京人听起来很土又很好笑，有一部分北京人有天然嘲笑东北口音的习惯）。接着那个女人恶声恶气地说我的包挤得她腿没地方放，我说对不起地下全是泥水（那天下雨车厢地上很脏），实际上当时地下全是人脚没放包的孔隙了。她说那也不能挤别人，乘公共汽车怎么能带这么多东西，我说了一句你这么怕挤为什么不去坐小汽车（当时出租车还不及）。她一下恼羞成怒冲我大骂起来：“你看你那个德行，上个大学有什么了不起。”那时大学生自我感觉都很好，特别是好学校的出门都戴校徽炫耀。她越说越气，汽车一晃我的包更挤了她一下，她一下把我的包按到地上，我想把那包再拎起来，她大喊说不行并踏上了她的一只湿脚。全车厢的眼睛刷地一下都耵向我，我的血呼地一下冲到脸上，这个女人的突然举动把我搞的完全不知所措。我不敢打她因为她是女人，我也不能同她讲理因为她不讲理，我也不能同她骂因为我的满口东北话换来的一定是满车厢北京人的嘲笑。我在全车厢人的注视下，把脸转向车窗可手依然拎着那被她踩着的旅袋。盯着外面车水马龙，我就想端只冲锋抢站到大街当中把所有人全扫倒。那只踩着旅行袋的脚就象蹬在我脸上，脸热的烫手。当她在我前一站以全胜者的姿态下车时还余气未消，那只一点不象女人的脚更加重踩了一下我的旅行袋。盯着她下车的后背，我想这是个不是女人的女人，我一闭眼把那冲锋枪一梭子子弹全射进那个滚圆的后背。我知道我碰上一个有点过分的北京女人，但如果我是北京人她一定不会对我这样过分。我在北京住了七年，以后又去了无数次，我始终无法欣赏三十多岁讲北京话的女人，我知道我这是偏见但正不过来，因为那个女人把一个二十多岁东北汉子的脸彻底抓了。
从那以后，我很注意我的东北发音还特意学了几句北京土话。当我回到东北,不认识我的人说听我讲话是北京人，我有时候还真不想否认，因为北京的确比东北好，尽管我不是北京人但我擦了个北京的边就觉的我也北京了。但北京人不认我。79年上大学时，校园里大部分被别的单位占着，吃饭都没地方只有端碗蹲在操场上混着砂子吃。学生自发组织游行要房子，到了新华门我们班35人有一半北京人居然没有领喊口号的，学生会组织者来我们班说，你们班得出一人领喊，我想：“行都游了，那有干游不喊口号的。再说，万一把房子退给学校，吃饭不就可进屋了吗。”我说：“给我旗，我喊！”文化大革命时净看别人喊口号了，这不用学，我按照组织者发的口号第一条，憋足了劲大喉一声：“还我宿舍！”我满怀期望以为35人会随我喊出一声雷，可是只有外地14个同学南腔北调声嘶力竭随我喊了起来，十几个北京同学哗地一下笑起来。原来东北话宿舍是读做“XU舍”，这在北京人听来可能是分外好笑。那时，我也不知道正确的宿舍的发音，只能继续大喊：“还我XU舍！”那些北京同学也开始跟我喊起来，但他们都跟我喊：“还我XU舍！”紧跟着一片嬉笑，把那么个严肃的游行搞成个嘉年华。我相信我的北京同学没有恶意，但是伤了我的心，因为一个自卑的心是很嫩的。更伤我心的是，我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外语高考零分的学生，入学之后自然奋起直追，天天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吃饭嘴不能背，耳朵就塞个耳机听美国之音。别的班的同学说我们班有个学外语的疯子就是指我。到大三时我的英文已从全年级最低班冲到最高班，可有一天在课堂上当我大声阅读完一段英文文章时，一个北京同学说我讲的是东北英文别人听不懂。
我想：“他的英文水平一共也就能听懂二十句，可都能听出我英文里的东北口音的土味，那纯种英国人美国人听我这英文还不知怎么土哪。”得，我刚刚复苏的自尊又被他灌了一桶冰水。那时我的世界就是北京以北的中国，以为全世界人都应知道东北和北京的区别。为了验证我这东北英文真讲英文的人能不能听懂，我星期天特地跑到颐和圆门口等旅游的老外，当时美国大选，我见谁问谁，你认为谁能当选？终于有个美国男老外听懂了我的话“我支持里根。”我的眼泪差点下来，终于找到知音了，讲真英文的人能听懂我的东北英文！七年后，我已能讲一口管用的东北英文并以人民大学有史已来最富的学生毕业，北京仍让我喘不过气来。
残胜广东
在北京混了七年到广州时，发现这里的人根本分不出来北京人，东北人，西北人还是山东人，只要不讲他们白话的人就一律是北方人，一概瞧不起，他们只瞧得起香港人和外国人。在大街上问路经常遇到不是不理你就装听不懂你的话的人，更有甚者竟故意指错路给你，遛你个死北佬。
