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云笼罩阳光城:张经武与达赖喇嘛的较量
意外受命中南海
1951年春,张经武刚刚就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不久,一件与其职务几乎毫无联系的大事落到了他的肩上:毛泽东要他同李维汉、张国华、孙志远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登旦达、土登列门、桑顿·登增顿珠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李维汉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藏还没有解放,其上层人士正在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直到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藏的门户昌都,西藏地方政府才同意派代表来北京谈判。
1951年4月29日到5月23日,经过二十多轮协商,最终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
张经武没有想到的是,协议刚签订,他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中央还要求他立刻启程,经香港、印度,到西藏的亚东去会晤达赖,然后进驻拉萨。
张经武所以必须先去亚东,是因为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集团内讧,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下台,十六岁的达赖亲政,掌握了政教事务大权(按西藏历史惯例,达赖不满十八岁是不能执政的)。西藏地方政府仓促为达赖举行了亲政仪式后,一些亲帝国主义分子便把达赖挟持到边境小镇亚东,想伺机把他带到国外。因此,尽管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已经签了字,但如何实现还是问题。特别是如何具体协调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如何处理西藏上层集团内部的矛盾,这些都不是在北京谈判所能够解决的。这样,中央赴藏代表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艰巨。
党中央非常关心张经武的西藏之行。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向他交代了入藏任务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随后,毛主席在丰泽园接见了他。毛主席很关注达赖的去留问题。他向张经武指出:从达赖的来信看,他是不会很快逃到国外去的。但达赖年幼,他周围的一些反动分子会煽动他向国外跑。毛主席说,张国华率领的十八军从昌都入藏还要作一些准备,抵达拉萨当在三个月后,所以,派张经武从香港一印度一线去亚东见达赖,是要劝说、敦促他早日返回拉萨,以免部队进藏后,造成不明真相的达赖出走的复杂局势。毛主席最后交给张经武一封亲笔信,委托他转交达赖。
谈话结束后,毛主席把张经武送到门口,一再叮嘱: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实行爱国一家,一定要说服达赖返回拉萨。
中央领导的关心,使张经武感到肩头重担千斤。当时,对于大部分干部来说,西藏是神秘而陌生的,张经武同样对它知之甚少。而且那里没有党的组织,没有群众基础,进藏后的一切工作将完全依靠他去独立进行,这无疑是对他的严峻考验。
经过几天匆匆准备之后,张经武轻装简从,仅率十二人,于1951年6月13日离开北京,奔赴雪域高原。
艰难跋涉会达赖
与张经武同行的,有他的助手乐于泓(即阿乐,中共西藏工委办公厅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十八军联络部部长)、副官李天柱、藏语翻译彭哲、医生徐乐天、机要秘书兼译电员郝广福及警卫员等。另外,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登旦达和翻译彭措扎西(达赖的姐夫)也同道返藏。
到达香港后,为了争取时间,张经武率乐于泓等三人,与凯墨·索安旺堆等先期飞往新加坡,转道印度加尔各答飞抵孟加拉邦北部的小城锡里格。之后乘汽车蜿蜒北上,于7月10日到达印度北部通往西藏的交通枢纽噶伦堡。噶伦堡是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的桥头堡。由于其交通位置重要,在过去几十年中已日益繁荣起来。这里的居民除印度人外,还有尼泊尔人、西藏人和一些西方人。这里也是外国特务、间谍往来麇集的地方,他们活动的目标就是西藏。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挥着西藏上层中的一些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分裂活动。
在噶伦堡,中国驻印使馆安排张经武住在喜马拉雅饭店。当张经武到达时,亚东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帕里宗本(相当于县长)雪康·索郎塔杰,以及本地的西藏商务代表处官员和一些西藏大商人,已经在饭店门口迎候多时了。双方见面后,张经武特别表达了对达赖的问候和关心。
当天下午,张经武约见驻噶伦堡的西藏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释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内容,一再强调中央对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希望有关人士将中央的态度转告给达赖及其周围的人。晚上,西藏商务代表处官员以及与达赖有密切关系的大商人邦达养壁·桑都仁青等,为张经武举行了宴会,气氛融洽。
