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结局迥然不同的两位偷面包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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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读到两个偷面包的故事，一个发生在今天的中国沈阳，一个发生在1935年的美国，时间相距72年，故事主角都是女性，但命运却迥然不同。中国那位偷面包的女孩最后因深感无助与无望而自杀，尽管有许多迟到的同情与愤怒，但生命之花毕竟无可挽回地夭折了。而店主在事故发生后的冷漠无情与一些似是而非的专业评述，让人再次深感在这个“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社会里，人们的同情之心已被磨灭近至于无。也因此，笔者感到有必要讲述那个发生于72年前的美国故事――当然不是期望这个故事能使中国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但希望国人知道在一个社会成员关系正常，彼此互信的国度里，偷面包的故事会有另一种激发人类同情向善之心的结局。

　　下面简述这个故事：

　　1935年，纽约市长拉古迪亚（Fiorello LaGurdia)曾在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法官裁定：“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那时的物价大约是8美分一杯咖啡，10美元的罚金绝非这位穷苦老太太所能缴纳，否则她也不会被迫去偷几美分的面包了。因此老太太只能”选择“拘役。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审判结束后，身为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无声地捐出50美分。

　　这只是许多关怀贫弱者故事中的一个。二战以后的美国，由于民权运动的不断推动，社会对弱者的关怀已经蔚然成风，并已成为社会政策的设计出发点。以教育为例，美国公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社区居民的房地产税，富裕者集中的区域自然办学经费充足，学校质量相应也高。为了使穷人的孩子能够搭便车，许多州的法律规定：房地产开发商在建造新的社区时，必须按一定比例建造低收入房。因有这项政策，不少穷人的孩子得以在条件较好的社区公立学校上学――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将穷困者与富人隔离开来，与今天中国刻意建造将穷人屏蔽在外的富人社区有着完全不同的人道考虑。

　　除了联邦与州县的各种政策之外，还有各种自发的社会帮助。尽管美国的社会政策给予贫困线以下的人以生活与医疗保障，但从事救助贫困者的机构仍然不少。我在社区公共图书馆的海报栏里不止一次读到这样的消息：与穷孩子一起共进午餐。邀请机构列明时间、地点，邀请公众与贫困家庭的孩子一起午餐，参加者付自己与一位穷孩子的午餐费之外，可按自己的心愿捐助。募来的钱将用于为这些孩子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与学习用品――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聚会，来者尽管只有二十多人。但举办者认为，募款只是这种聚会的功能之一，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即使对陌生人的求助，美国人也不会无动于衷。在从纽约到新泽西的火车上，我曾两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火车开动后，一位乘客站在车厢的入口，陈说自己遗失了钱包，希望其他乘客能够解囊相助，帮他购买一张火车票。这种求助从未遭到拒绝，车上的人大都一元、两元地出钱，帮助丢包者凑足一张车票钱。助人者行之自然，求助者也比较自尊，拿到够买车票的钱之后就停止求助――这种情况当然只可能发生在社会成员互信且均将人格尊严看得很重要的国度，不可能发生于中国这种借行乞“发财”建房、社会成员缺乏信任且互相疑忌的国度里。

　　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但显然忽视了一条：社会和谐的首要前提是社会成员在人格上须是平等的；其次所有社会成员在权利上必须是平等的。恃权者可以任意压迫无权者的社会，不仅无法和谐，最后连人类的同情之心都消灭罄尽。

（《华夏电子报》2007年5月31日，第 19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