这下完了，我刚建立起来的半个北京人的优越感在广州全没用了，不仅变成一个北方土佬，还是个穷土佬。那时候从北方到广东出差的人，主要任务是捂着羞涩的口袋逛商店，一家一家比价钱采购广东产品带回家。为了五元的价差宁可花半天跑十家店去比，最后买回家一看还是上当了，让又广东佬骗了。记得86年春节前在广州准备回家探亲，约了一个西安籍的同事去广州站前服装市场给妈妈买衣服。到了一个摊档选中一件，经过拼命讨价还价40元成交。把钱给了再看衣服时发现那衣服是旧的，要那年青的广东摊主还钱退货，可他说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挑了这么半天，跟你废了这么多口舌让了那么多价钱，你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我说这衣服是旧的，他说不是，我说不是也不要，他说不要不行，我说就是不要。他轻松地掏出万宝路点上竟不再理我了，转过头用广东话向他的同伴说：“穷鬼，鬼死罗嗦。”我相信他可能不知道我能听懂广东话，但他当时说话那轻松的神态告诉我即使我听懂他也不在乎，我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他摊前每天经过的成千上万离家在外怕惹事的穷北佬一个。可人越穷越怕别人说穷，人越低越怕别人轻视，他骗了我四十元还竟然懒得连同我讲理或吵架的功夫都不舍得花。打我骂我都行，但千万别轻视我，我脸热的发胀脑袋一片空白，蹭地一下跳过摊档扑过去，第一拳打在他鼻子，第二拳还没打出我们俩就滚在一起。我的同伴紧跟着我也跳进来，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在他的同伴还没反应过来时我们俩人一下就把他反着胳膊按在地上。这时旁边作生意的广东人呼啦地围上一帮，有的人嘴上喊为什么打人，我真佩服我那交往并不太深的西北朋友，他一下子从地上抄起把凳子举着喊：“谁敢过来！”。我看那群广东人没敢冲上来，就继续骑在那人身上抢他捆在腰上的钱包，他拼命用肚子压着钱包，当我腾开一只手去抢，他那被我放松的手就去护着，我用两只手去抢，他就趴在地上用两只手护着肚子底下的钱包。事后我总想广东人真是要钱不要命，他那被我放开的两只手完全可以支着地把我从他身上翻下来。但他没有，只是大叫：“快去叫警察！”警察没来，来了两个市场联防队员(也就是现在的保安)，那两个保安拎着警棍跑来大喝，把凳子放下！你们俩也起来！我的同伴放下凳子，我和那个摊主也站了起来。那摊主鼻子流着血用广东话说这俩个人不讲理，打人还抢钱。我说你放屁，你卖旧衣服给我，我要退货你不让。那两个联防队员说你们都来派出所，我和我的同伴说，走就走。刚走了两步我突然向回走，那联防以为我要跑马上用手拽住我说，干什么？我说，我的衣服还没拿。用手拿衣服时才发觉我的手也出血了，留着吧，我故意没擦。那摊主向他的同伴要了手纸边擦鼻子边骂骂咧咧跟我们一起走了。到了派出所那俩个联防把我们交给一个值班的民警，说，这几个人在市场打架。那民警打量了我们一下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把证件那出来。我心想，完了，这下单位得知道。那时我没有身份证但有工作证，那警察看了看我的工作证说，你还是研究生呢，怎么能动手打架。那时工作证都要填文化水平，并且证件造假现象不象现在这样严重。我连忙把前因后果讲了一边，又把那件衣服递给警察看。那警察看了看衣服放在一边，转过头问那摊主是这么回事吗？那摊主好象比我还怕那警察，他连忙说，那他们也不能动手打人呀。
我说我刚毕业第一年没钱，让他把钱骗走我着急，警察说着急也不能动手哇，你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这道理还用我讲吗？脑子一热打死人要偿命的。然后他说，行了，鼻子没事吧？那摊主摸了摸鼻子没吱声。他又转向我说，你那手也没事吧？我也看看手，故意也没吱声。警察说你把钱还给他们，衣服你拿回去吧。警察又转向我们说，我这次不打算处罚你们了，但记住下次再扰乱治安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我俩接过那摊主的钱忙不迭地谢过警察走了。出了派出所门我俩对看一眼不约而同地苦笑了起来。手里捏着那脏稀稀的四十元人民币，抬头看看刺眼的太阳，我一下子想起了残胜这个词。我问我那个西北同事；“我打仗你怎么也不拉架，反而打得比我还凶？”他说：“我来广州八个月了一上街就生气，上个月我的电子表换电池，二个星期就没电，去找他们换加钱不说还挨了一损。”
