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西和平起义始末(2) /赖慧鹏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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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西和平起义始末(续)

赖慧鹏



二、我到靖西后采取的几项措施

        靖西地区是广西省的第六行政专区,辖靖西、天保、敬德、镇边、向都、镇结、龙茗七县,位于广西的西部边境,北靠百色专区,东接龙州专区,西邻云南的广南、富宁县,南界越南的高平、河阳,总面积10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7.56万,90%以上是壮族,其余是瑶、苗、汉族。这里地势险要,又是三不管之地,历来是农民起义、游勇会党活动的地区。

        我赤手空拳来到靖西,人地两生,情况复杂,为完成李济深先生交给的任务,不得不从长计议,从基础打起。

        第一,改变对越盟的态度。靖西地区靠近胡志明领导的越盟中央根据地,如何对待越盟,是我面临的一个外交问题。我从民族正义感出发,赴任前找黄旭初谈,现在把大部分兵力摆在中越边境线上,说是防止越盟打进来,请主席想想,越盟现在是进行复国运动,赶走法帝,恢复独立,哪有力量来对付中国?我们应改变对越盟的看法,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黄旭初连连点头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有一点要注意,前几天才接在南京政府的密电,广西任何物资都不准流入越盟占领区。违者以叛国论罪,你要非常注意,不要给人抓到把柄。”我当即请他放心,保证小心从事。

        1948年初,胡志明派一个越盟“访华代表团”经靖西前往南京访问,团长是华务司司长兼物资局局长阮德瑞,两个随员(一个叫张超,一个忘了名字,解放后到南宁当过领事)。他们途经靖西时,被谢宗铿扣留,关了好几个月,南京政府多次来电,仍不肯释放,直至广西省府严令放人,才让代表团去南京。我到靖西一个月,便接到省府密电,说越盟访华代表团要取道靖西返越,要我妥为照料,负责他们的安全。儿天后代表团到达了,国民党还派两人陪同,一个叫徐殷(CC特务),一个叫唐卓峰(军统特务)。为便于监护,我把他们安排住在专署。这两人对阮德瑞寸步不离,我有些话要对阮说很不方便。一天,我安排他们游览大龙潭风景区,并秘密通知阮德瑞临行装病,留下来同我单独谈了一个上午。我告诉他徐、唐两人是特务,他们进越盟中央驻地太原是不怀好意的,建议出了国界到上琅州(时上琅州已解放),就设法把这两人留下,由阮单独回中央去,然后再写信给他们说沿途危险,请他们先返中国(后来阮设法甩开了这两个特务)。阮德瑞见我这样同情越南革命,非常感激,他就向我诉说了越盟斗争的艰苦情形:四面都给法国人包围着,只有一条路通靖西,现在连宣传用纸都没有,吃饭很困难,药品更缺乏,恶性疟疾流行,请我准许他们来靖西采办必要的物品。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便说:“你知道我的处境,上头是禁止物资进入越盟控制区的,不过你们可派个可靠的人来,由警察局长李俊章帮你们买,再派便衣武装把来人和物品一起送到上琅州,这样就安全了。”代表团回去后,指派张超为交通员,来过靖西多次采购物品,我还把私有的一千多粒美国产的治疗恶性疟疾病的“阿的平”、“扑疟母星”和手枪子弹送给他。他走时,我还写了一首七律诗赠别留念:

桐叶黄时使节来,迷檬云气喜初开。

庙堂已定安边策,关塞还须定远才。

圣战可期操必胜,妖氛何患炽难摧。

天河洗甲重逢日,我与先生把酒杯!

        阮德瑞返国后还给我来过几次信,说越盟中央对我送的药品和协助非常感谢,我的诗也在他们中间传诵着。

        第二,联络和保护进步分子。我到靖西后,首先是通过和开明士绅以及一般群众的接触,了解各阶层各方面人物的情况。经了解得知,靖西的卓锦湖、梁辑五、曾其相、冯玉霖,邓鸿绪儿个长老,他们思想比较进步、有正义感,敢于直言和关心地方命运,对本地的人和事了如指掌。他们是我的“活字典”和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再是从原有的案卷中找寻线索,定出保护或打击的对象。接事的第二天,前专员谢宗铿就邀我到他的住室,交给我一卷写着《特种案件》的资料,他说:“这本卷宗很重要,不放在档案室,规定由主管官亲自保管,靖西专区的共产党人和嫌疑分子的名单都在里边,你要收好!”我打开一看,有省立中学校长陈根才,县立中学校长吴个钝、教师凌焕衡、邝其琨、王仁才等十多个人的名字。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材料。

