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正 义 的 胜 利
夏日的早晨，西安这座古城还没有完全苏醒，大街上没有行人车辆，只有几个清道夫在扫马路。城市的清晨比夜晚还安静，露水涤净了暑热和烟尘，空气格外清新。一辆人力车拉着我和简单的行李到火车站去，我像是在梦中一样恍惚。
我在告别文明，告别现代生活，到古老的塞外去，我竟联想到了苏武牧羊。塞外是什么样子？我能想象得出来，因为我生长在沙漠的边缘，我熟悉古老和洪荒。从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就向往江南水乡，从妈妈的嘴里，我听过江南的奇山秀水和人情风物，我的根在江南。然而我现在却要向比沙漠边缘更北的远方去。看来，我只是一蓬沙蒿，只能去亲近沙漠，移植不到水乡的沃土里去。
我带着这样的惆怅和遗憾离开了西安，坐上西去的火车到达宝鸡，换乘汽车到甘肃固原（现属宁夏），去等待北上的车辆。
当时从甘肃经宁夏到绥远没有客运长途汽车，旅客只能碰运气找运送军用物资的军车，付给司机一定数量的酬金，搭他的便车，叫做“搭黄鱼”。搭黄鱼自然很困难，能碰到顺路的车就不容易，碰到了还要看司机的脾气，拒载或索要天价的情况是常有的事。
本来我不需要这样低三下四地去搭黄鱼，只怪我过于粗心大意，居然忽略了姐姐信里的嘱咐。原来姐姐在陕坝已经替我安排妥贴了，信上写得明白：有一个绥远省的军运车队从西安返回陕坝，随车返回的有一个绥远省的代表团，姐姐和这个代表团联系好了，要我去找其中的某几位，他们就一定会带我上车回陕坝。但是那封信被我丢了，信里的这一重要内容竟然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错，是由于突然传来的姐夫的噩耗把我震昏了的缘故。
在固原我等到了一个车队恰好就是那个车队。如果姐姐信里的嘱托我还有一点朦胧的印象的话，即使不记得该找的人的姓名，只要找到那个代表团，报出我自己的姓名，也完全会得到照顾的，无奈我的脑子里连点影子都没有留下。
我去找车队的队长，竟被一口回绝了。我不敢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只好苦苦相求，表示不会少付酬金。队长一听“酬金”断然说：“我们决不能收钱，那是违法的。”我第一次尝到了对着一副冷面孔低三下四苦苦央求的滋味，真是把好话说尽了，队长才松了口，嘱咐道：千万不要让后边那些人知道我是搭黄鱼的。他所指的“那些人”正是我该找的代表团。
这个车队有十五辆大卡车，和我一样搭黄鱼的旅客约30多人，被分别安排在前边的五辆车上，代表团则坐在最后的两辆车上，中间隔着八辆车，彼此遥遥相望，却没有说话的机会，这是队长的巧安排。他不肯收我的酬金是看着我像个公职人员的模样，还带着“仆从”，怕我到达目的地后跟他算账。如果我是商人，他就可以任意敲竹杠了。
至于“仆从”，是在固原旅馆里碰见了一个30多岁的榆林人，一见面就和我攀同乡，对我的热情真是超乎寻常了，就像一个忠顺的仆人对待主人似的，照顾得无微不至，使我很不自在，我一再谢绝，他却丝毫不减殷勤。我暗想他必是有求于我。果然他向我大诉其苦衷，说他本想去陕坝谋事，不料在固原等车时间太久，路费告罄，现在已身无分文，进退维谷，身陷绝境，求我看在同乡的情分上，带他到陕坝去。对于这样的要求，我无法拒绝，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义不容辞的，估计一路用费，只要精打细算尽量节俭，还是可以帮他这个忙的，于是我就答应了。他在队长面前竟说他是我的仆从。
这个车队的每辆车都满载着军用物资，像去陕南的长途汽车一样，货物上码行李，人高高地坐在行李上，不过条件要优越得多，军车都是较新的汽油车，没有抛锚和推车的麻烦，而且乘客少，不拥挤。
车队快到中宁时，队长对我说：“你们找别的车吧，不能再拉你们了。”我明白，他没收我的钱，不甘心让我们白坐车。我除了说好话之外，表示到中宁后请车队全体人员喝酒。在中宁的旅馆里我摆了两桌酒席，请他们赴宴，这样才没有被赶下车。
在中宁又有一位旅客上车和我坐在一起，我们互通了姓名，他叫靳仙洲，是老北大毕业，比我大十岁。但年龄没有形成我们之间的隔阂，我们有共同熟悉的事物，有相仿的见解，于是谈得很投机。