鱼翅当粉丝
88年到香港工作。这下更完了，我心中被广东人看不起的北方人阴影还没消化，又变成港人看不起的大陆人。刚到香港还想好好学讲广东话，可几个月就放弃了。因为我这个东北人二十几岁到北京学讲几句北京话还能充充北京人，可三十好几到香港再怎么学讲广东话也就跟老外讲中文似的，你一开口人家就知道你是大陆人。即使你广东话讲得再好，香港人也不会瞧得起你，连广东话讲得哇拉哇拉的广州人还瞧不起，何况你是个东北人讲的广东话，因为他们只瞧得起讲英文的还得是黄头发蓝眼睛讲英文的。算了，是什么鸟就是什么鸟，不能一辈子总靠往自己身上图颜色充好鸟。
香港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地表达自己意见的社会，香港人对大陆来香港的人有个“尊称”叫表叔表姐。在好些香港人眼里这些表叔表姐都是那么土那么坏那么没教养和那么穷。其实能来香港的大陆人在大陆人当中还都不是那么土那么坏那么没教养和那么穷的。一个人均收入已超过16000美元的群体和人均收人还不足800美元的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别岂止仅是一个语言。记得88年我刚到香港，李嘉诚的二儿子李泽揩请我们大老板吃饭，为了凑数我有幸被叫去作陪。主客一共八个人，席间个个彬彬有礼，腰板挺象天安门的仪仗队，也没我说话的份，抽个烟吧，刚点上就看我老板直皱眉这才想起这是吃香港饭，赶紧掐灭。所有菜都由侍者事先分好再端给每个人一小盘，够不够就是它，老板和对方主要人物不动筷，你再馋再饿也别动。一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一结帐，23000元港币，我吃惊得差点把舌头咬下，因为不仅我当时的工资是3000元港币，最关键是我没有吃到什么。刚跟李公子告别分手，我立刻拉住我的顶头上司说：这饭怎么这么贵？他说：有鱼翅和鲍鱼呀。我说：鲍鱼我吃到了，那鱼翅我怎么没有吃到？他说：你怎么没吃到？那碗汤就是鱼翅呀。我说：我的碗里怎么没有鱼翅，全是粉丝，是不是那些服务员也看人下菜碟，把鱼翅都分给那些大老板了？他说：那粉丝就是鱼翅呀！我这才想到那粉丝同我以往吃的是有点不同，我说：哦，那就是粉丝啊。以后听到香港人骂不识货的人，“莫把鱼翅当粉丝时！”我心中就酸溜溜的，这不就是我吗。
在香港的十二年，我就是这种分不清鱼翅和粉丝的800美元人均收入的代表，生活在人均收入已超16000美元的群体中，所受到的白眼和歧视远远超过北京人对东北人和广东人对北方人的歧视。受歧视多了，逐渐就明白了，那些善于歧视人的人，不管在北京，广州和香港怎么都那么象我在长春的一个表哥，他是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三十好几还在卖票，他每天最大的乐趣是下了班喝二两最廉价白酒时，给人讲他今天在车上又碰到农村人出丑了，他又如何聪明地耍了那土老冒。他讲这些故事时脸上总会兴奋得发红，故事的结尾他往往添上总结性的一句：“农村人真没办法。”他今年五十了，听说下岗了，可他这辈子即使坐火车也没去过北京，现在倒搬去农村住了。因为200元的下岗工资在城里很难活，到农村他又可以在比他收人还低的农民面前继续保持他那城里人的感觉了，就象好多香港穷人都到广东娶老婆买房子住一样。当我有了这点发现，特别是当我爬到了一个香港上市公司执行董事时，再遇到类似的歧视也就不太生气了，往往心中一笑说：“算了，他就剩这点骄傲了，人生在世谁不想活得比别人好，好的比不上了，踩踩差的也能证明自己没白活一场。