        当我掌握了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的名单以后,就尽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这些人。没有抓的,暗中保护,对他们的行动装作不知。已经抓了的,设法释放,或授意地方人士保释,好应付上面,例如《特种案件》中列名的王仁才,有一次被靖西县政府以行为不轨而扣留。卓锦湖、梁辑五两先生来找我,说:“王是个很好的教师,我们边关教育落后,很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请专员把他开释。”我就批字给靖西县府立即取保释放,还安排王在新办的《靖西日报》里当编辑。又如天保县师范教师何快,省府同时分别给我和天保县长来电说何快是共产党活跃分子,立即扣留,严刑追究其同党。我正考虑怎么应付时,天保县长来电话说,他已把何快逮捕,准备在解赴专署途中枪杀。我电话制止,并马上派专署督导员李为仁率一个班的兵力,专车到天保把何快“押”来靖西,放在专署楼上监护。卓锦湖、梁辑五等父老来说,何是好人,家里贫穷,能读到师范出来教书很不容易,边关正缺人才,无论如何要我保住他。我叫他们再联络多一些人联名担保。我在保书上签意见,说何是诚实青年,请省府同意保外释放。省府复电指责说,何快是在龙州师范读书时参加共产党的,不能保释,该专员何得把他放在专署优待,仰即押送县府监狱监禁听候处理!我只好照办,但仍然交待管狱员和法官林辉棻不能虐待他。关了几个月后才放他出来,并发给旅费和衣服给他去找游击队,与他同去的还有几个人。

        第三,外张内弛应付“大清剿”。1948年冬,广西省保安司令部发动一次全省“大清剿”,全省划分为若干个“清剿区”,统一制定“清剿计划”,规定肃清期限,严令各专员公署和驻军执行。靖西地区是清剿的重点,发下一个“靖镇地区清剿计划。”我接到命令后,思想很紧张,刚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个同我的秘密使命背道而驰的问题,怎么办?我找来主任秘书张鹤龄一同研究至深夜,都想不出两全的办法。张突然想起,说李任公不是叫你对待某些问题要“外张内弛”吗?他这一提,我茅塞顿开。国民党最喜欢外表上雷厉风行,喊杀连天,那我就来个“外张”,应付上方。于是,我在靖西召开全专区“清剿”大会,大造声势,所属各县县长、县参议长、县党部书记长、带兵官、地方士绅、商会会长、下雷警备区署署长,加上专署和保三团营级以上共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我传达省保安司令部的“清剿计划”,并在讲话中强调参加这次大“清剿”的所有军警团队都不得乘机肆虐老百姓,掳掠民财,违者严办;要求官兵一致努力用良好的军风军纪来与游击队争夺民众对我们的支持,以利完成“清剿”的任务。接着大家发言,出谋献策,热闹得很。我的这一做法得到省方的赞许。同时又达到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的目的。

        开完大会,我就兵分两路“进剿”,故意把圈子划大,迁回路线拖长,让游击队有时间跳出圈外。右路部队为专署直属营两个连、保三团一个营,由专署保安副司令韦高振指挥,从靖西城向西走,经龙临、安德、德窝,折向南面的六蓬、千蓬、而良,直到越南边界的台洞,绕着大圈子打转转。左路部队是保三团两个营,由团长肖湘汤指挥。从靖西城往南经化炯到越南边界,再向南坡、会仙拐,这样一包抄就走了五、六天。然后规定左右两路在台洞会师,合击游击队的主力。结果处处扑空,一个游击队员也抓不到,倒反是副司令韦高振在老虎跳山下,中了游击队的伏击,惊落马下,幸未中弹。

        游击队也看出了我当时的意图。一年后靖西和平解放了,游击队负责人罗征军(时化名李荃)对我说:赖专员,你在大“清剿”会议上那个讲话我们研究过了,认为你的做法另有深意,游击队是分散的小部队,只有突然袭击,才可能找到,象这样大摇大摆会师台洞,游击队不是早就走光了的吗?

        第四,掌握和扩大武装力量。按照李济深先生的指示,起义最重要的环节是掌握好军队。驻防靖西的保三团团长肖湘汤,是我黄埔四期的同班同学,他曾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我,我也乐于同他共事。谁知在大“清剿”中他表现很坏,保三团所到之处,掳掠一空,他们沿途拉了100多头耕牛,除在驻地屠杀拍卖外,还带回30多头,绑在团部门口拍卖,不少官兵也把抢来的衣服等物在靖西街上摆摊出售,群众意见很大,影响极坏。肖湘汤还在平孟抓回四个老百姓,说是在阵上俘获的游击队员,要求要我枪毙。我很为难,地方父老纷纷来保,说保三团根本没有同游击队打仗,所抓的都是无辜百姓。梁辑五还认出其中的一个是孟平街上打铁匠的儿子。我认为既无交战,何来阵上俘虏,就叫卓锦湖、梁辑五等父老具保释放。肖湘汤大发雷霆,对韦高振说:“我辛辛苦苦打仗抓来的共产党员,几个老头子一讲,专员就放人,以后别想我替他打仗了。”韦高振等劝我先别放人,暂关起来,以平保三团的气。儿个月后才放了这几个人。通过这件事,促使我下决心“去掉”肖湘汤。19495月,我去桂林开会,找黄旭初诉说了肖的丑行。黄说,那就换一个人。儿天后省保安司令部下令免去肖湘汤的团长职务,由谭萍接任。谭初到靖西,对我还要尊重几分,因此同保三团的关系也就缓和下来。

