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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蘑菇云：60年代初关于原子弹研制的争论
时间：2008-11-6 16:37:15 军事天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展览馆展出的原子弹模型

按：2008年是中国核基地建设50周年纪念，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50年的核工业发展，成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邓小平南巡时曾说过：“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说起来，张爱萍上将与国防科技事业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49年在华东创建海军时。美国1945年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曾在他的心里引起了什么波澜，似已无法求证了。海军建设让他深深体会到了科技、人才的重要。当时，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慷慨，与对中国海军的苛刻，让他明白越是高科技的东西，越是要自力更生。所以，他在搞原子弹的时候，说了“再穷也要有一根吓人的打狗棍”那句形象的比喻。1955年3月，张爱萍将军从华东军区参谋长调任总参副总长，主管军事行政工作开始，就注定了他与国防科技事业结缘。那个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东北基本稳定。与国民党较劲的江山战役也取得了胜利，东南沿海的威胁基本解除。也就是说和平时期已经到来，部队的精简整编，从此提上议事日程，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军队要正规化、现代化。正规化好理解，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恐怕是在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上，张爱萍分管的就是部队整编、武器装备。

在同一个时期，也就是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中央决定组织制订我国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张爱萍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拟制《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并将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自动控制技术，确定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在制订十二年规划的同时，他还提出了《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各军种、兵种、勤务部门，分别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倡导和推动了军内科研与装备技术革新工作的创立与发展。1958年5月，核基地开建的时候，军队的精简整编已经完成，他这位主管军队装备的副总长，分管的正是基地建设。而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和储存器材仓库基地的规划和领导，也都与他分不开。他针对当时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科研分头管理的状况，极力主张并促成了国防科委的组建，实现了尖端与常规武器科研管理的集中统一。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他上山后因为周恩来提前打了招呼，才免受牵连，仍然留任副总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工作成绩是受到肯定的。1960年，他负责组织研究制订了军队八年装备规划，为建设一支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军队尽心筹划。同时，他多次率工作组深入核基地，对于急需解决的问题，能拍板的当场拍板，重大问题立即向中央提出决策建议。这年的11月，他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成功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转年，“大跃进”的恶果赫然显现。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能为多打粮有所贡献，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弹，是不是要搞下去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国防科研内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也有所表现。到这一年的夏天，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时候，两种意见已经尖锐对立，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反对者的意见，理由似乎更充分，苏联公开宣布停止援助，技术上有很多困难，中国自己现有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不足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研制原子弹的困难太大。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困难重重，各方面都要钱，而搞“两弹”花钱多，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如果硬拿，不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而且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也可以更充分。形象的说法是，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为多数人所赞同。但赞成“上马”的人的意见，是从战略上看问题，认为值得为长远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暂停只会使已经建立的基础废弃，队伍解散，再上马等于从头再来，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张爱萍回忆说，政治局开会，有些人提出上马，也有些人提出下马。有一部分人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不行，再加上建国刚开始不久，我们的工业还落后，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干不成，所以要下马。又不能不搞，又说等我们国家初步建设起来后再搞。另一部分就主张上马，主要是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贺龙等几个元帅。

如果将争论的双方划成阵营的话，军方的态度是鲜明的。陈毅元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话很具有代表性：“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这句话虽然广为人知，但与陈毅针锋相对的接下来的一句话却不为人所知：“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这样的话在没饭吃的年代，并不难理解，更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但在原子弹成功后，似乎被有意掩盖了。

刘少奇则建议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据张爱萍回忆，他在华东军区的老上级陈毅专门找他交待调查任务。张爱萍的态度也很明确，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但他对陈老总说，自己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原子弹。这就是张爱萍的性格，实话实说。张爱萍当时主抓的是核基地建设，核研究的事有人在抓，他不愿意掺和。再说毕竟知根知底，说话也随便些。陈毅的话说出来也很直接，不懂你不会学啊？谁一生下来就会？言下之意，你不能光为原子弹研制搞后勤，该你出头的事，你得出头啊。说归说，下级服从上级是部队的传统，张爱萍不能拒绝。再说了，陈毅也不仅代表他个人，他是代表中央在点将。也许，事先就考虑到张爱萍有可能拒绝，所以才由他的老上级陈毅出马点将？