不生气归不生气，我绝没有修炼到接受。记得97年我们公司啤酒部门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为奖励有关高层管理人员由我带队请四个大陆啤酒公司总经理带太太小孩去澳大利亚过春节。为了签证快速和旅行方便，我公司付了超过一般价钱一倍的钱，特地请香港一家最大的旅行公司为我门一行单独组成一个豪华团并派一个资深导游全程陪同。大年二十九早上七点飞机从香港飞，一行大小16人睁着睡眼五点正赶到机场。这十六个人只有我讲英文，也只有我曾去过澳洲。那个旅行团派来的资深男导游是个三十到四十之间的香港人，他把我们护照收起来迟迟不给我们办登机手续。我过去问怎么回事，我公司的小姐把我拉到一边说：“他现在就要小费。”我说：“为什么？”她说；“他看我们都是大陆人，说大陆人旅游结束之后往往不给小费。”我说；“全世界也没有事先给小费这个道理的。”我公司小姐带哭腔地说：“这话我都说了，他就是不答应，要不你去再说说。”我说：“行。”快哭的小姐把我带过去，满怀恳求地对他说；“这是我们公司的黄总，他在香港待了十几年知道给小费的规矩，再说我们是公司组织旅游的不会不给的。”可那个人还没等我说活就说；“我不管什么公司不公司，带大陆团我就是要先收到小费才飞。”听到此，我刚刚进入过年放假的脑袋一下子又高度兴奋了，我盯着那四十多岁睡眠不足和一看生活对他就不轻松的那双广东男人特有的小眼，说：“你把护照给我吧。”我没等他递给我，就伸手去拿在他手中那叠护照，他那双手犹豫了一下递给了我。我拿到护照后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滚！”说完我转身去办登机手续去了。在我办手续时看到那个导游孤零零在离我们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打手机。一会，我公司那小姐来到我身边怯生生跟我讲，这间旅游公司经理给她打电话说：“这个时间不可能再换导游了，能否让他赔礼道歉再跟着走。”我说：“不行。”等一会她又跑来，这会她又要哭了，手拿着电话递给我说：“他们经理想同你直接讲话，我们14天的行程都是他们公司安排的，他们不去人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求求你让他去吧。”这个小姐是我公司专门安排这次旅行的，这也是她第一次干这种活，她是怕没有导游这个旅游砸了怎么办。这十六个人中有很多是第一次出国，我虽然去过澳洲但没当过导游，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可我知道中国人一年365天，就这几天高兴，如果他在我的旁边我不可能过好年。我咬了咬牙心慌慌但表面平静地说：“我不听。游不了，大不了我们打道回府在飞机上过年，这辈子还没在飞机上过过年呢。”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当上了导游，一个人把16个人的出境纸入境纸填好，把十六个人的行李托运好，把十六个人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安全带入澳洲海关。一出海关，就看一男一女高举写有我们公司名字的牌子，我公司的小姐上去一问正是那间旅游公司派来接我们的。“欢迎你们来澳大利亚过春节，我叫王菊香是**公司澳洲本地导游，从现在起15天我将全程陪同你们。”那个带江浙口音的女导游边同我握手边讲。我把手放下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也事先就要小费？”她忙说：“不是，不是，不给都可以。”我说：“那好，从现在起这个团交给你了。”我出了一口长气，把我一路举着的小黄旗交给那女人。以后几天那女导游同我们混熟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香港还没起飞香港总部电话就打过来了，说这个团很难搞，还没上飞机就把导游炒了。当她听完我们为什么炒他时，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我从上海移民到澳洲12年了，看到很多中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事，不怪有人瞧不起咱们中国人。
