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以来的历史，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2、第一个阶段是1949—1978，我称它为“国家精神病时代”，有镇反大屠杀为证，有土改大抢劫为证，有“反右”大迫害为证，有大饥荒死亡3600万人为证（此数据根据最新的权威研究，杨继绳先生的《墓碑》），还有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为证，其最大特征是国家恐怖主义无处不在，人们的基本情感处于全面解体与错乱状态，夫妻反悖、父子成仇、母女反目、兄弟姐妹敌如寇仇都是常见现象。
3、第二个阶段是1979—2008，我称它为“社会精神病时代”，政治制度上从极权时代走向后极权时代的这一总体特征，使得人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但还必须生活在谎言和暴力构成的一定程度的国家恐怖主义与追寻基础自由的状态。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精神特征是理想主义破灭与犬儒主义盛行；随着生活的缓步正常化，人们的基本情感逐渐回归，在此过程中展示出多样化与混乱，各种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纷然杂陈，全社会缺乏统一的有底线伦理的生活方式，间歇性的国家精神病以及原有的国家精神病惯性，使得社会处于精神分裂与错乱状态，人各亲其亲，人各私其私，与外人为敌，与陌生人为敌。
4、第三个阶段，2008以后，是为“个人精神病时代”，当社会的开放持续推进的时候，当制度的变革也在朝前艰难挪步的时候，前两个时期所累积未及全面爆发的问题将全面绽放毒花、结出恶果，人们将长期处于大量社会人格与感情人格都不健全的家庭与社会氛围之中。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理性的自由主义信念艰难起步，庸俗个人主义盛行，许多人的情感变得或偏执或冷漠，各种精神病人、心理疾病患者随处可见，却常常无法分辨，只有出现极端案例的时候才被注意到。
5、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考察现在与未来的社会与个人，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如何面对这个社会，我们如何独善自身——可能的话还要兼济周围。
6、 “文革”初期，仅仅“红八月”大屠杀，北京一个城市被活活打死的文化界人士就达数千人（来自王友琴先生的研究成果）——那是国家精神病时代；在社会精神病时代，这样的情况结束了，但是师道无存，学道也无存却是常态，各个领域都缺乏自己的行业规范，既没有行业独立，也没有行业自律准则；而在个人精神病时代，各类极端事件，虽然不再以国家支持的形式发生，却以个人突发性人格障碍的形式展开，今年10月份连续数起教师被杀案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个人精神病时代”的开启。
7、连续将近60年的愚民教育，它所包含的几项主要指标是：谎言教育、意识形态洗脑、庸俗唯物主义（包括反宗教）、仇恨教育、暴力教育、反文化、反审美、反独立人格、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这十一项特征贯穿于整个官方教育体系。前三十年以暴力贯彻，后三十年则以国家威权为后盾，以实用理性的手段阻挠自由、真善美愛等人类普世价值。
8、大量的教师出于基本的常识，厌恶上述教育模式，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对上述教育目标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努力——有些教师做出巨大努力，但整个大的环境没有根本改变。而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的这种新科举制，即使无法实现彻底的愚民教育目的，至少在培养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脑残计划方面是成功的，也基本确立了谎言教育、庸俗唯物主义教育以及仇恨教育的成功。
9、在网络上，只要看看国人对历史的普遍无知，就知道这谎言教育是多么成功；只要看看那么多人支持死刑的理由，就知道庸俗唯物主义和仇恨教育是多么成功；再看看无处不在的谩骂和施暴威胁，就知道暴力教育是多么成功。