张爱萍接受任务后，先找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原子能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刘杰等人，后来又找了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朱光亚等组成了调查班子。下去之前，他们就定下了四个问题，一是你的任务在全局中处在什么位置？二是目前的进展如何，遇到了什么难题？三是解决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四是满足所需条件之后，最短完成任务的时间？四个问题环环相扣，目标清晰，从跑遍二机部的机关、厂矿和研究所，到拿出给中央条理清楚、数据充分的报告，仅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效率不可谓不神速。在今天，建一个公园的可行性报告，一个月也不一定搞得利索。

这次调查回来之后，张爱萍当然要向国防部长林彪汇报，林彪的态度同其他几位老帅的意见完全一致，同样很坚决。他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这份名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长达五千言的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关键不在于投入，而在于组织协同；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下马之利弊，而在于如何行动，才能搞成。

接着报告明确提出，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各军兵种，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在这里，不必再引用这份报告里有关各部门应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和必须投入的设备有多少，也不必重温报告建议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抽调技术专家、领导骨干、医疗及后勤保障人员；部队支援基建；能源部门解决能源供应；有关省区解决生活供应等内容，仅就报告对“1964年”这个时间点的准确判断，即可知这份报告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对于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报告给出了清晰的描画。当前的主要困难，不是科研攻关的问题，而是工程建设的问题。（这也是能准确判断核爆时间的主要原因。）

这项重大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含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这也是之所以得出关键不在投入多少，而在于挖掘各部门潜力判断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在对各部门的投入之外，并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投入。报告说，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报告的效率为原子能工业的高效定下了一个基调。这对于平息上马、下马之争，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更令人振奋的是，有了一个兼顾各方的新途径。

刘杰回忆说，我陪同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首先在北京了解情况，同时再一个厂一个厂走，到西北，一直到矿山，到湖南选矿场。那个时候整个工程的进展要差很多，但是总的来看，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经过几年苦干，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张爱萍一面看情况，一面给大家鼓气、鼓劲，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

调查报告在11月份，由二机部的秘书刘正威起草。报告递上去之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动静，张爱萍备受煎熬。1962年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国防工业的汇报。刘少奇表示，中央要有专门的机构来抓。十天后，罗瑞卿提交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这就有了11月3日“专门委员会”的成立。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原子弹不再由国防科委牵头，而成为全国性的大战略。国防科委成为主要的组织协调机构。可能考虑到自己任副总长事务繁忙，国防科委是兼职，张爱萍在罗瑞卿的报告上提出：“军队方面已有贺、聂和你参加，我不必再参加了，至于属我们要办的具体工作仍照办。供考虑。”

罗瑞卿自然不会同意，研发的任务虽然有赵尔陆负责，但跑基地、盯制造、搞试验这一系列需要协调的事，都要张爱萍出面才行！首要的问题就是，张爱萍要跑各个大区传达专委会议的精神。精神传达下去，各大区都表示积极支持。

回到北京，张爱萍就开始考虑核试验的事。他先听取了钱三强的意见，又要钱三强推荐一个能挂帅印的人。钱三强推荐了程开甲，当时的中科院核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程开甲根本没提钱的事，这倒很对他的脾气。这位科学家强调的也是机构和队伍，可以说与张爱萍英雄所见略同。张爱萍觉得不能从头搭起架子，那样做根本来不及。必须在现有的力量上动脑筋，核试验所需要的东西，哪个部门能搞出来，就把任务落实到哪个部门。按照张爱萍的思路，到11月26日，程开甲、于敏等科学家，就拿出了《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和《急需安排的研究题目》两份具有指导意义的文件。

中央专委成立后，核试验的步伐大大加快。全国先后有26个部门2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包括九百多家工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兵种参加协作攻关。同时在西部荒漠，各项爆前试验，在紧锣密鼓地秘密进行着。

1963年5月至11月，已成功进行了七次分解爆炸试验。

1964年，是预定原子弹爆炸的年份。原子弹试验委员会成立，张爱萍出任前线总指挥，直接受专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领导。他又组织领导了五院、六院、七院、十院等相关国防工业部门的合并，进一步推动了科研、试制和生产的有机结合。

同年6月，张爱萍又成功组织了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并创造了“连中三元”的佳绩。这些佳绩的取得的背后，是超乎常人的付出和努力。

张劲夫回忆说：“爱萍生病了，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也要下去检查，一个一个焊点，一个一个螺丝钉，一个一个零部件，都要检查到。所以他的工作成绩很牢靠，事故很少。”

另外一件事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空军刚开始运送原子弹部件的时候，张爱萍带着他们跑过好多地方。因为保密的原因，只有他知道所有的部件生产工厂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