次日,张经武一行从噶伦堡出发,向亚东前进。到了锡金的首都甘托克后,再向前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就改为骑马,在蒙蒙细雨中继续前进。经过艰难跋涉,克服了高山缺氧等严重困难,他们终于翻过海拔四千三百公尺的乃堆拉山口,进入西藏境内。
7月14日,张经武等到达亚东的仁青岗。噶厦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秋率领部分僧俗官员和达赖的警卫团官兵数十人,出亚东十里迎接。张经武刚刚下鞍卸装,就要求噶厦早日安排与达赖见面。
第二天,几位噶伦前来拜见,告知达赖住在离亚东十余里外山脊腰上的东噶寺,并约定16日与张经武在该寺会晤。但噶伦们提出,会见须有“达赖升座,百官伺候”的仪式。张经武到来时,达赖将下座相迎,接毛主席信后再升座。张经武的座位设在达赖座位的右下侧。
“升座”是封建的面君之礼。西藏政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用这样的礼仪来接待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张经武当即严词拒绝。西藏政府代表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要求,商定让张经武上山后先在帐篷内休息,然后直接进入达赖卧室与之相见。
16日,张经武在然巴·土登贡秋等噶伦陪同下,登上东噶寺。当他走进达赖卧室时,达赖立刻从坐椅上站了起来,跨前几步迎接,并给他让座。
互致问候之后,张经武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毛主席对您这种爱国态度非常赞赏,非常高兴。”随即向达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副本及附件。
毛主席在信中感谢达赖委托阿沛·阿旺晋美转来的信件和礼物。信中说:“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
会晤约一小时。达赖虽不很热情,但通过会谈还是消除了一些疑虑,坚定了他返回拉萨的决心。
与达赖会晤后,张经武立刻将会晤情况写成电文,让机要译电员郝广福译成密码,通过西藏地方政府电台发往新德里中国驻印使馆,转报中央。
几天后,达赖就启程返回拉萨。临行前,还特地从他的马厩里选了两匹枣红马,送给张经武和乐于泓骑用。
7月23日,即达赖离开亚东的第三天,张经武也从亚东向拉萨进发。由于达赖一路上要接受僧俗群众的顶礼膜拜,并为他们摸顶诵经,结果张经武反比达赖早到拉萨十天。
阴云笼罩阳光城
达赖到达拉萨后,张经武一再催促他向中央表明对十七条协议的态度。但直到10月24日,达赖才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要“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两天之后,即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入藏部队第十八军军部和主力抵达拉萨,并先后进驻西藏各边防重地。次年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成立西藏军区。而后,中央任命赴藏代表张经武兼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与此同时,二十八年前与达赖集团结怨而负气出走青海西宁的班禅集团,经中央调解,也踏上了返回西藏的旅途。西藏形势在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为西藏的美好明天祝福。西藏上层中的一部分人,顽固坚持其分裂祖国的立场,始终阴谋破坏和平统一的进程。
原来,达赖出走亚东时曾任命司曹(即代理司伦,达赖以下最高的行政官员)鲁康娃和罗桑扎西临时管理西藏政务。鲁康娃和罗桑扎西理政期间,就在上层人士中竭力煽动分裂主义情绪,支持一批商人和无业流氓成立所谓“人民会议”,从事分裂活动。
张经武到拉萨时,鲁康娃和罗桑扎西均未出面迎接。后来张经武走访鲁康娃时,他竟大放厥词:“过去清政府有一个入藏大臣也姓张(指张荫棠),他只在拉萨设立了一个衙门,没有带什么兵,大家称他‘张大人’。现在又来了一个张大人,你何必带这么多部队?”他甚至声称,阿沛去北京时未授权其谈判军事问题,十七条协议很突然,应该修改。
1951年底,受到鲁康娃等人暗中支持的“人民会议”,拟定了一份意见书: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反对改编藏军;声称西藏原有制度不能变更。“人民会议”分子还“向神发誓”:“粉身碎骨,在所不计。”到1952年1月13日,鲁康娃和罗桑扎西更公然召集噶厦官员开会,作出“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走”的决定。
经过长期策划,骚乱的阴云开始笼罩阳光城拉萨。
3月21日,“人民会议”在甲热林卡正式通过“请愿书”,并决定于3月31日(藏历2月6日)向汉族官员呈递。与此同时,罗桑扎西密令驻防日喀则的藏军炮兵代本(藏军官职)赶回拉萨。
31日,“人民会议”将“请愿书”送至噶厦。在鲁康娃和罗桑扎西的指使下,噶厦将“请愿书”转交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要求他接见“人民会议”的代表。为配合递交“请愿书”的活动,“人民会议”分子一方面裹胁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另一方面纠集藏军和武装流氓分子约两千人,包围中共西藏工委及其外事处和人民银行,在周围房顶架起了机枪。
