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陈受宜姐姐提供他们兄妹纪念父亲100周年时怀念父亲的文章：
永久的怀念－亲爱的爸爸
洁白的百合花献给您，父亲!
陈受钧 陈受宜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十七年前对我们刻骨铭心的那一刻，永远都像发生在昨天。
1988年初的那个周末，为了协调动物志的研究，父亲整整2天都在忙着找当事人谈话，在此之前他已经感冒好多天了，我们曾劝他去医院，可他总放心不下动物志的编写，说协调好了就去。那天早晨他还在担心：“协调的双方虽已口头答应，会不会执行呢，……”。八点四十分，接他去医院的车来了，他说，不是九点多才走吗？是的，九点十分，父亲去了，就在去医院的路上。父亲走得匆忙，走得猝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但是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刚正不阿，严谨治学的精神永远留在人间!
在我们的心目中，父亲是慈祥、可亲的好爸爸，从来不曾责骂过我们，总是在言传身教中，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51年，父亲执行国家任务去了朝鲜前方，妈妈和我们都非常担心，后来爸爸告诉我们，他们每到一地都住在志愿军军营，一次，他们刚转移，美军就炸毁了那个营房，另一次，在山路上，前面的军车翻到山沟里，我们问他怕不怕，他说：“怎么不怕，可是国家需要，怕也一定要去啊”！ 50年代末，他到北京，就任中科院昆虫所所长，他邀请了钦敬德、马世俊、龚坤元、
文革后期，中科院组织了编写生物史小组，在讨论到遗传规律时，有人竟认为不存在基因并反对将相关研究结果写入书中，为此，争论得非常激烈，妈妈劝爸爸不要与原本关系不错的同行伤了和气，再者，恩格斯说过生命是蛋白体存在的形式，在那个年代，搞不好就会被扣上反恩格斯的帽子，甚至上升到反马列，反革命。但是父亲却坚持着，他说，如果不将真实的科学介绍给大众，就是犯罪！果然，有人向领导反映了“陈世骧的反恩格斯言论”，幸亏秦力生同志已经主持工作，结果以学术争论中的不同观点了结了此事。
父亲是一个敦厚的长者，对年轻人关爱备至，时常有人上门或来信请教问题和请他修改论文，他总是认认真真的回答和修改，有时改得很多，甚至观点的修正和提高，作者真诚地希望在论文上加上父亲的名字，但是父亲坚决拒绝，他说，给后辈改稿子，提点看法是应该的，培养人才不一定非是自己的学生，通过改论文，能提高他们的水平，也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父亲顶顶反对只改了几个字，甚至只看了一遍就把自己的名字加上的行为，他认为这是变相剥削。前年，一个相识多年的年轻院士朋友在偶然间知道我的父亲是陈世骧，他对我说，当年他还是复旦大学学生时曾给父亲写过信，父亲认真地回了信与他讨论问题，使他很感动。在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常有人对我们说在教科书上读到父亲的工作，在讲课中提到父亲的观点，每次，我们都有一份深深的感动，虽然他老人家不在了，他的思想永在。
父亲所从事的专业是个传统专业，有人认为系统分类学太老了，没有什么价值，父亲却很不以为然，他常说，“系统分类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系统分类学与物种的进化密切相关，物种进化中更有许多未知环节，没有落后的专业，只有落后的技术，传统专业要用新技术来充实，解决以往不可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怎能说没用？”。父亲一直希望能与我们合作在系统分类学及物种演化中运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数学（现在已发展为生物信息学）方法，可惜因为我们都忙于完成自己的课题而未能如他老人家的愿，成为永远的遗憾。
父亲非常重视学习生命科学新知识，了解新进展，图书馆是他最爱去的地方，在他每次生病住院的时候都要我们到图书馆帮他借新期刊。父亲五十多岁时自学了高级生化，文革后学了分子生物学，虽然他的研究不见得用得上这些知识，但是他说，一个生物学家必须掌握生物学的基本知识，了解生命科学的重大进展，才能开阔思路，想得更远。
父亲极其谦和、朴实，厌恶虚荣和奢华，生活很简朴，为数不多的几套西服只在参加国宴，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才穿。我在中关村上班时，时值冬日，有位同事对我说，“上下班常见一老头，头带一顶怪怪的黑毛线帽，身穿中式棉袄，外加一件皮背心, 人家说是个学部委员，原来是你爸”。父亲就是如此，凡生活事，简单、实用便好。
父亲酷爱足球，也爱打网球和下围棋。在上海的时候常带我们一帮小孩在岳阳路320号大楼后的草地上踢皮球，与冯德培伯伯打网球时，常许我们以糖果，让我们帮着捡球。到北京后，主要以摆围棋谱为乐，也常和我们一道唱歌，除了几首法文歌外，最爱唱的是“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唱起来很投入，往往一连唱两遍。父亲虽然是生物学家，可文学底子不薄，喜爱古典文学，最爱读古文观止，读起来朗朗有声，摇摆着身子，沉浸在太史公的意境中。
生命来自海洋，根据父母的愿望，不久父亲和母亲将回归大海，回到生命来自的地方。我们没有为父亲立碑，父亲的纪念碑立在后辈、后学们的心中！
爸爸，您一百岁生日快到了，谨献上一束洁白的百合花，祝您生日快乐，在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