        我能够直接指挥的武装只有专署直属营,辖四个连,装备较好,营长刘世安和几个连长都是谢宗铿的同乡天保人,军纪不好。但我一上任不能来个大换班,总得慢慢工作,物色好人才换。1949年初,一个在靖西县府工作的陆川人吕承仁,因事被拘,他写信给我申诉无罪,我又了解到他很能带兵打仗。于是向省府连续反映,把他释放并委任为直属营副营长。刘世安看到风头不对,自动辞职,我便报升吕承仁为营长,他感激图报,表现很好。另有保三团连长张铁汉,要求调来专署,我委他为副营长。直属营又有两个连长辞职,我即批准,换上了广东人张志远和在怀集跟过我的覃超廷(横县人)。调整后的直属营,成为我掌握的基本武装力量。

        靖西至镇边是广西第二条重要的贩鸦片烟路线(第一条是百色),沿线有烟匪数百,多是国民党的退伍官兵和惯匪,自带武器,打仗凶猛。他们成帮结队,每逢大批烟土过境,都派武装护送。1948年秋我上任不久,一天,靖西县长于东聘找我秘密反映说:有200余烟匪雇用挑伕担运大批枪、弹和布匹、洋纱等物品,于中午到达离靖西县城西约50里的上表乡,准备晚饭后取道大道乡开往云南省广南、富宁等地购买烟土。我果断决定,派一个连的兵力连夜赶到前面堵击。由于事出突然,烟匪根本无力还击,这一仗打死土匪20多人,缴获步枪七八十支,驳壳枪数支和子弹数千发。事后,我即电黄旭初汇报。记得他复电中有“烟匪横行边境,向极披猖,吾兄下车伊始,即予痛歼,缅念贤劳,特电嘉奖”几句话。从此烟路断绝,烟匪生活无着,一再托人要求政府收编。我将在靖西招安的土匪编为“南区警备队”,武装都是他们自己的。后来又招安了镇边县边界陆产业股匪,有100多人枪,编为一个营,没有补充武器,只给了2000发子弹。1949年春夏,奉广西保安司令部的命令,我把专署直属营和上述招编部队,扩编为保安第六独立团,团长由副司令韦高振兼任。

        第五,调整和团结军政人员。靖西专区部队掌握在副司令韦高振手中。韦是钦州小董人,十多岁就流落到靖西当土匪,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他参加过红七军,留下来坚持斗争,但经受不起威迫利诱,投降了国民党。他会打仗,就是没有文化,头脑简单,对我还算尊重,如何把他收为我用,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我同张鹤龄、王达汉谈起此事,他们认为韦高振迷信思想严重,凡对天发过誓的事绝不改变,建议用结拜兄弟的方法笼络他,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靖西的主要军政人员去。这事由张鹤龄、王达汉分头串连,大家都很赞成,觉得时局动荡,应团结谋求出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19493月,副司令韦高振、王达汉、保三团团长谭萍、广西银行靖西办事处主任曾之麟、靖西县长于东聘、天保县长周克邦、靖西警察局长李俊章、专署主任秘书张鹤龄、督导员韦兆安等10人,选定在天保附城云山的岩洞里,在关公、岳飞象前举行结拜仪式。我没有去参加,但写了年庚和誓词交去,他们推我为大哥。这些人都是靖西地区的军政实权派,有了这层拜把关系,我指挥他们就顺手得多了。

        我除了抓军队以外,就是抓各县县长和专署干部了,我对他们都慎重地加以调整。向都县长黄显文是国大代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他投了赞成票,省府给他当县长,但能力不行,上任几个月就给游击队抢了县府附近的粮仓,我请求省府撤换,委任张鹤龄为向都县长,给他一部电台,叫张负责联系东边三个县,保护电线和交通的畅通。西北边的敬德是最小最偏的县,原县长黄某庸碌无能,要求辞职,我把能力很强的拜把兄弟韦兆安派去当县长;又派为人忠厚、同情进步的原南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黄镇去任民团司令,使他俩更好合作。下雷是靖西、大新两县交界的缺口,隔河是越南,原来的下雷警备区被撤销后,越南那边的土匪、小偷经常过界扰乱。1948年秋黄旭初、李新俊巡边抵靖西时,我写报告恢复下雷警备区署,立即得到批准,并派黄埔同学古兆瑛为署长,设立了五六十名武装,靖西专区就增加了一个县级单位一一下雷警备区署。专署机关我也进行了调整。另一个保安副司令伍宗骏,1948年底调到省保安司令部当社会联络处长,我报准提王达汉为副司令,他有文化,能办事,正好同韦高振互为补充。

(待续)

原载《广西党史》,1994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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