10、 2006年世界读书日，英国BBC调查中国人里有读书习惯的比率只有5%，而我从自己日常生活的经验里感觉，怀疑这样的概率可能还是偏高了。在我老家的那些城市和农村里，尤其是农村，有读书习惯的，我觉得有百分之一就了不得了——不搓麻将而读书，在当地会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情！许多人的家庭，除了孩子们的教材，是一本书也没有的，偶尔出现几本杂志，都还是城市人的生活而不是农村人的生活。
11、这样一个民智状态，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这样一个读书人倍感孤立无伴的氛围，再加上脑残教材和应试教育的重压，以及庸俗唯物主义甚嚣尘上、拜金主义日益毒化的社会伦理生活，会是一个什么后果？这个后果很简单，就是盛产心理不健康的各类障碍型人格。
12、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好，1949年以来的脑残教育也罢，一个共同特征是极度缺乏情感教育，作为普世价值的“博愛”在中国文化里从来就没有很高地位，多的是“私愛”，而少博愛。
13、将自己所喜欢的人财产化、私有化，是“私愛”的最大特点。于是因愛情而自杀、杀人者时有耳闻，因“私愛”而干涉子女婚恋者多如牛毛，因“私愛”而剥夺所“愛”者自由的也随处可见……
14、由于公民教育的极度匮乏，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这些涉及公德的品质在中国还十分稀缺；由于情感教育的彻底荒芜甚至扭曲，诚实、正直、勇敢、审美、高贵……这些既构成私德，也构成公德的品质，在中国同样稀罕。
15、公民教育的匮乏、普法教育的工具化，导致大量国人缺乏“群己权界”的基本观念，漠视公理、公德、公共事务，却干涉人的私生活已经成为国人顽疾。大量国人在公共事务面前怯懦以至于冷漠无声，却对他人的床笫之私挥舞“正义”的拳头，艳照门事件充分表现了大量国人在这方面的恶习。
16、当这样的社会文化侵入到个人生活中的时候，产生三种后果。一种是许多人的正常感情生活变得极容易被曝光，却又极度小心翼翼，绝大部分人不敢面对公众对绯闻的好奇、亢奋与“正义的”愤怒——所谓“生活作风”之类的婚外情问题会导致一个人彻底身败名裂；第二种后果，则是在原欲的煎熬和庸俗唯物主义的熏陶下，许多人突破底线伦理，从事性冒险活动（例如官员、商人以及一切权势者对异性的玩弄）；第三种后果，则是那些“私愛”极端化者借助这样的社会背景，名正言顺、义正词严地对无辜的第三人或者情感转换者进行报复性行动——有些甚至是恶性的刑事案件。
17、中国近60年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它的反文化、反文明，即使还遗留了少量的优秀传统以及对外来文明的接受，但总体上是上述性质。当代中国普遍存在的心理疾患以及大量存在的人格障碍，都与这一反文化的背景关系密切。许多人平时不会让人感到有何惊人之处，甚至很善良，但在遇到一些冲突事件（甚至也未必有什么真正的冲突）时却做出惊人的恶行。尤其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许多人的孤独感再加周围环境的恶劣，心理上无法承受的时候，就做出一些令人深感突然以及无法想象的事情，这都是人格心理上的扭曲长期积累后的爆发。
18、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可以说除了政府实施的暴力之外（公权力的暴行不具有可原谅性），一切日常恶性暴力事件中的当事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人幸免于不幸。除了那些受害者理应受到愛护和安慰之外，所有出现人格心理障碍的人，都是值得同情，并且应该救助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生存背景下，审视恶性事件中的加害者，才能在心灵深处给予他们悲悯与宽恕。这当然不包括法律上的宽恕，法律上的依良法惩罚是应该的，与博愛意义上的宽恕与悲悯是相协合一的。
19、西方的历史也好，我们身边的故事也罢，大量的情形在证明一个道理，越是具有悲悯情怀的人群和国度，人们越是亲善并且人格健康。正如暴力滋生暴力，愛也助长愛，大愛促成更多的大愛，大悲悯促成更多更深的悲悯。
20、即使无法一步到位地全面改革中国教育，至少应该在各级学校设置两门新的课程，一门是公民课——应当由大学法科硕士以上的毕业生去授课；还有一门是情感教育课——我不知道如何在国内寻找师资，但这样的课程已经刻不容缓，国内一时缺乏，就暂时先找外籍的相关专业教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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