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杂谈 醇酒篇（六）酒的别名和酒害

酒是诗词的永恒主题，古诗词经常用酒的别名，例举如下供大家吟诗填词时参考：

杜康，曹操《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句。

曲生，唐人郑棨小说《开天传信记 曲秀才》中有秀才曲生化酒的故事。后以“曲生”为酒的别称。陆游《初春怀成都》诗：“病来几与曲生绝，禅榻茶烟双鬓丝。”

黄封，据《书言故事 酒类》记载“御赐酒曰黄封”，是指皇帝所赐的酒。苏轼在《与欧育等六人饮酒》中写道：“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

白堕，相传晋人刘白堕善酿美酒,“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城人争相购之，用于馈赠。事见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城西法云寺》。后因以“白堕”为酒的别称。苏辙《次韵子瞻病中大雪》诗：“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

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元代张养浩在散曲《普天乐•大明湖泛舟》中写道：“杯斟的金波滟滟”。

酒兵，因酒能解愁，就像兵能克敌一样而得名。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与兄子秀书》有此称谓：“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唐代张彦谦《无题》诗之八：“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

钓诗钩、扫愁帚，古时诗人借酒激发诗兴，解忧消愁，故称酒为“钓诗钩”、“扫愁帚”。苏轼《洞庭春色》诗：“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忘忧物，因为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故就借此意而取此名。陶渊明《饮酒》诗之七：“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壶自倾。”

欢伯，此别号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 坎之兑》：“酒为欢伯,除忧来乐。”宋代杨万里《和仲良春晚即事》诗之四:“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金代元好问《留月轩》诗：“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壶觞，本来是盛酒的器皿，后来亦用作酒的别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白居易《将至东都寄令孤留守》诗：“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

狂药，因酒能乱性，后辄能使人狂放不羁而得名。唐代房玄龄在《晋书 裴楷传》有这样的记载：“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石崇)酣宴，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崇乃止”。唐代李群玉《索曲送酒》诗：“帘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

醍醐，“醍”字意为好酒，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周礼 天官 ，酒正》篇记载了古时酿酒业，对酒澄清的程度分为五个等级的细节：“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醍齐、五曰沈齐。”醍是仅次于沈的清酒。而“醍醐”本意指发酵乳脂，转指美酒。白居易在《将归一绝》诗中写道“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迎我归。”

青州从事，美酒的别称。据南朝宋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术解》记载：“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事者谓之‘青州从事’。”“从事”原为官名。黄庭坚《行次巫山宋懋宗遣骑送折花厨酝》诗：“攻许懋城终不开,青州从事斩关来。”

曲道士、曲居士:这是对酒的戏称。陆游在《初夏幽居》诗中写道：“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黄庭坚在《杂诗》之五中写道：“万事尽还曲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宫”。

清圣、浊贤。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引《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因此,后人就称白酒或浊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唐代饮中八仙之一李适之《罢相作》诗：“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陆游《沂溪》诗：“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北风。”

流霞、霞液。王充《论衡 道虚》写一传说：项曼都好学仙道，后随仙人上天，饮流霞一杯，数日不饥。后以“流霞”、“霞液”指美酒。北魏庾信《卫王赠桑落酒答奉》诗：“愁人坐狭邪，喜得送流霞。”唐代道士吴筠《游仙诗二十四首》之七:“霞液朝可饮，虹芝晚堪食。”

香蚁、浮蚁，因酒味芳香，浮糟如蚁而得此名。韦庄在《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二十韵》诗中写道：“闲招好客斟香蚁，闷对琼华咏散盐”。

绿蚁、碧蚁，: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别称。白居易《问刘十九》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宋吴文英在《催雪》中写道：“歌丽泛碧蚁，放绣箔半钩。”

杯中物，因饮酒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始于汉孔融：“座上客常满，樽(杯)中酒不空”。陶渊明《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杜甫《戏题寄上汉中王》诗：“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