回到香港第一件事，让律师给那旅游公司写信提出二点补偿方案：一，旅游公司要把那导游炒了。二，旅游公司要给我三万元赔偿，原因是那导游没去他的费用省下应退还给我；另外我担惊受怕当了十几个小时的导游，精神要补偿。最后我又让律师加上，如一个星期内得不到答复，我不仅要告上法庭还将向报纸讲。第三天我收到三万元的支票和那导游被炒的信。事后把这个故事向一个美国朋友讲，他说：“那家伙真惨，你也太不宽容，太得理不让人了。别太在意这种事，美国也一样反了这么多年种族歧视，很多人对黑人还不信任。”我说：“你是让人欺负得少，一个受人欺负的人有什么资格去宽容别人，你也小心点别让你们美国总欺负中国，那天中国翻了身第一件事把你们开除联合国。”
两个英国妾
在香港工作的十几年经常去国外出差，公司的股东和合作伙伴也有很多洋人。在外国人眼里我不是大陆人了，我是华人，因为他们从讲话和外表根本分不出你是新加坡人，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人，有许多人连台湾，香港和大陆是什么关系都不知道。我敢说就是成功之后的李嘉诚在国外也一定受过歧视。因为外国人不认识他，就是知道的也不一定认出来，就象我们看老外一样长的都差不多，他在不认识他的外国人眼里跟你我一样就是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
记得一次在纽约乘地铁，我们四个人由一个在纽约住七年已拿美国护照的中国人陪着，那个在纽约的中国人穿着一身鲜亮的西装，梳着一个纽约人都直偷偷打量的美国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油光锃亮后面还带辫子的大背头，带着在地铁里也不摘的墨镜，脚穿一双可把牛肚子踢穿的黑白两色的大尖皮鞋。一上车没有座位，可一个足有一米九十高的黑人躺在我们面前的凳子上睡大觉，他一个人正好占了五个人的座，车一晃把他弄醒了也可能根本就没睡，他那无神的大白眼睛翻动了两下，看了看他面前站着的五个眼睛不敢同他对视的中国男人又闭上了。全车人就我们几个站着，车开了整整二十分钟，我们五人不断左脚换着右脚却没一个敢把那老黑叫起来。车停了，上来两个颤颤微微的足有七十岁的白人老太太，她俩一上来看别的地方没座位了，径直走到那黑人边，用手把楞一下那大长黑人的胳臂毫不客气地说：“坐起来，我们要坐下！”那黑人很不情愿地用看起来总也洗不净的黑手背擦了擦眼腈坐起来。两个老太太互相搀扶着坐下，又用手指指那黑人还让出的两个座位对我们说：“你们也买票了有权力坐。”全车的人都在看这场戏，我们五个中国人谁都没要勇气坐下，只是我那纽约朋友尴尬地向那两个老太太说声谢谢。省下的车程我们谁都没讲话，只是一心盼着快到站吧。一下车我们四人不约而同地把这次丢尽脸的责任全推到那纽约华人身上，说：“你他妈就是在美国住70年，腰里别两把枪也成不了美国人。”他被我们说急了，红着脸大声说：“换了是你，你敢吗？”
可有人敢，美国洛杉机暴乱时全世界在电视上都看到了，南韩人端着机枪站在房顶上同黑人暴徒对峙着。旧中国给世界留下了什么？是带辫子的男人，鸦片和妻妾同屋的制度，这是今天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要接受的历史，不管是李嘉诚还是偷渡到国外穿西装的中国新苦力。华人给现代世界的总体印象是勤劳吃苦胆小怕事贫穷落后，只是近二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才有所改变，但长城不是一天建的。当然华人有很多优秀人物，但在你面前走过的十个华人有九个穷时，剩那个富的有时会被人家认为穷。
因此如果李嘉诚在国外受了别人歧视实在是受了我们这些穷人的连累。
去年九月在伦敦，同一个香港朋友搭出租车，开车的是个五十左右秃头的白人，一上车他就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我们说是中国人，他马上说：“中国人，那你们好哇，一个男人可以找几个老婆。”我说：“什么？”他说：“就是妾。”妾这个词是个不常用作口语的英文词，我为了确认我是不是听对了。我说：“你说的是concubine？”他说：“是。”他哪知道我刚刚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出来，正为那里展出的被八国联军抢来的还堂而皇之写着的“可能来自北京圆明圆”的中国文物而生气。