面对严峻形势,张经武主持召开了全体噶伦会议。这一方面是为了对西藏地方官员进行分化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叛乱者有所顾忌。会上,张经武严肃指出,这次事件是有人在背后唆使的,噶伦们必须立即进行处理,否则要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他还紧急通知达赖,要求他迅速采取措施,制止骚乱。同时,为了达到说服教育的目的,张经武会见了“人民会议”代表,收下了他们的“请愿书”,让他们听候答复。
然而,达赖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到4月1日,又有几个噶伦向张经武递交“请愿书”。同时,两千多名喇嘛拥入拉萨,阴谋抢劫布达拉宫的军火库。大批藏军加强了对张经武住宅、阿沛住宅以及银行、外事处等地的包围,还对阿沛的住宅进行了武装攻击。局势仍在恶化中。
为此,张经武再次紧急通知达赖,要求他迅速、有效地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立刻命令所有西藏地方部队,从即日起各回各营,严加约束。二、立刻命令三大寺(包括其他各寺)在拉萨的所有喇嘛,从即日起各回各寺,并责令各寺堪布严加约束。三、立刻下令遣散所谓“人民会议”的所有人员,各回各家,安分守己,不予追究;所谓“人民代表”,可由噶厦负责,留在拉萨听候接见;中央代表和全体噶伦准备听取一切意见,进行讨论,给予正式答复。四、立刻命令噶厦与藏军商讨联合负责治安的问题;发出联合公告,禁止一切破坏民族团结与和平协议的非法活动,保证恢复、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以安民心。
当日下午,张经武获悉骚乱分子将于晚11时全面动手,立刻将这个消息通报给被留在工委驻地桑都仓的噶伦们,噶伦们颇感惊恐。考虑到多数噶伦已表现出不赞成骚乱的意向,工委决定让他们回家,只留下其中的三个代表人物索康、拉鲁和阿沛,以应付入夜后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由于工委和军区及时采取了军事防范措施,同时又把骚乱组织者之一的索康留在工委过夜,骚乱分子不得不有所顾忌,当晚未敢冒然行动。
4月4日,张经武接到中央指示:“你们应该对达赖采取坚决支持爱护的态度,帮助他处理骚乱事件。最好由张经武设法亲自同他商谈处理办法,使他觉得我们是信任他的。”
据此,张经武于6日约请达赖面谈。达赖答应于8日在布达拉宫见面。
勇闯布宫平骚乱
由于局势仍不明朗,张经武去布达拉宫无疑要冒很大风险。工委和军区的同志们都颇为担心。为防不测,张国华、谭冠三、李觉共同选派了几个得力参谋作为张经武的贴身警卫,另外还配备了一个警卫班。警卫们带上了信号弹和特别赶制的小红布旗,以便发生意外时相互联系、接应。军区部队也宣布进入战备状态。
4月8日那天,张经武步行到布达拉宫山下。为表示会谈诚意,他临时决定只带一名藏语翻译和两个贴身警卫上山,警卫班全部留在山下。
会谈是在达赖卧室进行的,气氛比较紧张。张经武向达赖转告了中央指示的内容,传达了中央关于制止骚乱的方针政策。张经武严肃地指出:“人民会议”鼓吹“西藏独立”,扬言要赶走人民解放军,并制造拉萨骚乱,危害社会安定,这都是严重破坏十七条协议精神的。中央坚持和平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决不愿扩大事态,希望达赖能够进行认真调查,对少数为首的反动分子要予以严惩。
在张经武义正词严的敦促下,达赖也表示了接受中央指示的态度。他说:团结是汉藏同胞的共同愿望,武装骚乱是不好的,已下令司曹予以禁止;对“人民会议”代表所提意见,请中央用和平的方法进行解释,适当安慰;对于“人民会议”,要在研究出恰当的办法后再加以解散,以免引起麻烦。关于对骚乱的调查,达赖询问张经武应如何进行。张经武当即表示:这是西藏地方发生的事件,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调查,解放军可以协助。达赖遂答应严厉查处。
当张经武款步走下山来的时候,奉命在军区司令部广场小河边监视山上动静的作战参谋杨一真,立即向一直在作战室焦急等待的张国华、谭冠三、李觉等作了报告,大家这才放下心来。
然而,尽管达赖作了承诺,分裂主义分子并未有所收敛。中央对此亦早有估计,在4月5日即曾特别指示说:“我们的妥协政策是向达赖及其他中间派实行的,不是向鲁康娃等反动派实行的。因此,不论骚乱是扩大,还是收场(反动派可能见势不佳想收场),我们必须借此次无理骚乱(破坏协议和与解放军敌对)为题,尽可能将反动派痛惩一下。否则,西藏政局不能稳定,爱国分子不能抬头,生产、贸易、医药、修路、统战等工作均不能开展,我们将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鉴于骚乱仍不能平息,张经武就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致函达赖,要求他立刻下令将主张西藏独立、组织领导骚乱的鲁康娃和罗桑扎西撤职查办。张经武在信中强硬地表示:“从即日起,本代表不承认鲁康娃、罗桑扎西的司曹职务,因而也就不再和两人商讨任何问题。”“请您命令噶厦从即日起在您的直接领导下与本代表直接办公。”
两天后,在工委召开的噶伦会议上,张经武将上述信函的主要内容通报给全体噶伦,再次表明了中央的原则立场。噶伦们反应不一,主要是担心撤销鲁康娃和罗桑扎西职务会引起更大的骚乱。为打消噶伦们的这种顾虑,张国华在会上明确指出:如因撤销两司曹而发生动荡,解放军将对达赖及爱国的贵族官员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负责保护。
中央方面毫不妥协的坚定态度终于发生了效力。4月27日,达赖宣布撤销鲁康娃和罗桑扎西的司曹职务。随后,噶厦发出布告,宜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4月28日,班禅堪布厅到达拉萨,为西藏的和平、团结又注入了新的力量。
尽管通往和平的道路仍不平坦,但西藏的历史毕竟翻开了新的一页。为此而殚精竭虑的张经武感到由衷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