最妙的是居然能从醉酒中悟出武术套路，创造了醉拳、醉剑、醉棍。醉拳从形态上，主要可分为斟酒、初饮、微醉、颠狂醉、烂醉及醒酒等几种醉形、醉态。醉拳有不少是跌扑滚翻动作，如扑虎、栽碑、头翻、侧空翻、后空翻、摔盘，双飞爷与跌、旋子转体360度、金绞剪、鲤鱼打挺、乌龙绞柱等。醉拳的技击特点是以醉形、醉态，迷惑对手，并在技击中要求形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手捷眼快，步法身变，刚柔相济，形神合一，意气相配，克敌制胜。实战战术讲求虚守实发，逢击而避，乘隙而入，指东打西等。醉剑奔放如醉，乍徐还疾，往复奇变，忽纵忽收，形如醉酒，毫无规律可循，但招势中讲究东倒西歪中暗藏杀着，扑跌滚翻中透出狠手。醉棍是棍术的一种，它是把醉拳的佯攻巧跌与棍术的弓、马、仆、虚、 歇、旋的步法与劈、崩、抡、扫、戳、绕、点、撩、拨、 提、云、挑、醉舞花、醉踢、醉蹬连棍法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极为实用的套路，传统醉棍是流传于江苏、河南的《少林醉棍》

饮酒应该有度，饮酒及乱就会发生祸害，所以禹就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他的儿子夏启就是沉湎于酒，孙子太康因此失国，直系后代夏桀成为第一个不幸被言中的帝王。他日夜饮酒作乐，据说酒池修造得很大，可以航船，醉而溺死的事情时常发生。民众的生活则十分困苦，他们每年的收成难得温饱，臣民指着太阳咒骂夏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于是就有商汤革命，取代夏朝。商朝（约前1600年—前1046年）经历17代31王，商代前期多次迁都，到盘庚在位时，定都於殷（今河南安阳），并固定下来，从此商朝也称殷朝。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直至武丁即位以后，商四出讨伐，征服了周围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商朝达到全盛时期。武丁死后，商朝逐渐衰落，殷人之好酒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商朝末期，自祖甲以后诸王贪图安逸，殷人亡国于酗酒，这似乎已成了历史的定论。比较清醒的微子是商代末王纣的叔叔，自己也说：“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天下。”（《尚书 商书 微子》）商朝的最末一个君主纣，其罪行几乎可以说是桀的翻版。《史记》说他“好酒淫乐……于是使师涓作新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最（聚）乐戏于河丘，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后代君王因酗酒丧身的还有新莽、东汉之间的更始皇帝刘玄，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符生。

发生于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六月鄢陵地区（今河南鄢陵西南）的晋楚争霸的最后一战，以楚军失败告终。楚军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决战前夕，楚军主帅司马子反醉酒，楚王无法和他商量决战计划，不得不退兵，子反因此自杀谢罪。汉武帝的表叔窦婴（武帝祖母的侄子）和其好友灌夫遭到灭族之灾，根本原因当然是外戚之间的争权夺利，但其诱因根据《史记》记载却是魏其侯竇嬰宴請武安侯田蚡时，将军灌夫使酒骂座得罪了田蚡，这个田蚡是武帝母亲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弟，于是结了仇。这些都是历史上因酒误事或因酒惹事的著名事件。小人物也同样如此，《水浒》中宋江在江州浔阳楼醉酒题诗，遭黄蜂刺诬告为反诗，被打入死牢就是一例。现在有不少群殴案件、强奸案件、恶性交通事故往往和当事人醉酒相关。

饮酒失德亡国丧命早在三千年前就引起重视，《尚书 周书》中有一篇《酒诰》就是一篇禁酒的文告，也是我国最早的禁酒令。这是周公姬旦告诫小弟弟卫康叔姬封如何治理人民的三篇文告之一，《酒诰》明确指出酗酒是殷商亡国的主要原因，周王室要吸取这个教训，戒酒、禁酒。由上海博物馆长期借给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由此可见，周代初期对禁酒的重视。饮酒要有礼有节，古代一些专门讲礼节的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几乎没有一本不提到饮酒必须遵守一定的“礼”。后来，明代“公安派”的创始者，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看到酒徒在饮酒时不遵守酒礼，深感长辈有责任，于是从古代的书籍中采集了大量的资料，专门写了一篇《觞政》。这虽然是为饮酒行令者写的，但对于一般的饮酒者也有一定的意义。就是何时要用酒，何时该用何酒都须合乎中国传统礼节。在西周，对酒礼的规定已经十分具体了，连饮酒的时、序、数、令也格外讲究。所谓“时”，乃是要掌握饮酒的时间，只有天子与诸侯加冕、婚丧、祭祀或其它喜庆大典时才可饮酒；所谓“序”，是指应遵守的等级次序，按天、地、鬼（祖）、神、长、幼、尊、卑的次序来饮酒；所谓“数”，即严格控制饮酒的数量，每饮不超过三爵；所谓“令”，就是必须服从酒官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