我马上回答说：“是，我这次来英国就是来会我的两个英格兰妾。”他转过头瞪大眼问：“什么，你是说你有两个英国太太？”我说：“不是英国太太，是两个英国妾。”他有点不相信地说：“那你一定很有钱了，你是做什么生意的？”我说：“军火，专门向北爱尔兰军出口。”他感道不对味了，哼了一声不再理我。我那朋友祖籍上海，出生香港，本科读英国牛津，研究生拿的是哈佛的硕士，现任职世界最大的一间投资银行。他用中国话跟我说，你太敏感了，别以为英国人都有文化，有些人一辈子也没出过国，他可能一本中国历史书都没读过，他那点中国知识可能就从象他那样水平的人嘴里或电影里得来，他可能真的认为中国还可以妻妾成群哪。
我说，我没法不敏感，对他，我是留辫子中国苦力的后代；对我，他是趾高气扬的杀入北京的八国联军的后代。我爷被他爷打败了，谁都可以揭这疤就他不行。
我又说：“你当然说的轻松，你爷带你爸49年从上海拿着大把金条跑到香港，香港人当然不会歧视你，你爸又娶了同样从上海跑到香港的你老爷带来的你妈生了你，你含着不说金钥匙也起码是银钥匙在香港长大，又到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受教育，还不够又到美国最好大学读商学院，毕业又受雇美国的最大投资银行回香港做，你当然不敏感了。我可是在北京被人称东北人，在广东被人喊北方人，到香港又被叫大陆人，到国外又是华人，这么一路受歧视过来的。”他刚说：“不对，”我又抢着说：“什么不对！你们他妈一个香港华人还捐钱给这个大英博物馆，让他妈英国人在里面修个中国馆专摆从中国抢来的东西在全世界面前羞辱我们中国人。刚在里面羞辱完了，一出门又碰这么个傻冒英国司机，我能不敏感吗？下车！不坐了。”我越说越气，我同那傻冒英国司机大喊一声：“停车。”他回过头来，瞪着那全世界出租车司机特有的疲惫眼睛不解地问；“你们不是去酒店吗？”我说：“不去了，先会我的英国妾去！”下了车后，我那朋友说：“你怎么跟我发上火了。”我一想也是，憋不住地一下笑起来，又说：“英国人咱不敢骂，反正香港回归了我就欺负欺负你吧。”他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这些事我都碰到过，你知不知道牛津有多少贵族家出身的学生，那些人连一般英国人都瞧不起，何况我一个殖民地来的外国人。我再告诉你克林顿牛不牛？可美国东部那些传统的望族仍然看不起他，并不是因为来温斯基的事，而是嫌他出身低下举止粗俗。这世界从有人那天就没平等过。你急什么急？你有效生命顶多六七十岁，你只有好好完善你自己的份儿，你如能经常飞头等舱住五星酒店，受歧视的可能性就少，反过来你再少歧视歧视别人，就算对得起这个世界了，一个人改变自己都那么难，你还想改变别人？”
黄人奴隶主
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有人歧视华人，这就同东北城里人歧视乡下人，北京人歧视东北人，广东人歧视北方人，香港人歧视大陆人道理一样。发达国家有相对不发达的人，这些人中又有一部分人极想发达又发达无望的人，他们就要找比他们还不发达的人出气。看来我再走就应该去非洲了。
我曾去过五个非洲国家，我在那没有受到过歧视，到任何地方黑人都很友好跟我打招呼，一照相他们就主动挤过来跟你照也不问你会不会把照片寄给他们，可他们一挤过来我就下意识地捂紧钱包，因为当地华人告诉我要注意，他说时的眼神和口气充满了对黑人的不信任。我的华侨朋友在莫桑必克是个很吃得开的人，他拥有全国唯一的中餐馆，总统都经常到他那吃饭。一次他把我们俩个中国人接到他家去，路上看到很新鲜的大椰子，停车买了十个放到车尾箱准备到他家喝。他家住六楼正赶上电梯停电，我说我们一起把椰子拿上去吧，他说不用，指着那黑人司机说让他们拿吧。中部非洲的热本来就受不了，再爬六楼，进屋后每个人都躺在沙发上大喘气。一会儿听到楼梯传来重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进来的是那个小个黑人司机。他一手抱一个大椰子慢慢开门进来又走进厨房，我以为他是上来叫人一块儿搬，顺便抱上两个。厨房里传来我们听不懂的说话声，接着听到那两个椰子落地声，他出来下楼了。