路过青铜峡的时候，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战争阴影里生活了8年，人们的那种压抑感、束缚感、窒息感陡然解脱时的轻松、舒畅、激动、快乐、狂喜以及痛定思痛的感伤纠结在一起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文字来表述的。车上车下的人们都在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我们胜利了！”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们都在热情地交谈着，争着抢着抒发己见，用不同的语言阐明着：是公理的胜利，正义的胜利；侵略、压迫、灭绝人性的残暴、屠杀、掠夺，最终是要受到正义的审判的！
我和靳仙洲纵谈着国家的未来和个人的前途，我们都很乐观，我们相信中国将会实现民主和自由，这应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车快到银川，荒山野岭、干枯的土地和沙漠都被车队抛到了后边，车队驰进了一个绿色世界。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银川，果真是名不虚传，这里满眼是阡陌纵横的田畴绿野，成行的青葱树木，流水潺潺，空气湿润，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但是即将进入银川市，却增加了重重顾虑，因为在西安，在途中听到关于银川的传闻太多了。银川被描绘得不像是中国的地方，倒像是充满恐怖的异国他邦。据说银川遍布着军警密探，对外来人进行敌意的监视，制造无穷的麻烦。据说外文书籍和有俄国人名的书籍都被看作是带有危险倾向的宣传品，否则为什么不用汉字写书，而要用大家都不认识的怪字来写书呢！至于“××夫”、“××斯基”一类的名字都是共产党。所以我的一些英文书籍讲义，包括《英汉词典》和一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只好忍痛丢在西安李铭传家里了。车上有熟悉银川情况的旅客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住小旅馆，最好住马鸿逵四姨太开的大旅馆可保平安。如果住小旅馆，查店的军、警、探轮着班儿来捣乱，走了一拨，又来一拨。行李被褥连同身上穿的衣服，都要摸了又摸，捏了又捏；箱笼要翻个底儿朝天，书籍是一页一页掀着看；如果发现你在书上画了什么符号或批了什么字，就得把你请到什么地方去拷问一番。即使每一拨检查都没有找你的麻烦，仅就这轮番检察下去，能把你烦死，你就一夜别想合一会儿眼了。
车队进入银川市后，我们就去找马家四姨太开的大旅馆。这家旅馆醒目地开在银川的繁华街道上，条件不错，当然价格也不菲。我们过了一个平安夜，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早知有此安全的“避风港”，我那些书籍就不该丢弃了！
离开银川，车队沿着黄河北上进入了一个黄土世界。陕坝——绥远省的战时省会就坐落在这个黄土世界之中。光秃秃的土路，低矮的土屋，看不到一棵树，极目望去一片灰黄，连人也是一律的土色。
这里需要补叙一笔，就是那个中途邂逅的榆林人，我把他从固原千里迢迢带到陕坝。一路上他与我同吃同住，一切住店、吃饭的开销，概由我来承担。到达陕坝后，我考虑到他在日内未必能找到落脚之地，又为他预付了两天的旅馆费，并送给他足够两天的生活费。在那样艰苦的年月里，我对这个非亲非故、萍水相逢的陌路人，也算得上是不薄了。一年以后，我在归绥街头看见了他，他穿着军服，佩戴着少尉领章，说明他混得不错，当了一名小小的军官。我怀着故人重逢的喜悦准备招呼他，不料，他发现了我，一低头，避开我的目光，加快了脚步，和我擦肩而过，像是落荒而逃似地没入人群之中。我才知道，我又上当了，遇见了一个白眼狼！我本想拽住他问问：“认识不认识我？”随即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何必找气生，与无情无义的人保持远距离最好。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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