又过一会儿，门口又听到沉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又是他一人抱两个大椰子来。莫桑比克的椰子比海南岛的大，一个男人一手抱一个已是满负荷了，因为买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抱两个放到车箱里，我知道那重量。可这比我还矮半头的黑人司机，顶着四十度的高温，爬六层楼，还要抱两个那么大的椰子，而且是第二趟了。这时我们每个人气已喘匀左手持一杯冰镇啤酒右手拿根烟在享受着。我惊讶地问，他就一个人搬啊？那华侨说，是。我说，那怎么不给他找个筐？他们抱惯了。我说，什么？他说，你没注意到很多黑人女的习惯用头顶东西，男的用手抱，物质贫乏的社会人们使用工具的机会少。我的华侨朋友是学经济学的，他象在课堂里讨论学术问题那么平静跟我讲。我还问，你刚才不是说，他们搬吗？怎么也没别人帮他搬？他说:“厨房里还有一个，正在给我们开椰子哪。”这是他的原话，他没有说厨房里还有一个“人”，尽管这是十一年前的事情，我仍然一个字不差地记着，因为他那么随意地少说了一个“人”字。
那是88年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我觉得他整个一个活生生的黄人奴隶主。可是在人家我又不好说什么，可刚才抽烟喝酒的享受立刻没了，在那坐着心里七上八下地就怕听那脚步声。正说着门口又响起那脚步声，那个小司机慢慢地用屁股把门顶开，在慢慢地进来转过身把门用屁股关上。当他脸冲着我们时仍象前两次那样缓缓地点一下头露出一个标准黑人的腼腆的微笑。但我最不敢看的是，他脸上那一滴滴象油的汗淌到那绿色的椰子上再淌到那黑手背上。我猛吸了一口烟说，就省四个啦，咱们四个下去一人一个拿上来完事了，我那华侨朋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算了，算了，别拿了也够了。然后他就几里轱辘冲那连衣服都湿了的司机说一番葡萄牙语。那小黑司机进了厨房，一会他和一个比他高一头的大黑人从厨房出来，每人双手捧着一个开好了的椰子摆在我们面前，当我说谢谢时，他俩一起一呲黑人特显眼的白牙一笑，转过身象排队走一样又回厨房拿出两个。当他们第二次回厨房不出来了，我才吸一口那椰子，真不好喝有股尿味。我那华侨朋友看我有点心不在焉，猜出我在想什么，因为他在新中国生活过三十年。就说你别以为你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就要讲平等，我告诉你莫桑比克也是社会主义。我今天雇他让他抱椰子他一天就能吃两顿饭，否则他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他们很喜欢给华人打工，说华人比白人善良。华人在非洲除了南非之外地位很高，一般人都可请几个黑人帮工，这里的黑人很友善不象美国黑人那么凶。所以我总劝要移民的中国人到这来，别总盯着美国，到那儿准受人欺负；在这可以作皇帝。黄先生你说我说得对不对？我说，对你，可能对；对我，不知道。
等我到安哥拉经过下面的事，我才知道那个莫桑比克华人说的，对我，不对。
从莫桑比克出来，就到了安哥拉。几个当地华人朋友带我去参观一个在沙漠里的农场。往返十个小时车程大家换着开，反正沙漠里也没什么车。正赶上我开时，一转弯看到两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在路中，旁边停着一辆载满同他俩一样全副武装的军人。当时安哥拉正打仗，晚间八点就宵禁，为了晚间之前赶回城里，我的车开得象疯了一样。我开第一辆车，怕急刹车后面的车追尾，因此只能慢慢的点刹。他俩看我的车速还太快，竟从肩上把枪拿下来指着我们。我下意识地一脚把车踩死，车打横停下了。说实在的，从第一眼看到他们我就慌了，我慌的第一个原因还是和平时期的文明的反应，因我没有当地的驾驶执照也没带国际驾照，我想这下坏了，无照驾驶在该安哥拉该怎么定罪？脑袋已出汗了。可当我看到他们把枪举起来时，我完全忘了我还开车一下把手举起来，车一晃又连忙放下一只手。
事后想电影里的人被枪一指就举手的动作，一定是人的下意识作，这不用别人教。车停下来他们把枪也放下了，我的那只手才放下来。一个全身迷彩服的黑军人把AK47冲锋抢横挎在脖子上走过来，刚要下车就听车里的华侨严厉地说：“黄先生，不要下车！”我的手象被烫似地把半开的车门又关上。他过来冲我讲了几句话，我摇摇头说不懂，我问那华侨他说什么，他说，他讲的不是葡萄牙语他也不懂。那个大孩子脸的军人突然用手做了个抽烟的动作，这我懂！车里四个人就我抽烟。我连忙掏出我吸的万宝路抽出一只递给他，也抽出一只给自己想跟他拉进点距离。可车里那华侨突然大叫声，都给他！我怕侮辱他胆胆怯怯把那半包递给他，突然那一车军人大声鼓掌欢呼起来，接着那年青的军人给我一个敬礼，又做了一个优雅的放行的手势，我把我那只还没来得及点的烟也塞给了他，大声说了句谢谢，把车一溜烟开跑了。车走一会儿我感到后背一阵凉，原来不仅是头，全身都出汗了。回到酒店我立即给那在莫桑比克的华侨打电话说，哥们，你说的对我不行，尽管在非洲我能当大富翁，不会受人歧视；但我还是要找个歧视我的地方去。
想飞的心
我十七岁的女儿由我太太陪着从深圳去澳洲墨尔本读书已半年。一天她来电话说：“爸爸电视里正在放一部很反动的电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反动。”她连用了三个非常，我忙问什么电影？怎么反动？她说，是一部美国片，讲的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犯事了，然后中国司法机构不判决就把他抓起来了，搞得他很惨很惨。你说这是真事吗？她打的是越洋电话，我们相隔八千公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电影也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年代的事，我只能说有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我女儿说：“要是真的，可完了，中国那么衰。”接着我听她的声有点不对，好象哭了，我马上问：“怎么了？”那边果然传来抽抽涕涕的声音，她哭着说：“同学都会看这个电影，他们会瞧不起我了。”我马上明白是怎么会事了，我说，那美国电影也有很多演美国坏警察的，那美国警察都是坏蛋？我又说你那些澳洲同学很成熟的不会相信电影就是真的，如果你的同学真认为电影是真的那就是太无知了。
可她那边好象对我的解释不信服，还捧着电话在抽泣，我对我的道理也好象不太信服，但又想不出更让她信服的道理。我有点火了，但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我，为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说：“怕别人看不起就回中国吧。”那边沉默了一会说：“你跟妈妈说吧，妈妈找你有别的事。”我还想同她再说，我急的冲电话大喊女儿的名字，那边却传来我太太的声音，我知道我没有解决我女儿的问题。我知道我也不能解决我女儿这个问题，因为我给她的基因是黑头发黄皮肤。
当我把此文写好晚间传给在澳洲的她，第二天收到她的电邮。她说：“爸爸从你的文章我才知道你有这么多秘密。我明白了，为了让我的下一代好受些，我要是结婚就找个老外，让他们的血液里流点被人瞧的起的血。当然这是笑话！你别着急因为我已决定不结婚。顺便告诉你我们班里有个很有名赛车手的女儿，她们家难以置信地有钱，她身上穿的除了Gucci就是proda，很多同学又嫉她又以跟她交往为荣。我真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那么富有，这世界太不公平了，但是没办法了。我也有些嫉妒，你知道了这是人性(注：她才十七岁就想讨论人性！？比我十七岁时强。)，是人谁不想有。但我不是太嫉妒她，因为她花的钱都不是她自己的挣的。我知道在学校是进不了她那个圈子了，但将来说不定她还进不来我这个圈子呢。”
看来，我给我女儿的不仅是黄皮肤黑头发，还有一颗想飞的心。我二十四岁才从东北跑出来，连ABC都不知道；她十六岁就从中国跑到澳洲，嘴上哼的是澳洲孩子也刚会唱的back streetboy。但她未来要走的路不会比我平坦。一个想飞的心那有容易的路可走？可不想飞的心就有容易的路吗？再说那有不想飞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